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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年，法国著名启蒙运动的奠基人、先驱者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1689—1755）首先加入了书信体小说的创作行列。孟德斯鸠出身于贵族世家，自幼接受精英教育，思想基础开阔且扎实。他对洛克的经验论、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兼收并蓄，对自然科学的认同和热爱则使他倾向于反对宗教狂热，此外，在各国的游学经历，以及大量与民间普通民众的接触经验使孟德斯鸠脱离了虚无缥缈的贵族优越感，而深刻地看到了新兴手工业、工商业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看到了经济基础对于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
1748年，孟德斯鸠出版了他最重要的、影响最广的著作《论法的精神》（ De L’Esprit des Lois ） [1] ，而这部作品被称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到他（孟德斯鸠）的时代为止，第一本综合性政治学著作，最为先进的政治理论书籍” [2] ，作品几乎涵盖了从历史到哲学、从社会到自然、从政治到经济、从宗教到科学等各个方面的知识论点，阐述了人类法律的演进，提出了政治自由的保障条件。就是在这部作品中，孟德斯鸠提出了他著名的“三权分立”学说。孟德斯鸠作为贵族，却带头抨击封建统治，几乎完全否定了当时法国社会的三大基石——教会、国会和贵族阶级。他公然驳斥“君权神授”的观点，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主张进行社会改革，建立以开明君主为首的君主立宪制，提倡人民应当享有宗教和政治自由。在这部著作中，另一则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理论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孟德斯鸠提出，一个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风俗等的形成与该地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域的大小有着直接联系，而国家政治制度也直接影响了国家疆域的大小。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虽然值得推敲，但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它具有鲜明的反宗教神学的性质，地理环境决定的学说推翻了上帝意志，第一次说明社会的历史进程并不是由神格决定，而是由自然界本身的规律决定的。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提出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法治思想、三权分立学说，以及君主立宪的提法对后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譬如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等人都曾从孟德斯鸠的理论中汲取灵感。而在《论法的精神》问世之前，1721年，孟德斯鸠为了避开当时法国对文化出版物的严格审查，就以化名在荷兰出版了《波斯人信札》。而后来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探讨的问题，大多数在《波斯人信札》中就已经被提出过，这也就是雷蒙德（Aron Raymond）将《波斯人信札》称为“极端社会学的书籍” [3] 的原因。可以这样说，《波斯人信札》是孟德斯鸠以文学的形式对政治学、社会学理论问题进行的一次预演。
至于小说中呈现的浓郁东方气息，以及异国游历者的人物设定，据说孟德斯鸠首先是受到了1704年《一年零一夜》法语译本出版的影响，此外，还有一部出版于1684年的作品也对《波斯人信札》的诞生有过深刻启发。孟德斯鸠在1717年读到了这部名叫《基督教王庭中的间谍》（ L’Espion dans Les Cours des Princes Chrétiens ）的作品，作品的主人公来自伊斯兰国家，名叫默罕默德（Méhémet），默罕默德在信中记述分析了1637—1682年欧洲国家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并将信件发往多个国家。孟德斯鸠自己就曾在作品第一次重印时，于书名页上声称《波斯人信札》具有《基督教王庭中的间谍》的风格。而间谍默罕默德的形象，在孟德斯鸠的笔下衍生为日后著名的小说人物郁丝贝克（Usbek）与黎伽（Rica） [4] 。波斯人郁丝贝克与黎伽离开故乡伊斯法罕（Ispahan），来到法国巴黎。他们在此旅居八年之久，在这八年中，他们与波斯的故交保持通信，这些信件中的一部分是对法国社会风俗习气、政治文化的讨论，一部分则是来自波斯后房的消息——尤其是郁丝贝克的太监和姬妾们。
而为了保证书信体的“逼真性”，孟德斯鸠在很多细节上都下了功夫。比如说，在郁丝贝克与黎伽的通信中，他们始终采用穆斯林历法来计时，每封信的结尾均出现了类似于“塞法尔月”“马哈兰月”“雷比亚布月”
的时间落款，在他们的交谈中，也运用了许多穆斯林专有的词汇与表达。而通信中对波斯严酷的后房（Seraglio/Sérail）制度的细致描写和揭露，更是充分攫取了法国读者们对“东方”的好奇心。当时的著名旅行家约瑟夫·斯彭斯（Joseph Spence）曾如此盛赞：“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中有关土耳其妇女的举止和习俗的描写细腻逼真，好像他是在她们之中长大的一样。”
[5]
从1717年开始，孟德斯鸠开始动笔撰写《波斯人信札》，1720年，他请自己的朋友阅读书稿，朋友读过后，激动地对孟德斯鸠表示“这部书将和面包一样，人人争着买”
[6]
。果然，《波斯人信札》一经出版就大受欢迎，短短一年内再版超过10次，孟德斯鸠也由此名声大振。而《波斯人信札》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回归文艺复兴时期以书信集讨论公共议题的形式而实现的。作品描绘的对象再一次从闺房走向了广大的社会，拓宽了书信体小说创作的维度。为此，曾有学者将这部作品与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的《品格论》（
Les Caractères
）相比。
[7]
不过，孟德斯鸠为学术探讨披上了一件“故事”的外衣。
[1] 1734年，孟德斯鸠曾将《论法的精神》中的一章《罗马兴衰原因考》（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écandence ）提前发表出来。
[2] Antoine-Louis Claude Desttut de Tracy, Commentaire Sur l’Esprit Des Lois de Montesquieu: Suivi d’Observations Inédites de Condorcet Sur Le Vingt-Neuvième Livre Du Même Ouvrage . Hachette,2021,p.14.
[3] Aron Raymond, Dix-huit Leçons sur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 Gallimard,1962,p. 24.
[4] Collectif (plusieurs auteurs), Analyses et Réflexions sur Montesquieu,De l’estprit des Lois: La Nature et la Loi . Ellipse,1987,p. 79.
[5] Robert Shackleton, Montesquieu: A Critical Biography. Oxford UP,1961,p. 28.
[6] Robert Shackleton,“The Moslem Chronology of the Lettres Persanes”, French Studies : (1) 1954,p. 25.
[7] Robert Shackleton, Montesquieu,A Critical Biography . Oxford UP,1961,p.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