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坦来到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交响乐团的存在，加上其与犹太复国运动的联系，完全契合了伯恩斯坦的信仰和雄心壮志。波兰小提琴家布罗尼斯瓦夫·胡伯曼（Bronislaw Huberman）于1936年成立了该管弦乐团，认为它“是高度的文化价值的化身，能够在全世界面前代表犹太国家” 。阿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来到巴勒斯坦，指挥了该乐团的首场音乐会，之后得到其他一些知名客座指挥的接棒，比如威廉·斯坦伯格（William Steinberg）和马尔卡姆·萨金特爵士（Sir Malcolm Sargent）。该乐团并没有固定的指挥。

1946年5月28日，伯恩斯坦在纽约当着美国援助巴勒斯坦基金会表示自己支持犹太复国运动，而支持他们的管弦乐团正是他力所能及的。他宣布自己将前往巴勒斯坦，在1947年春天担任乐团指挥——该乐团于1945年11月与伯恩斯坦取得联系，后来还达成了这样的协定 ，即该乐团的官员S.B.鲁尔托夫（S.B. Lewertoff）在后续交流中透露，他们聘用指挥家的方式是支付他们从欧洲过来的旅费以及在巴勒斯坦和埃及期间与乐团表演时产生的开支，但无力为他们的服务付款。伯恩斯坦同意，在1947年进行欧洲指挥巡演的过程中同时担任巴勒斯坦乐团的指挥。

他第一次去以色列时带上了父亲和妹妹。他们先乘船去了瑟堡，然后赶赴巴黎。那时候要进入巴勒斯坦只能通过埃及，而由于伯恩斯坦公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要从巴黎的埃及大使馆获得必要的签证颇具挑战。此后，他们在开罗登机飞往巴勒斯坦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当他们抵达目的地时，这里正深陷于矛盾和暴乱之中。不过，通过伯恩斯坦的信件可以看到，这样的刺激性场面以及和乐团的合作都令他感到沉醉。比方说，他在给库赛维斯基的信中写道：“如果你想要亲身经历一个历史性时刻，这就是了。这里的人民真是了不起；尽管与炸弹、警察以及这一切共存，生活依然在继续……交响乐团挺好的，我正在大获成功。”

伯恩斯坦以自己的方式引爆了巴勒斯坦，带来刺激性十足的场面。他和乐团一起出演了9场音乐会，是在好几个城市的不同场馆完成的——其实没有哪一个能被称为真正的音乐厅。伯恩斯坦的演出单上汇集了他烂熟于心的作品：罗伯特·舒曼的《第二交响曲》、拉威尔的《G大调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in G）（伯恩斯坦担任独奏兼指挥）以及他自己的《第一交响曲（耶利米）》。在前三场音乐会上，他用莫扎特的《第36交响曲》（Symphony no.36）代替了自己的作品，不过毫无疑问，“耶利米”在5月1日的耶路撒冷一经演奏就大获成功。 这首交响曲在巴勒斯坦的首演之所以姗姗来迟，是因为曲谱在罗马到耶路撒冷的途中不见了，后来不得不从纽约将其空运过来，这才得以让伯恩斯坦品尝到耶路撒冷首演的喜悦。 彼得·格拉登维茨（Peter Gradenwitz）是巴勒斯坦的一位知名乐评人，后来成为伯恩斯坦的好友，并为他作传。据他描述，这位指挥家“是多年来最被津津乐道的人物，也是最受欢迎的来访者之一”，格拉登维茨表示：“自阿图罗·托斯卡尼尼的时代以来——您应该还记得，正是他在十年前让我们的乐团起步——再没有一位指挥家能一次又一次地被召回，并且得到类似的礼遇。” 由于伯恩斯坦能用希伯来语与乐团工作，这让他们对他的热情更加高涨。那年夏天晚些时候，巴勒斯坦交响乐团向伯恩斯坦抛出了总监一职的橄榄枝。伯恩斯坦拒绝了这一邀约，不过同时表示希望一直能是乐团的重要一员，也就此开启了他与该乐团错综复杂、绵延余生的一舞。

在返回美国之前，伯恩斯坦继续进行自己余下的欧洲巡演，其中的亮点包括在布拉格指挥科普兰的《第三交响曲》（Symphony no.3），完成了其在欧洲的首演（伯恩斯坦就这场演出给作曲家本人写了一封戏谑味道十足的信 ），还有他在巴黎、布鲁塞尔和海牙的音乐会。回到纽约之后，他在刘易松体育场的四场音乐会上担任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之后前往坦格尔伍德参加夏季演出，成为库赛维斯基之外在节日音乐会上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