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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人信札》当中，后房这一条故事线在第2封信就已出现：郁丝贝克写信给阉奴总管，吩咐他在自己远行之际，看管好一众妻妾们。紧接着，第3封信就来自郁丝贝克的妻子之一——嘉琪。嘉琪以热烈又幽怨的言语表达出对丈夫的思念——“我在一套套房间之中久久徘徊，不停地找你，却遍寻不获，所遇的尽是往昔欢乐的余痕。”这一表达无疑是对《葡萄牙修女的情书》开篇的模仿。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在嘉琪所回忆的欢乐中却鲜有爱人间的默契、亲昵和信任，却充满了一刻不停的欲念和竞争，“我们每个人都声称比别人美丽，各自挖空心思装饰打扮，然后拥到你面前……”“你在一个个迷人的女人面前久久地徘徊，心里犹豫不定，不知道选哪一个才好……”“你让我们在片刻间摆出千百种不同的姿态，你的命令千变万化，我们的姿态也跟着千变万化……”“胜利完全属于我，绝望属于我的情敌们”。妻妾间争奇斗艳，为了讨男主人的欢心时而浓妆，时而素雅，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不把羞耻放在心上，只想获得宠幸。”（L 2）无疑，后房并不是爱情的暖巢，而只是欲望的斗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因为这里生活平静，毫无刺激，才会充斥着无意义的斗争。 [1] 在这里生活的女人们总是提心吊胆，生怕丧失主人的宠爱。她们从不会被当成有情感、有诉求的人来对待，她们存在的意义是成为男人享受快乐的道具，而不是自己享受快感——“造化让我们受浴火的煎熬，目的是让男人们平静地生活……我们让男人处于那种幸福的状态，而我们自己永远领略不到。”（L 62）
女人们其实对自己的地位心知肚明，知道注定要生存在不幸福、不自由、低人一等的环境中。因此，郁丝贝克的妻子之一泽丽丝（Zélis）才会写信向丈夫请求把年满七岁的女儿关进后房。她深知女性的依附地位早已注定，而让一个充分享受过自由空气的女孩子在出嫁后一下被关入后房，无疑是一种酷刑，还不如趁孩子思想未开之际，就早早令她适应后房的生活，只要她不知道还有墙外的、自由的世界，将来就不会为囚犯一样的处境而倍感痛苦。如果说一位母亲亲自要求提早结束女儿的童年，将年仅七岁的孩子幽禁起来这一事件已足以使人们对后房女性的遭遇心生同情，那么，第79封与第96封信中所透露出的后房之外的女性生存环境则可以说令人悚然心惊。在这两封信里，阉奴总管因又购买了新的尤物而向主人郁丝贝克大肆邀功：“我把她带进内院密室，让她脱去衣服，用鉴赏的目光仔细打量她……我向那几个亚美尼亚人付了钱，把这个女子藏在任何人都看不见的地方。”“我从没见过如此相貌端正，如此完美无缺的美女……我喜不自胜地想，内院的女人准会个个目瞪口呆……原已无望邀宠的女人幸灾乐祸，还抱着希望的女人愤愤然准备争风吃醋。”我们看到，后房之外的女性们并不因逃脱了拘禁而得到自由，恰恰相反，如果不作为一个附属物得到主人的庇护，她们就像牲口一样被毫无尊严地买卖，而且根本不消由男主人来亲自挑选，仅仅是卑贱的奴隶就可以决定她们的前途与命运。后房对于女性是恐怖的，后房外的世界对于女性则更为恐怖。这是一道在痛苦和痛苦间的两难选择题：要么遭受流离失所的屈辱，要么获得被囚禁的“幸福”，女人最好的归宿就是——“她的丈夫觉得她和法蒂玛
一样美丽纯洁，让十个阉奴去守护她；但愿她拥有金碧辉煌的居所，脚下铺着华丽的地毯！”（L 71）居所和地毯，就买断了女性的一生。
这一种无视天性，践踏人欲的生活，使女性们既没有远大的追求、也没有日常的自由，既得不到身份的尊重，也得不到情感的滋润，她们唯一的消遣就是欲望。然而，对于后房女眷们来说，就连和自己的女奴、阉人稍有亲近之举也是大逆不道的，更不要说和另一个男人发生些什么了。她们唯一合法的欲望出口是自己的丈夫，而这又是怎样的丈夫？一方面要求她们融洽相处、亲密无间，一方面又要求她们彼此竞争，来争抢自己那早已枯死的欲望、干涸的情感。在《波斯人信札》之中，本已恶劣的环境更是被推向了极致，这一班后房女眷的丈夫远走他乡，永无回归之日。
孟德斯鸠曾将一些手稿以《我的思想》（ Mes Pensées ）为名结集出版，其中就包括《波斯人信札》中未被收录入小说的信件，有一封信是郁丝贝克写给妻子泽丽丝的，信件的起因是泽丽丝请求离婚。郁丝贝克对泽丽丝的这一要求勃然大怒，并断然拒绝：“你向法官请求离婚。这给你女儿树立了一个什么榜样，给整个内院提供了一个怎样的话柄！” [2] 而当初，提出要将七岁的女儿送入内房接受看管的，正是泽丽丝。在扭曲的制度下，女性嘴里推崇贞洁、幽居那一套，却深苦于此，只要还有一丝希望，也想求得解脱。无从得知孟德斯鸠为什么在出版版本中删除了这封信，不过在付梓版本之中，我们也看到了波斯女性对这一制度的嘲弄和反抗——通过一个嵌套式的《易卜拉欣的故事》。
这个故事出现在第141封信，黎伽向一位宫廷贵妇介绍了波斯的后房制度，贵妇对一个男人占有众多女性的生活表示了不满。为此，黎伽将一篇波斯的故事翻译成法文寄给该贵妇，也将同一篇故事寄给了郁丝贝克。这篇故事采用了《一千零一夜》中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手法，讲述者是一名女子。该女子认为传统中所谓的“女人离开男人就什么也不是”的说法不过是对女性的侮辱，根源在于男人的骄傲，事实上，女子死后也会进入极乐世界，由此，她引出了《易卜拉欣的故事》。易卜拉欣是一位天性粗暴，并生性妒忌到令人难以忍受的主人和丈夫，他拥有十二名美丽的妻子，但他对待她们毫无友好和爱怜，只有对待奴隶般的残酷。为此，他的一个妻子阿娜依丝公然反对他：“其他人处在我的地位也许会巴望你死，而我只盼望自己死，因为只有死才能与你分手。”易卜拉欣在暴怒下刺死了阿娜依丝，阿娜依丝死后，便踏入了极乐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仅景色宜人，而且“有许多天国男人，专供她享乐”。男人们如女子在凡间一样，歌舞娱人，争相取悦她。“看永生的阿娜依丝是怎样生活的吧。她时而纵情欢乐，时而独自寻乐；或受到一群出色的男人仰慕，或受到一个狂热的情人热爱……目不暇接的娱乐节目欢迎她的到来。”在虚幻的天堂中，女人抛弃一切礼法束缚，和男性享受同样“三妻四妾”的性别特权，而这一切都是真主赐予生前守德的女性的报偿——也就是说，女性在凡尘守德的最终好处，就是终于可以在永生中过上淫荡的生活。如此辛辣的讽刺，反映的正是波斯女性在长久遭受压抑后的补偿性报复心理。如前所述，作为政治批评家，孟德斯鸠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这也同样体现在他的两性政治观上。比如这封信中关于阿娜依丝的故事，有些学者的解读认为这体现了孟德斯鸠的原始女权主义思想，但也有些学者则认为这恰恰揭示了孟德斯鸠是不折不扣的男性中心主义者。 [3] 比如，朱莉娅·杜思韦特（Julia Douthwaite）、莉萨·贝克斯特兰德（Lisa Beckstrand）都认为《波斯人信札》中女性对男权的反抗并没有绘制出真正的自由图景。 [4]
不过，无论黎伽是出于何种目的而向郁丝贝克讲述这个“波斯的故事”，总之郁丝贝克对故事中的警示置若罔闻，而听任自己深陷于妒忌和暴怒之中。
阉奴总管写信向郁丝贝克抱怨说，事情已经发展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他为此感到痛心，甚至是恐惧，“泽丽丝前几天去清真寺时，听凭面纱掉落，几乎完全抛头露面于众人之前。我看见嘉琪与她的一位婢女睡觉，这种事是内院绝对禁止的。我非常偶然地发现一封信，现在随函附上，我一直未能查明这封信是写给何人的。昨天傍晚，在后花园里发现一个少年男子，跳过围墙逃跑了……你肯定是被背叛了。”（L 147）卖弄美貌，在同性处汲取安慰，与陌生的男子鱼雁传书，这些都不过是妻妾们在绝望的生活里可以找到的一些寄托和消遣。然而，这已成了她们的不赦大罪。郁丝贝克立即回信，授予阉奴总管以“对整个后房无限的权力”，他要求总管走到哪里都要带去恐惧，要挨房挨室进行审判和惩罚。不巧的是，阉奴总管却在收到信之前就已死去，接替他的仆人怯懦老实，而另一位奴隶索立曼则阴险残忍，主动要求替主人惩治他那些不尊妇道的妻妾，“保证使你的妻妾们即使不再贤淑有德，而依然能够忠实于你”（L 151）。
郁丝贝克的回信给出了明确的答复——“为我复仇……从惩罚开始，清除有罪的人，让企图犯罪的人发抖。”（L 153）在郁丝贝克看来，他早已无法在欲望或情感的层面上满足他妻妾中的任何一个，这种匮乏并不是犯罪，他拿温情欺骗她们、拿暴力恐吓她们、拿权威控制她们，这些操纵也并不是犯罪，可只要她们流露出一点点活人的欲念、对自由的向往，就是需要被“惩罚”和“清除”的犯罪。索立曼执行了郁丝贝克要求的“复仇”，妻妾们都遭到了严惩，最受怀疑的嘉琪和泽丽丝被殴打、被虐待——“恐怖、黑暗和不安统治着内院”（L 156）。阉奴索立曼认为，姬妾们全都行止放荡，“除了罗克珊娜依然严守妇道，谨慎稳重”，郁丝贝克自己也再三说过，罗克珊娜“不仅貌美，而且品行端正”。然而讽刺的是，不久后，索立曼就当场抓住罗克珊娜躺在一个年轻男子怀里，为此，他向主人郁丝贝克大发感慨：“今后还有谁可以信任？……她那样小心翼翼恪守妇道，竟是一个残酷的骗局，是掩盖她背信弃义的面纱。”（L 159）阉奴们抓住了与罗克珊娜偷情的男人，与之厮斗起来，尽管那男子想要死在罗克珊娜脚下，却最终不支，倒在了血泊中。而为了报复情夫之死，罗克珊娜拿毒药毒死了索立曼等人，而后自己也服毒自杀。
尽管孟德斯鸠对罗克珊娜着笔不多，但仅寥寥数笔，已勾勒出一个复杂程度不亚于郁丝贝克的女子。罗克珊娜第一次亮相，是通过第26封信中郁丝贝克对她的揄扬。作为丈夫的郁丝贝克怀着极大热情，向妻子罗克珊娜追述他们间的美好过往，盛赞她出色的品行。他说起在新婚时，罗克珊娜为了抵御他，总是顽固地拒绝他亲热的要求，甚至到了以自杀来威胁的地步。“爱情与贞操之间的这场斗争持续了两个月。你把贞操看得太重了，甚至在被征服之后，你还不顺从，对已无望保持的处女贞洁硬要维护到底。你把我视为侮辱了你的仇敌而不是钟爱你的丈夫。”郁丝贝克“天真”地以为，罗克珊娜曾以死抗争，不愿同自己结合，仅有的理由就是因为她纯洁、高贵，把贞操看得比性命还重。然而在第161封绝笔信中，罗克珊娜开门见山地对郁丝贝克写道：“不错，我欺骗了你，我勾引了你的阉奴，嘲弄了你的嫉妒，把你这可怕的内院变成了寻欢作乐的场所。”原来从一开始，罗克珊娜对自己法定的丈夫郁丝贝克就毫无爱意，甚至是厌恨：“你曾因为在我身上看不到丝毫爱的冲动而感到奇怪，如果你真了解我，你会发现我心里充满强烈的憎恨。”罗克珊娜之所以憎恨郁丝贝克，就是因为他自己作为一个道德沦丧者，却恬不知耻地要求女性的道德，作为一个施暴者，他却倒行逆施地要求受害人的感激。郁丝贝克认为自己作威作福就是天经地义，而女人只有忍气吞声的份；他自作多情，以为所有美丽的少女都会满足于争夺他感情的残渣，还要为了这一点残渣而感激涕零——“你怎么会认为我竟如此轻信，以为自己活在这世上就是为了仰慕你变化无常的爱情……你想错了，我是生活在奴役之中，但我始终是自由的；我按照自然法则改造了你的法律，我的思想一直保持着独立。”罗克珊娜的聪慧使她不会受到郁丝贝克的愚弄，她的独立也使她始终拒绝在精神上依附于他。她一早就看出郁丝贝克对女人根本没有真诚的感情可言，他的那些情话不过是装饰铁链的雕花而已，用来拴住他一个又一个女奴。对着一个如此令自己反感且鄙视的男人，罗克珊娜自然无法表现出一丝一毫热烈的情欲，郁丝贝克却反而以为这是罗克珊娜天性害羞、谨守妇道的象征，亦因此而对她越发宠爱。对此，罗克珊娜讽刺道：“你以为像我这样一个人的心早已归顺于你，我们俩都很幸福。你以为我上当了，其实我在欺骗你。”更令人叫绝的是，罗克珊娜还要求郁丝贝克对她的两面三刀表示出“感激”：“你还应该感激我为你所做的牺牲，感激我自甘作践，装出忠实于你的样子，感激我把本应公之于世的东西卑怯地隐藏在心里。总之你应该感激我亵渎了道德，容忍别人把我顺从你的为所欲为称为恪守妇道。”在罗克珊娜看来，两性间真正的道德应该是建立在真诚之上的尊重，建立在公平之上的自由，而非男人对女人的命运为所欲为，女人还要跪地领受、五体投地。罗克珊娜纵使一直生活在被奴役的悲惨境遇中，她的人格却从来没有接受过被矮化、被驯化，而始终保留着对自我的尊重。她用自杀的结局、振聋发聩的尖锐笔触公然唾弃被专制伦理所歌颂的贞操和妇德、软弱与依附，而只赞颂真正的启蒙主义的美德——独立和自主。格罗理查德（Alain Grosrichard）指出，罗克珊娜的反抗虽然未能取得最终的解放，但她的叛乱使女性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的立法者，因为她们的目标并不是取代统治者，而是对于不合理的压迫秩序进行全面抵抗。 [5]
在此，我们看到了郁丝贝克和与郁丝贝克呈现对位的女性人物——他们一个口谈自由、宽容，却行狱卒、暴君之事，一个伪装贞洁、驯顺，却做出荡逸随性、顽抗不屈之举。以罗克珊娜为代表的女性人物群像是《波斯人信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她们身上，孟德斯鸠所探讨的并不是东西方的差异，而是专制权威与启蒙力量的交战。这些女人就像是教条与人性的试验场，她们的存在最终证明了启蒙思想家们的正确，那就是残酷的制度永远敌不过人类的天性，有多少压抑，就有多少反弹，有多强烈的压迫，就有多激烈的反抗。
[1] Pauline Kra,“Montesquieu and Women”, French Women and the Enlightenment . Ed. Samia Spencer,Indiana UP,1984,p. 254.
[2]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Mes pensées”, Œuvres complètes de Montesquieu,Vol. 1 . Gallimard,1951,p.1437.
[3] Mary McAlpin,“Utopia in the Seraglio: Feminist Hermeneutics and Montesquieu’s Lettres Persanes ” , Gender and Utop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ssays in English and French Utopian Writing . Eds. Nicole Pohl and Brenda Tooley,Ashgate,2007,p. 87.
[4] Julia Douthwaite, Exotic Women: Literary Heroines and Cultural Strategies in Ancien Régime France .Pennsylvania UP,1992,p,100; Lisa Beckstrand, Deviant Wome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Feminism . Fairleigh Dickinson UP,2009,p,27.
[5] Alain Grosrichard, Structure du sérail: la Fiction du Despotisme Asiatique dans l’Occident Classique . Seuil,1979,p. 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