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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全新的岗位，坐拥地理位置优越的住所，伦纳德·伯恩斯坦肯定有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当伯恩斯坦踌躇满志地试图在交响乐领域闯出一番事业的时候，世间几乎没有成功的美国指挥，各年龄段都找不出来，更不要说像他这样还是在美国本土接受训练的了。对于美国古典音乐的翘楚而言，欧洲的求学经历是必不可少的，几十年来皆是如此；然而，伯恩斯坦在求学的年纪正值战争临近，要去欧洲困难重重。此外，他还受到犹太人身份的束缚。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犹太人在戏剧和电影行业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不过美国古典音乐的顶尖职位通常是由欧洲人把持的——他们要么生来不是犹太人，要么后天转投他教。库赛维斯基就是后一类的代表，而且也曾建议伯恩斯坦把名字改得听起来不那么像犹太人，这样的话成功的机会大一些。库赛维斯基建议的名字是“伦纳德·S.彭斯”（Leonard S.Burns）（“S”代表“塞缪罗维奇”，即“塞缪尔之子”），但伯恩斯坦拒绝了。
伯恩斯坦的新职责包括学习纽约爱乐乐团在罗津斯基或者客座指挥治下的所有乐谱，以便能在需要的时候顶替他们；再就是审阅作曲家向爱乐乐团提交的新作品。伯恩斯坦从这样的工作中获得了回报，那就是在当年的演出季末期得到了在卡耐基音乐厅的一场音乐会上指挥合奏的机会。一位助理指挥真的代替抱恙的指挥大师出现在重大的演出中，这是多年未曾出现的。
幸运女神在不少地方向伯恩斯坦露出了笑容；他注定不会一直是一名籍籍无名的助理指挥。他继续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在一生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如此。他此时已经遇到了俄罗斯次女高音珍妮·图雷尔（Jennie Tourel），并且与她成了朋友。图雷尔将他的声乐套曲《我讨厌音乐》列入了她在纽约的首场独唱会，定于11月13日在市政厅上演。此前，他们已经于8月份在马萨诸塞州的莱诺克斯演奏了这一组曲。伯恩斯坦邀请家人观看纽约的这次首演。他们虽然出席了，但并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获悉，客座指挥布鲁诺·沃尔特（Bruno Walter）得了流感，因而可能会缺席第二天的午后场演出。独唱会之后的那一晚，伯恩斯坦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图雷尔公寓的派对上度过的。第二天早上九点，他被唤醒，得知罗津斯基拒绝来纽约顶替沃尔特，因此将由伯恩斯坦指挥当天午间面向全国转播的演出。他打电话让父母留在城里，去指挥包间落座观演，然后去找沃尔特，询问曲目中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曲目包括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的《曼弗雷德序曲》（‘Manfred’Overture）、米克洛什·罗饶（Miklós Rós z a）的《主题，变奏与终曲》（ Theme ， Variations and Finale ）、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的《堂吉诃德》（ Don Quixote ）和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纽伦堡的名歌手》（ Die Meistersinger ）的序曲。这个节目单可不太好对付，彩排时间多一点会有所助益——特别是施特劳斯的作品，这是一首复杂的音诗，一位大提琴家和一位小提琴家的独奏在其中承担重任；还有罗饶（Rósza）的作品，在节奏上有很多难点。然而，伯恩斯坦保持冷静，因为他心里清楚前三支曲子将会在全国转播。这场音乐会进展得极为顺利，观众多次呼喊我们的这位年轻音乐家重返舞台谢幕。在中场休息以及后来在绿房间的时候，他的父母一时情难自已——尤其是他父亲，一定惊讶于事态的变化。
在一个渴望利好消息的战时城市、国家，伯恩斯坦很快成为媒体的宠儿。第二天，《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以头版故事的形式报道了他的成功，而在另一篇文章中，乐评人奥林·唐斯（Olin Downes）称赞了伯恩斯坦的作品，其中包括这样富有先见之明的评价：“伯恩斯坦先生第一次在公共音乐会上担任重要交响乐团的指挥就展现出，他是新一代指挥中屈指可数的人物，毫无疑问不容小觑。”
《每日新闻》（
Daily News
）用了一个棒球比喻，将伯恩斯坦比成一个做出惊险的“鞋带扑救”（在球即将落地时将其抓获）动作的外野手。
自此之后，媒体的报道纷至沓来，并且将伴随伯恩斯坦一生。尽管这位音乐家显然享受着这般如潮的重点关注，但是这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无论是伯恩斯坦本人，还是他的家人，显然都没有为之后的那么多采访做好准备，都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伯恩斯坦曾告诉一位记者：“我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身强体健的瘾君子。”——这一幽默的自我评价成为他多年的困扰。
他父亲则被指责不鼓励儿子从事音乐行业，曾争辩道：“我怎么知道我儿子能成为现在的伦纳德·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于1943年11月14日首次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的节目单——他在没有进行彩排的情况下代替了布鲁诺·沃尔特。
值得铭记的一年仍在延续。伯恩斯坦已经定于后一个周日在一场电视转播的音乐会上指挥欧内斯特·布洛赫（Ernest Bloch）的《三首犹太诗》（
Three Jewish Poems
），并在两周之后代替了生病的美国指挥哈罗德·巴洛（Harold Barlow）——这次进行了一次彩排。结果是，这个包含德利乌什、勃拉姆斯和贝多芬的演出单又一次取得了成功。罗津斯基对自己这位助手的声名鹊起渐生不满，有一次他抓住了伯恩斯坦的领结。
在伯恩斯坦成为美国屈指可数的知名青年指挥之际，他的第一首交响曲也为人所知。那个冬天，“耶利米”在匹兹堡和波士顿双双取得了成功（这是伯恩斯坦作为客座指挥与重要的管弦乐团进行合作的初体验，意义重大；之后的春天，他在蒙特利尔代替了另外一位生病的指挥），接着罗津斯基允许我们的作曲家在3月和4月四次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他自己的交响曲。它获得了当年5月“纽约音乐乐评圈”评出的最佳新古典创作奖，并且由弗兰克·里奇（Frank Rich）指挥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奏，通过电视转播响彻全国。一位年纪轻轻的指挥和作曲家以如此突然的方式取得成功，这至少不是一桩寻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