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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眷之外，后房叙事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阉奴。由于《波斯人信札》所注重的是理论的探讨与思辨，因此对信件本身所具有的促发行动的特性并不十分重视，较少体现出后期书信体小说中那种“信即行动”的紧迫感与现实感。然而，阉奴在此是一个例外。他们几乎承担了信件的所有行动功能，在推动后房情节发展的过程中，阉奴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作为连接内外世界的枢纽，他们身上也具有明显的复调特性，而这种复调性，则体现在性别差异与权力结构的方方面面。
阉奴本来身为男子，却在后天失去了男性的生理特征。而他们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一步，孟德斯鸠也在文中有过简要的交代。比如，老黑人阉奴总管曾在给郁丝贝克的自述中写过，他十五岁就从家乡非洲被抓走，卖给了第一个奴隶主，该奴隶主见他形容严肃、沉默寡言，认为他非常适合去做后房的工作，“便命令将我彻底改变成那种人，给我做了手术”。对于这种非人的折磨，总管却紧接着向郁丝贝克表达了自己的庆幸之意，“起初非常痛苦，后来我感到幸运，因为这使我成了主人的耳目和心腹”（L 64）。由此，便看得出阉奴制对人性的扭曲。主人分明是买卖奴隶的市场源头，是令非洲青年家破人亡的元凶，是下令戕害奴隶、令其变成非男非女的残忍凶手，到头来，奴隶却还要自称为此种苦难而感到“幸运”，因为正是他重大的丧失才令他有资格成为最合格、最贴近主人的奴隶。
然而，当阉奴总管面对同为仆从的友人，他便脱去了言辞的伪装，吐露对这种“幸运”的真实看法：“有多少次，我晚上就寝时还得到信任，早上起床时就失宠了！有一回，我在内院外面屈辱地受尽鞭笞……我一直在这一严酷的处境下讨生活啊！”（L 9）可见，即便被剥夺了男性性征，阉奴依然无法获得主人的完全信任，遑论尊重与善待。只要主人稍不如意，随之而来的就是苛责与惩罚，无论何时，无论主人远在何地，永远对他的奴隶们保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在第21封信中，由于一位白人阉奴进入了嘉琪的房间，郁丝贝克便对阉奴总管去信大加斥责：“你们是什么东西？只不过是我可以随心所欲毁掉的微不足道的工具……你们要是背离自己的职责，我就把你们像虫子一样踩死。”阉奴自居为主人的“耳目”“心腹”，可事实上，在主人眼中，他们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工具，是随时可以踩死的虫子。如果说后房女眷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于男主人的情欲，那么阉奴的存在就是为了服务于各种情欲的衍生需要，他们是附属的附属，是低贱中的低贱。“这种卑贱小人……他们以替别人看守女人为荣，以从事人间最下贱的工作为骄傲，就连他们的忠诚——这算得上他们唯一的品德——也是可鄙的，因为他们的忠诚是出于羡慕、嫉妒和绝望……”在第34封信中，黎伽就很直接地表达过自己对阉奴的观感，可见，就连阉奴们为之全心全意服务的权力上层，对阉奴也不会有半分欣赏，而只有无尽的鄙夷，认为这些被批量制造出的阉奴都是人渣、败类、变态，其价值就在于活得毫无尊严，“他们受到倚重，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配受到尊重”。而黎伽之所以称阉奴“不配受到尊重”，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身体上的缺陷，更因为他们“千方百计以折磨弱者为能事”。
尽管阉奴们因受到奴役、因被剥夺自由而感到痛苦，但他们也为自己是主人受宠的奴才而感到骄傲，甘当奴役他人、迫害他人的帮凶和打手，有时，甚至出于无处发泄的报复心，他们就以将恶行施展于比自己更加弱小的人们身上为快事。譬如说，在第41封信里，阉奴总管就借口一个奴隶的死去，要求一个健全的年轻人接受阉割手术来填补空缺。“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都必须让他就范……和我一起生活在这个令人生畏的地方，生活在这个他连看都不敢看一眼的地方。”事实上，只因这个少年曾讽刺过他，阉奴总管就怀恨在心，他不仅派花园总管去整治这个少年，让他干非人的苦活，还想强迫他接受腐刑，同时又声称这完全是为了主人的利益而着想。正如斯塔罗宾斯基所说：“阉奴是暴君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身上矛盾地充斥着各种相悖。” [1]
如果说，在主奴的权力架构中，奴隶处于绝对低位，只有甘愿受主人摆布与侮辱的份，最大的“反抗”不过是向同僚发出对生活的抱怨，对比自己更为低贱之人施展虐待，那么在半主半奴，或者说亦主亦奴的权力关系中，阉奴则表现出更为丰富与复杂的一面。在后房之中，这一种权力的制衡主要体现在阉奴与他们的服务对象——后房女眷的互动之中。在后房女眷的眼中，阉奴既是奴才，又是男主人的权威的代表，她们既要接受他们的服侍，也要接受他们的管理。因此，在接受服侍时，她们会把不敢对男主人发泄的被管束的怨恨倾泻在阉奴身上，而在接受管理时，她们又会因阉奴的低下身份而拒不配合。阉奴在权力结构中的尴尬处境使他们不断遭受到服务/管理对象的欺压和刁难，“这些爱记仇的女人，每天总是千方百计地报复。”（L 9）正如我们上一节所说，在专制体系内，后房女眷长久处于失语和失权的状态，但她们并非全无权力，阉奴正是她们施用权力的对象。除了想出各种办法耍弄阉奴，她们也会利用女性的魅力去操纵男主人，间接对阉奴进行报复。“她们都一心想置我于死地……她们在枕边能说我的好话吗……在主人神魂颠倒的时刻，我失去了全部保障……成为床笫欢爱的交易和哭诉达成的协议的牺牲品。”（L 9）当阉奴以男主人的名义约束女眷的自由、干涉女眷的行动时，女眷出于报复，又会将性当作置换条件，来换取男主人对阉奴的惩罚。男主人——权力的掌握者，在某种程度上却沦为博弈双方的棋子，被奴隶和姬妾来回利用，以便彼此戕害。
女眷之所以憎恨阉奴，就因为阉奴不只是奴隶，在女眷面前，阉奴某些时刻也等同于男主人的代表。因此，我们不止一次在来往信件中看到，郁丝贝克向阉奴授予自己的权力，或阉奴向郁丝贝克乞讨他手中的权力。而阉奴手里的权力在理论上可以无限接近男主人本身所拥有的权力，譬如在结尾处，执行对后房的血洗政策——也就是说，阉奴的权力大到可以对后房女眷的生命进行直接处置。即便撇开此等极端情况不谈，在日常运转中，阉奴也仍然具有压制女眷的权力。“对所有这些女人，我自然地充满憎恨……凡事绝不马虎，满嘴责任、道德、廉耻、正经等字眼。我不停给她们讲女人的弱点、主人的权威，让她们断绝一切邪念，然后又自怨自艾，说自己如此严厉，实在是迫不得已，似乎想让她们明白，我完全是为她们自身的利益着想，对她们十分关心，毫无别的动机。”（L 9）一旦阉奴怨恨女眷，便会借主人的权威来施行自己隐秘的报复，以道德的遮羞布来掩藏自己的私心。在百般阻挠女眷自由行动的同时，他还会做出为她们着想的样子，使她们无从拒绝、无法抱怨。
由此，我们观察到一种有趣而残酷的权力闭环，也就是互为主奴、彼此制衡，处于此种境地，便只有一刻不停地博弈，以占据短暂的上风，并维持长期的平衡，正如阉奴所说——“我与她们之间，控制与服从，像潮起潮落一样互相交替”（L 9）。而阉奴与女眷之间这种深刻的对立和仇视，既源于权力架构的扭曲，也是更深层次的性别扭曲的产物。首先，阉奴因被剥夺了最重要的性征，使他们不得不承受他者的审视与自我的疑问。在第53封信中，泽丽丝对郁丝贝克提到，一个白人阉奴想求娶自己的婢女，对此她大发议论：“他时刻准备献身，可总是无能，只能欺骗自己，也不断欺骗她，让她承受他的处境的全部不幸。”在女性的眼中，阉奴根本就不是男人，而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次等品，哪怕相貌堂堂，也只是“虚有其表”而已。他们在生理上巨大的、永久的缺陷注定了使他们陷于心理上的缺陷，他们对自身的不满和怨恨也终将转向他人。必须承认，泽丽丝对阉奴的心理阐述得十分到位，就在老阉奴总管回顾一生的第9封信中，他自己也对类似的心理有过详尽描述：“唉！人家取消了我身上情欲的功能，却没有取消我身上情欲的根源；我非但远远没有得到解脱，周围的一切反而不断刺激我的情欲。”通过这一段独白，可以清楚地知道，阉奴虽然被割除了性器官，但性欲的冲动却依然存在，而且由于欲望已彻底失去了外化的工具，所以变得愈加激烈并且绝望。“我无时无刻不感到冲动，天姿国色、千美百态呈现在我眼前，仿佛是故意要使我难受。更不幸的是，我眼前始终有一个幸福的男人。”阉奴一方面要日夜面对无望的情欲的刺激，另一方面还要目睹主人肆意挥洒自己的欲望，这不啻一种精神上的酷刑。而阉奴作为一个依然具有性冲动的男性，长期被放置在高度刺激的环境里，又有可效仿的对象，还能够按照礼法来约束自己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波斯人信札》中不止一次透露出，白人阉奴经常出现与自己女主人关系暧昧的情况，而至于为什么不是“黑人阉奴”，原因很简单——“她们因为身边总守着一个黑人阉奴而感到不舒服，已经厌倦于看到这些丑陋的人。把这些人派到她们身边是为了防止她们背弃自己的丈夫。”（L 21）出于种族歧视，女主人们不愿选择黑人成为自己的情夫，而往往青睐于长相俊俏的白人阉奴。然而，也并不是没有例外。郁丝贝克院中这个成日板着脸孔管理女人们的老黑人阉奴总管，当他年轻时，就曾是另一所后房中一位姬妾的秘密情人。“作为宣传与管理机器的阉奴们所保证的团结与秩序随时都会令人失望，尤其当管理者是个傻瓜（imbécile）的时候。” [2] 老阉奴就生活在这样既严格禁欲、又春情涌动，既残酷、又放纵的变态环境中，直到终于老去，方才得到平静。“在情欲方面进入了平静的境界，看到那些女人，完全无动于衷了。”从此，他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古板、刻薄、严厉的管理者。而他之所以满口礼法道德，并不是打心底认同这一套，而只是出于自己不可言说的阴暗心理。“我剥夺她们的一切自由，仿佛是为我自己禁锢她们，总感到一种间接的满足。能够统治像一个小小帝国的内院，这稍稍满足了我仅剩的欲望——野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郁丝贝克离开许久后，阉奴总管依然孜孜不倦地为后房购入年轻貌美的姬妾。占有、锁闭这些令八方称羡的美丽女人，看着她们独守空房，被夺走情欲和自由，看着那些曾薄待自己的女眷因新人的到来而惴惴不安、充满痛苦，“满足的已不再是男主人的性欲，而是阉奴自己的野心” [3] 。阉奴长年累月地目睹作为男性的主人对女性无条件的拥有和支配，难以不生出羡慕与觊觎之心。通常来说，性与权力，是男性实现和证明优势地位的武器，因此，阉奴在年轻时，会窃取主人的女人，而在年老后，又会通过间接地实施主人的权力来管束这些女人，而这两种朝向女人的行为，无外乎都是为了弥补深层的、被剥夺的男性自尊。黎伽说阉奴是“男女两性的渣滓，对两性都存有强烈的报复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正因为阉奴对男性有着报复心，所以才会偷窃主人的女人，滥用主人的权力，而对待权力架构中比自己更为弱势的男性，则会想方设法也去除他们的性征、剥夺他们的人性和尊严。而在对待女性时，阉奴一方面通过偷情的办法来降低她们的道德、“拓宽”她们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通过严格管束的方法来提升她们的“道德”、剥夺她们的自由——“遇到向她们发号施令的机会，我简直觉得自己重新变成了男子汉。”这两种看似完全相反的行为方式都指向同一个目的：找回男性自尊。
阉奴是《波斯人信札》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存在，他们都有着悲惨的过往，在威逼或利诱下遭到酷刑，从此后，无尽的残缺和痛苦就伴随着他们。他们永远无法实现的欲望、自尊都化作阴暗的心理和变态的行为。他们在强者面前瑟瑟发抖，在弱者面前飞扬跋扈，这种既可怜，又可恨的双重形象使阉奴陷入了一种比其男主人更激烈、更尴尬、更不可调和的自我分裂的危机，也赋予了他们明确的双重声音特征。
总体而言，《波斯人信札》基本上是《论法的精神》的文学化，是一部阐述启蒙运动纲领的作品。在当时的法国，因绝对专制、宗教迫害、奢侈腐败等问题而造成的社会伤害已逐步暴露出来，小资产阶级的声音需要被听到，民众的困苦需要被看到。孟德斯鸠以独有的敏锐捕捉到了社会的风向，借文学的影响发动思维革新。孟德斯鸠显然意识到，当一个人沉浸于自身所处的社会氛围时，一切都是既定规则，所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都出自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那么他是无法以客观的立场去对所处环境进行判断的，也因此而无力发现那些不合理、不正确的现象。或许正出于这一种考量，他特意选择了郁丝贝克——一位站在东西方文化交界点的人物来重新审视人们习以为常的风俗与社会，在法国民众与法国社会之间创造出一种新奇和陌生的距离感，试图引导国民以异乡人的眼光来客观审视自己的故乡，以使那些因无处不在而被漠然置之的问题再度以全新的视角跳脱出来；人们会发现，假如说文化习俗、婚姻制度都可以因为视角的区别而殊然迥异时，那么宗教信仰、政治体系等一样不过是囿于偏见和习俗的产物，任何制度都不是唯一的真理，人们的判断力永远处于文化教育和社会习俗的潜移默化中。而一旦跳出了固有的文化视角，人们就会对屡见不鲜的事物生出惊讶，继而是思考。“哲人的任务不是直截了当说出点什么东西就算数的，偏激的、锋芒毕露的言辞会给社会生活的基础造成危害，社会的教育——尤其是政治教育——不是轻而易举地传送一条信息就奏效的，而是要由它努力激励自己最优秀的学生，去反思他产生疑难的过程和他自身经历中发生的困惑。”
这与我们东方的孔夫子所说的“循循善诱”不谋而合。当一个人开始以全新的眼光观察、质疑其所处的环境时，变革的可能性、必要性也就随之浮现而出。
更具趣味的是，与《葡萄牙修女的情书》相比，同样作为书信体形式的《波斯人信札》其内部声音变得更为丰富，甚至是嘈杂。这种丰富和嘈杂不只体现在发出声音的人物增多，更主要体现在人物自身声音所包含的复调性之中。“在《波斯人信札》中，作者的消失造成了一种效果，那就是每位写信人都是独立的；鉴于其书信体形式，书中有多少写信者，也就有多少作者。” [4] 包括主要人物郁丝贝克在内，他的后房女眷及阉奴，都具有相当强烈的复调特性。这种复调性为人物提供了无处不在的内部声音冲突，增加了人物的层次感、立体感和真实感。同时，也有学者，如伊丽莎白·温格罗夫（Elizabeth Wingrove），通过分析书信体中弱势群体的“失声”“沉默”来强调书信体的表达功能：“性质暧昧，既是私人，也属公共，既是表达，也是策略，既是材料，也是修辞，书信为非法的表达者带来了政治性的竞争机会。” [5]
应当说，多声道书信体为权力架构中的强者与弱者都提供了展示声音的舞台，甚至连其中的种种沉默都可以被视为政治性表达，这显然为小说带来了高度的复调特征。尽管如此，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依旧可以明显地感到，所有人物都被一个更高的声音统御着，“在诸多声音里……有一位隐匿的，而又无处不在的作者……” [6] 这位作者无疑便是孟德斯鸠本人。无论是郁丝贝克还是黎伽，无论是后房女眷还是阉奴，他们都像是孟德斯鸠的传声筒，以自己的声音来传递作者对世界的思考和看法。孟德斯鸠在对比东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对当时西方封建特权的消解、宗教权威的分崩、资本主义爆发的大趋势、司法体系的成熟，以及工商、科技、商业飞速发展等予以了充分肯定，但也毫不掩饰地批判了某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虚荣、浮夸等；而在对西方的种种进行瑕不掩瑜的颂扬的同时，孟德斯鸠对东方的各种制度进行了几乎鞭辟入里的完全否定。这种态度从他对郁丝贝克的个人生活故事线的处理就能看得出：在政体和宗教上接受了西方影响的郁丝贝克最终变得和平安适，不再受到无休无止的折磨，而在私人生活领域始终不肯向西方让步、只愿恪守东方专制伦理的郁丝贝克最终却陷入了无比血腥的家庭危机之中。可以说，思想领域的郁丝贝克是东西方融合的正面例子，而私人领域的郁丝贝克则是东方文化的反面教材，以显示更加开放自由、更适合人性的启蒙文化才是正确的方向。实质上，孟德斯鸠是在借小说之名做个人观点的宣讲和传播，“《波斯人信札》的性质与意图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只有那些自甘蒙蔽之人才会被蒙蔽。” [7]
《波斯人信札》的成功之后，陆陆续续冒出来不少仿作，如我们在前文提到过的《一位土耳其人写给他君士坦丁堡朋友的信》《犹太人的信件》《莫斯科人的信件》等等，都是通过外国旅行者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欧洲，借由他们与留在国内的亲朋好友的通信来传达作者本身的想法或思考。从这一角度来说，所有这一类通信作品都可以看作是理论和观点的文学化，无论人物如何众多，人物内部的冲突又如何丰富，依旧是被统御在作者用来表达自我观念的权威领唱之中的。
[1] Jean Starobinski,“Les Lettres Persanes: Apparence et Essence”, Neohelicon : (2) 1974,p. 106.
[2] Aram Vartanian,“Eroticism and Politics in the Lettres Persanes”, Romanic Review : (1) 1969,p. 23.
[3] Diana Schaub, Erotic Liberalism: Women and Revolution in Montesquieu’s Persian Letters .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5,p. 133.
[4] Jean Starobinski,“Les Lettres Persanes: Apparence et Essence”, Neohelicon : (2) 1974,p. 84.
[5] Elizabeth Wingrove,“Sovereign Address”, Political Theory : (2) 2012,pp.64-139.
[6] Jean Starobinski,“Les Lettres Persanes: Apparence et Essence”, Neohelicon : (2) 1974,p. 84.
[7] Amédée Hennequin, Etudes sur Montesquieu . Hachette,2011,p.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