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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2月21日，布朗库西在霍比塔出生，注定前路坎坷。
霍比塔是瓦拉几亚西部的一个小村庄，默默无闻，民生凋敝，19世纪末期的罗马尼亚乡村大多如此。农田和森林是罗马尼亚国土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从一家到另一家，要经过宽阔的庭院，与庭院毗邻的畜厩，有时还隔着广袤的田野，房屋鳞次的村庄……并不存在”。房屋内部，“所有陈设都异常简陋”。夏季的夜晚，乡下人露天而卧，或是睡在田里，方便照看牛群羊群，或是睡在门廊下（门廊即敞开的凉廊，与房子相连，上有顶棚，围有栏杆），人们大多在冬季和坏天气里才躲进室内。
依照惯例，教堂和墓地是统领乡村生活的焦点。村民们竭尽所能为本村建造一座地标性建筑，供人们在其中祷告，这是所有村民应尽的义务：
每个村庄都认为，只有这样神圣的居所才能配得上救世主的身份，并引以为傲。贫穷的艺术家会在房梁上和沿墙壁摆放的长椅上雕出纹饰，还会请来同样贫穷的匠人，给内外墙面画上彩色壁画，用石头刻成门框和窗框，用精湛的技艺雕刻出精美的、结构合理的圣像屏风，并涂上金漆。屏风把教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专属神父，称为祭坛，另一部分空间更大，接纳会众。
墓地气氛肃穆，一座座十字架指向湛蓝的晴空，“是为了纪念耶稣受难地”
。然而，在乡村生活中，物资稀缺，建造房屋就有特殊意义，因为这完全是另一种挑战：“每座房子都刷着白墙，在太阳下闪闪发光，里面几乎没有家具，除了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外一无所有，只有辛苦劳动和自我牺牲。”
到过这里的旅客也充分地作了记录，证实了这种凄凉的生活状态。1879年，法国贵族外交官查理·德莫于（Charles de Moüy）在他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来信：布加勒斯特、君士坦丁堡、雅典》（
Lettres du Bosphore：
Bucharest， Constantinopole， Athènes
）中描述了布朗库西的故乡奥尔特尼亚的悲惨状况。这里的房子就像“干草堆”，“人、房子、农田相互依靠，休戚与共，融为一体，阴沉暗淡，难以分辨”。他认为自己在奥尔特尼亚的所见所闻恰是“东方世界社会的缩影，晦暗却风景如画，凄惨却色彩丰富”。他觉得，奥尔特河是“无垠空间中的一抹孤寂”。
这种条件下，罗马尼亚人仍然尽量让自己的寒舍在视觉上显得赏心悦目，这更让人不可思议。事实上，农村劳动阶层的首要工作是实用性的，而非艺术性的，因此，大多数家庭都喂养牲口，人与不可或缺的动物组成了大家族：“房前通常有一大片生机勃勃的场院，上面满是家禽家畜，还有马车、供冬季交通使用的雪橇、犁耙、柴火、喂牲口的干草……”
而让每家每户最为欣喜自豪的是大门，装饰之精美，在整个欧洲都独一无二。
布朗库西正是成长于这种略显虚荣的房子里，他的祖屋有幸保留至今，经过略微改动，成了一座博物馆。
屋里有两个房间，中间是客厅，设有火炉，同时也是厨房。外墙刷成白色，围有门廊，门廊撑起陡峭的木瓦屋顶。屋内的各个房间布满了彩色的布艺陈设，家具和器皿上都有温馨的纹饰。每件物品上都有装饰，就连最普通的杯子、勺子也不例外，凿刻绘画，不一而足。地面、家具、墙壁上都覆盖着地毯、毛巾、桌布、床单等织物，花纹图案随处可见。这就是布朗库西生长的环境，形成了最早的视觉刺激，也是他雕塑作品构型灵感的初始来源，并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反复出现。
在巴黎生活了许多年后，布朗库西完全沉浸在了这座城市的先锋文化之中，但即便如此，他卑微的出身和似乎情有独钟的“他者性”仍然无处不在，对此，保罗·莫朗（Paul Morand）有独到的见解。1926年在纽约布鲁默美术馆举办的布朗库西个人展的文字目录中，莫朗评论道：
布朗库西是个天生的手艺人。他不知道什么是学徒、助手、刻石标、抛光机、切割机。他凡事自己动手。他从各个角度处理手中的材料，总是能够真实、贴切地表达他的想法。我们知道，布朗库西是罗马尼亚人，出身农家，生长在美丽的乡村……他的创作不需要师父和学徒，也不需要广告和艺术批评家来吹捧。巴黎给了他充分的自由，让他成为沾染巴黎气息最少的罗马尼亚人。
布朗库西眼中的罗马尼亚明显不同于
世纪末
精于世故的法国，也和现代罗马尼亚大相径庭。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Treaty of Trianon）为现代罗马尼亚划定了现有的国界。
15世纪中叶，土耳其入侵多瑙河下游地区，迫使其称臣纳贡。布朗库西出生时，这里名义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直到1856年，《巴黎和约》（Treaty of Paris）的签订使得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作为公国得到保护，两者拥有相同的行政体系（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地区仍然归属奥匈帝国，1920年与罗马尼亚统一）；6年后，两个公国合并，称为罗马尼亚。1877年，罗马尼亚彻底摆脱土耳其的统治，4年后，卡罗尔·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王子（Prince Carol de Hohenzollern-Sigmaringen）被推举为国王，被称为卡罗尔一世（King Carol I），统治国家直至1914年去世。
这片土地上的农奴制度结束较晚，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分别在1746年和1749年才将其废除。一个世纪之后，1859至1866年间，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组成的联合公国由亚历山德鲁·约安·库扎（Alexandru Ioan Cuza）（1820-1873）统治，他被誉为现代罗马尼亚之父。为解放农村劳动阶级，他大胆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农民分得的土地归农民自己所有。然而不幸的是，他的善举事与愿违，因为地主们认为自己没有义务把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供他们生活和耕作。结果，农民为了生存，被迫出卖廉价劳动力。于是，又一个阶级出现了，他们被称作掮客，他们的唯一作用是协调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让后者依照协定为前者工作。然而，事态恶化，双方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最终在1907年酿成了罗马尼亚历史上罕见的暴力起义，数万农民惨遭杀害。
布朗库西童年时代的霍比塔村却有幸安享平静的生活，仍然因循着游牧部族生活流传下来的古老世俗传统。这种传统深深镌刻在布朗库西早年的记忆中，让他深爱着飞禽走兽遍布的自然，后来，他在雕塑作品中重拾并深刻理解了这些记忆和情怀。因此，布朗库西成长的关键时期基本没有遭受动荡的影响，而罗马尼亚的解放过程在其他地区则激起了波澜，用不到50年的时间把这个中世纪古风残存的闭塞之地变成了西化的资本主义国家。
布朗库西是尼古拉·布朗库西（Nicolae Brâncuşi）（1832-1884）的第四个孩子，依照罗马尼亚的古老传统，这位父亲后来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拉杜（Radu）。布朗库西的母亲名叫玛丽亚·德亚科内斯库（Maria Deaconescu），以纺织为生。两人1872年结婚，男方40岁，女方21岁。男方二婚，第一任妻子名叫伊林卡（Ilinca），不幸早逝，两人育有3个孩子：扬（Ion）［小名基日尼亚（Chijnea）］、瓦西里（Vasile）和格奥尔基（Gheorghe）。尼古拉和玛丽亚又生了4个孩子：格里戈雷（Grigore）、康斯坦丁、杜米特鲁（Dumitru）、欧弗罗西娜（Eufrosina）。1884年女儿欧弗罗西娜出生时，尼古拉已经死去，留下年轻的遗孀独自抚养7个孩子。玛丽亚1919年去世，年近70。
现有记录中的蛛丝马迹告诉我们，布朗库西的童年十分短暂，且并不快乐。在霍比塔村，他没有机会上小学。据他童年的一个朋友回忆，布朗库西7岁时，即他父亲去世前不久，就已经开始工作了：
先是照看父母的牛群，然后在喀尔巴阡山上的一间羊舍里受雇当羊倌。这份工作需要勤学苦练，让他熟悉了自然的活力，植物的秘密，让他知道了斗转星移、晨光微曦，让他学会了观云识天气、辨风雨……比起通常意义上的学校教育，他学习的过程更艰苦，学到的知识也更有用：他的老师是生活和自然。在冬季的严寒里，他喜欢用自己充满童趣的丰富想象，把厚厚的积雪塑成各种熠熠生辉的形状。这些作品似乎来自一个拥有无形力量的世界，给村子里的孩子们带去无限欢乐，让农民们赞叹不已。布朗库西后来承认，儿时用冻雪塑出的这些形象一直萦绕在他脑海里，永不消散。
即便如此，他为这样的童年和家庭感到骄傲，后来尊称他的父亲为“阅历丰富的人”。父亲喜欢游历四方：
他去过克拉约瓦，也到过布加勒斯特。村里房屋的窗户都蒙着带有小孔的纸。旅行回来后，他动手做了改造：他把自己房子的窗户扩宽，使其可以打开。然后大家纷纷效仿。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了漂亮的大窗户。
布朗库西在邻村佩什蒂沙努和布雷迪恰尼受了一点点学校教育。当年的同学瓦西里·布伦代亚（Vasile Blendea）回忆道：
我们一起在佩什蒂沙努入学……他在那儿上了两年。老师名叫扎哈里亚（Zaharia）。有一次，他用小刀在课桌上刻画，为了惩罚他，老师把他锁进脏柜子里。他逃了出去，再也没回来。他去布雷迪恰尼继续上学，在那里上完了小学的最后几年，那里的老师名叫彼得·布朗库西（Peter Brancusi）。我没有上完小学。他很聪明，悟性高，好奇心强。
关于童年，布朗库西本人说得最清楚的是，他曾经多次试图离家出走，并且在1887年和1888年两次付诸行动，或许还有第三次，那时他还不到12岁。
艰苦的生活无情地压缩了他的童年时光，我们对他的成长所知甚少，就连上述简单的记述也不排除有虚构的成分，不可全信。我们也没有发现他那时制作的东西流传下来，作为他在罗马尼亚的童年生活的佐证。但据说布朗库西曾为附近的罗马尼斯蒂村神父的房子雕刻了7根凉廊木柱，仅此而已。据说这件事发生在1896至1898年间，那时他已是克拉约瓦美术工艺学校的学生，他去拜访了那位神父，留下了那些作品。
但最重要的是，在霍比塔村及附近各村的早年时光，给了布朗库西最早的艺术启蒙，或许也为他开启了未来的职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