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库赛维斯基的精神”：伯恩斯坦开发指挥之才，1939—1943

带着后见之明回看伯恩斯坦的职业生涯，他从一次成功迈向下一次成功似乎是必然事件。在大学毕业后的四年间，伯恩斯坦完成了自己的音乐训练，并且在这个领域做了一些工作。然而，在1939年6月到1943年8月这段时间内，这个壮志满怀的年轻人在很多时候可能会感觉成功永远都不会垂青自己。 毕业之后，他父亲给了他一份打理家族生意的工作，薪酬是每周100美元。考虑到他可能要身无分文地待在家里，这是个颇为划算的机会。然而，伯恩斯坦选择了夏天去纽约市，看看在那儿能找到什么工作。不过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音乐家工会要求从业者必须在当地居住满六个月。伯恩斯坦和阿道夫·格林一起合租了一处公寓，在此期间和后者所在的即兴演出团“点瓶家” （其中一个成员是贝蒂·科姆登，后来成了伯恩斯坦的挚友）一起在格林威治村的前锋村俱乐部厮混、为他们弹钢琴，与此同时还在找工作、创作，并请科普兰批评指正自己努力完成的作品。正是在1939年夏天，他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交响曲（耶利米）》——当时处理的是第三乐章，这原本是为次女高音和管弦乐队而写的一首单曲。

米特罗普洛斯曾指出伯恩斯坦具备以指挥为业的潜能，科普兰也看到了他这项与生俱来的才能。在这个相对沉寂的夏天，伯恩斯坦开始认真考量这样的可能性，希望他那些功成名就的朋友能够帮他在秋天进入茱莉娅音乐学院就读，但后来证明行不通。科普兰觉得伯恩斯坦应当考虑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给了他一张票，让他去刘易松体育场听一场由柯蒂斯的指挥教授弗里茨·莱纳担当指挥的音乐会，还教他如何去后台与莱纳会面；伯恩斯坦照做之后，莱纳建议他9月份来试演。 当月初，伯恩斯坦返回了波士顿。这时，米特罗普洛斯以一种神奇的方式再次出现——他在穿越大西洋的途中碰到了几个伯恩斯坦的朋友，告诉他们伯恩斯坦可以来纽约的比尔特莫尔酒店找他。这名指挥家告诉自己的徒儿，指挥正是他的未来，而他将帮他进入柯蒂斯。 在试演的时候，匹兹堡交响乐团的指挥莱纳让伯恩斯坦展示自己的才能。他用钢琴演奏了管弦乐谱，展示了自己惊为天人的视听能力，并且对答如流，然后就凭借这样的表现被莱纳录取到自己的班里，进入这座美国顶尖的音乐学府。在跟随莱纳工作之外，伯恩斯坦还加入了伊莎贝尔·温格洛娃（Isabelle Vengerova）的钢琴工作室。这位严苛的俄罗斯老师为我们自由散漫的年轻钢琴家注入了更多的纪律，并帮助他完成了职业技能的提升。

拿音乐专业的标准来看，伯恩斯坦在21岁时才开始在音乐学校接受正规的训练，年纪已经不算小了。虽然哈佛的四年让他获得了智性的增长，同时他也找到了不少课外演出的机会，但是在柯蒂斯，他属于大龄学生，面对的是紧锣密鼓而又层次分明的新体验。和温格洛娃一样，莱纳也是一名严格的任务大师，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进行充分的预习。仅仅能跟着曲谱打节拍是不够的，他要求学生知道在任意一个时间点上每一样乐器演奏的是什么音符，并且对于一个作品的形式、风格建构和表达类型都要能分析得头头是道。和学生相处的时候，莱纳显然毫无幽默感可言——伯恩斯坦说他“呆板” ——而且将自己犀利的洞察力用在他们身上，丝毫不讲情面。或许这正是伯恩斯坦需要的，因为他要学的东西有很多，而且在音乐专业领域和曲目方面都有很大的欠缺。对于伯恩斯坦这样一个富有主见和自信的人来说，适应这样的环境肯定不太容易。不过，他在从柯蒂斯毕业仅仅两年之后就引爆了音乐圈，足以表明他没有虚度在那里的光阴。第一学期末，伯恩斯坦是唯一一个从莱纳那里得到A（优秀）的指挥学生。 在柯蒂斯期间，伯恩斯坦还跟随勒妮·隆吉-梅奎尔（Renée Longy-Miquelle）学习曲谱阅读（她成了他的好友，并且有段时间明显是他的恋人 ），以及跟随杰出的作曲家、同时也是当时的校主任兰德尔·汤普森（Randall Thompson）学习编曲。

尽管在学业上表现优异，伯恩斯坦在费城的两年并不好过。他的父亲要么只给他少量的补贴，要么干脆一毛不拔。米特罗普洛斯会不时送他一些礼物，算是为他补充了一部分收入。

他是柯蒂斯唯一一个已经从大学毕业的学生，加上自负不羁的派头和外露的才华，他在同学中并不受欢迎。伯恩斯坦后来提到，有一个指挥学生没法像他那样视听曲谱，曾经扬言自己有枪，并有枪击伯恩斯坦、莱纳和汤普森的打算；显然后来他们找来了警察，带走了这个人。 1940年冬天，米特罗普洛斯写信给伯恩斯坦，提议他在1940—1941演出季的时候来明尼阿波利斯，在管弦乐团中弹钢琴，手持曲谱参加所有的彩排，并且在彩排中指挥管弦乐队。伯恩斯坦热切盼望能够成行，但是最终米特罗普洛斯没能和当地的工会及管弦乐团的经理达成一致。 失望的伯恩斯坦在4月18日写信给自己的作曲家朋友大卫·戴蒙德（David Diamond），惋惜“每走一步——每学习一篇乐谱、每有项目遭到拒绝、每爱一个人、每有希望遭到无视——都是在为下一年做直接准备。从我选择研习的乐谱到我放弃的性生活——一切都是” 。对于伯恩斯坦来说，在柯蒂斯的学业正是如此；在学习指挥和深度练琴期间，他似乎至少抑制了一部分旺盛的性欲。1941年2月7日，即第二学年中期，伯恩斯坦给波士顿的朋友米尔德里德·施皮格尔写信，把他在柯蒂斯剩余的时间比作完成监狱的服刑。 他也时常骄傲地写信告诉她自己在指挥和钢琴演奏方面的成就，这意味着伯恩斯坦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待在柯蒂斯。

无论伯恩斯坦对自己在柯蒂斯的表现有多么满意，当他听说波士顿交响乐团及其著名指挥谢尔盖·库赛维斯基（Sergei Koussevitzky，1874—1951）正在筹备1940年夏天的伯克希尔音乐节，而且指挥学生届时有机会和一个学生管弦乐团合作后，随即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立刻着手申请，并且求得莱纳和其他知名朋友的推荐。3月份，回到波士顿家中的伯恩斯坦观看了波士顿交响乐团的一场音乐会，之后去后台拜见了库赛维斯基，并被他收作坦格尔伍德音乐中心的指挥学生。在这位杰出的俄罗斯指挥家这里，年轻的伯恩斯坦找到了最重要的导师。库赛维斯基以一名低音提琴手的身份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在与一个大富之家结姻之后，他成立了自己的管弦乐队，开始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演出，后来指挥自己的乐队在巴黎演出。库赛维斯基于1924年至1929年间担任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指挥，其间不断慷慨地委托当代作曲家创作曲目，指挥了很多作品的首演。与他联系最为紧密的美国作曲家当属科普兰——他在第一届伯克希尔音乐节上教授创作。在其波士顿履历中，库赛维斯基指挥过这位美国作曲家的十一部作品，其中五部是首演。 科普兰很可能将自己对库赛维斯基的敬意传递给了伯恩斯坦，而伯恩斯坦自己也已经看过多场由他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并且有一次在交响乐厅的音乐会上向米尔德里德·施皮格尔表达过对这个人的深深嫉妒。 库赛维斯基是伯恩斯坦家乡管弦乐团的指挥，是一个惊艳绝伦、炫目多彩的大人物，同时又是现代交响音乐极为重要的支持者和解读者，因此在许多方面代表了伯恩斯坦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当这位俄罗斯指挥家将伯恩斯坦视为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和弟子时，我们这位年轻的音乐家为承担重任做好了准备，并将库赛维斯基当作自己的英雄。在他去世后，伯恩斯坦继承了他的袖扣，之后从来没有一次不戴着它们在音乐会上指挥。此外，伯恩斯坦还模仿这位老音乐家走路的方式和穿着打扮。他后来对布兰迪斯大学和坦格尔伍德的关切，还有他教授指挥，无不基于他对库赛维斯基之爱。

创办伯克希尔音乐节是库赛维斯基远见卓识的一部分。他集结了一流的教师队伍，在第一个夏天就吸引来了三百名学生。对于伯恩斯坦来说，这一次的核心体验在于上这位大师的高阶指挥课——除了伯恩斯坦，参加的还有理查德·贝尔斯（Richard Bales）、卢卡斯·福斯（Lukas Foss）、索尔·约翰逊（Thor Johnson）和盖洛德·布朗（Gaylord Browne）。 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什么著名的美国指挥家，于是这五名学生获得了在坦格尔伍德指挥学生管弦乐团的机会，每人一周。在这六周内，伯恩斯坦和由六十六名成员组成的学院管弦乐团演奏了如下曲目：兰德尔·汤普森的《第二交响曲》（Symphony no.2）、J.S.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Double Violin Concerto）、里姆斯基-柯萨科夫（Rimsky-Korsakov）的《雪赫拉莎德》（ Scheherazade ）的第二和第四乐章、海顿（Haydn）的一部交响协奏曲、勃拉姆斯的《海顿主题变奏曲》（Variations on a Theme by Haydn）、科普兰的《户外序曲》（ An Outdoor Overture ）以及斯特拉温斯基（Stravinsky）的《士兵的故事》（ L'Histoire du soldat ）——最后这部作品是由规模更小的乐团演绎的，用的是伯恩斯坦自己写的喜剧性文本。

对于一名青年指挥学生来说，这着实是一个不平凡之夏。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欧洲和亚洲轰鸣，然而伯恩斯坦在1940年7月和8月感觉到，他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一切都是在一个人的注视下发生的，而伯恩斯坦和这人自己都认为他就像伯氏的父亲一样。1970年，在向坦格尔伍德的学生演讲时，伯恩斯坦描述了早年那些音乐节上的美妙经历，并将它们全部归功于“库赛维斯基的精神” 。

库赛维斯基不想让伯恩斯坦回柯蒂斯继续上第二年的学。他告诉自己的这名学生，他所需要的是跟着自己学习三年，这就足以让他成为一名伟大的指挥家了。伯恩斯坦很想接受库赛维斯基的橄榄枝，于是试图给莱纳写信解释情由，不过这位匈牙利指挥家和他的学院并不愿意放弃这样一位明星学生。莱纳最初告诫伯恩斯坦，如果他在库赛维斯基那里度过一夏的话就没法再回柯蒂斯了——尽管是他最初给自己的这位学生写的推荐信。不过柯蒂斯的校主任兰德尔·汤普森不这么想，经他从中斡旋，这两位指挥家之间达成了协定，同时也玉成了柯蒂斯与坦格尔伍德未来的联系。 伯恩斯坦回到柯蒂斯继续第二年的学业，并且学院慷慨地每月给他不定期贷款，还提供免费的午餐。

伯恩斯坦这一学年定是对学业极其上心，因为他在5月份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位；而应接不暇的活动成为他在1940—1941这一学年的常态。伯恩斯坦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音乐出版物上：科普兰的《墨西哥沙龙》（ El salón México ）的钢琴改编曲谱。经科普兰运作，布西和霍克斯（Boosey & Hawkes）出版社为该作品向伯恩斯坦支付了25美元。不过，当科普兰发现自己的这位弟子不知道该如何为手稿付梓作准备时，在1940年12月16日写给他的信中许诺一定要给他好好上一课。 这一年，伯恩斯坦找了一些兼职——在一所私立男校教钢琴，还有指挥一个合唱团。他还为几年前通过科普兰认识的作曲家保罗·鲍尔斯（Paul Bowles）的芭蕾舞进行编曲，以及在海伦·科茨在老家波士顿收听的音乐广播中弹钢琴。 这一年，他在费城有一个稳定的女朋友，名叫雪莉·加比斯（Shirley Gabis），当时是一名16岁的钢琴学生，后来成为他一生的朋友；不过，在写给科普兰的信中，伯恩斯坦谈到了他同时还在交往的男性。从1941年1月的某一天写给科普兰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对加比斯的矛盾态度：“见到了我的16岁女孩儿——我不知道” 。他在柯蒂斯的学年圆满收场：和柯蒂斯管弦乐团一起演奏了勃拉姆斯的A大调《小夜曲》（Serenade），并受到电视转播；在温格洛娃学生的毕业汇报音乐会上演奏斯克里亚宾（Scriabin）的《第五钢琴奏鸣曲》（Piano Sonata no.5）以及拉威尔的《库普兰之墓》（ Le Tombeau de Couperin ）的两个乐章。这一年，伯恩斯坦甚至还挤出时间创作了自己的小提琴奏鸣曲——这一作品是受到他的小提琴家朋友拉斐尔·希利尔（Raphael Hillyer）（后来的茱莉娅弦乐四重奏团的创立人和小提琴手）的启发。不过，这支奏鸣曲在伯恩斯坦生前并未发表。从柯蒂斯毕业后，他赶往波士顿，对阿里斯托芬的《和平》（ The Peace ）的舞台剧配乐进行收尾——这也是他为哈佛学生会作出的又一贡献。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战争迫在眉睫、充满变数的年代：伯恩斯坦于1940年秋天进行了登记，做好入伍的准备。

伯恩斯坦于1941年7月至8月间重返伯克希尔音乐节，这也是早就定好的。6月份，在等待音乐节开幕期间，通过《波士顿先驱报》（ Boston Herald ）的音乐有奖问答，伯恩斯坦获得了在海滨大道音乐会上指挥波士顿大众乐团的机会。6月11日，他当着众多观众指挥了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的序曲。在坦格尔伍德，他再次成为库赛维斯基高阶指挥课上的明星学生，并且指挥学院管弦乐团演奏了三个作品：威廉·舒曼（William Schuman）的《美国节日序曲》（ American Festival Overture ）、康斯坦特·兰伯特（Constant Lambert）的《格兰德河》（ The Rio Grande ）（伯恩斯坦与合唱班和管弦乐团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以及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no.2）——担当独奏的是卡洛斯·莫斯利（Carlos Moseley），他后来成为纽约爱乐乐团的执行总监，对伯恩斯坦至关重要。在那个夏天，伯恩斯坦的另外一场重要演出是在科普兰的《维特博斯克（关于犹太主题的研究）》[ Vitebsk （ Study on a Jewish Theme ）]中担任钢琴演奏者。

虽然科普兰再次出现在坦格尔伍德的谱曲教师行列，但是伯恩斯坦在那个夏天的浪漫情愫似乎投向了杰奎琳·“奇奇”·施派尔（Jacqueline ‘Kiki’Speyer）——这个魅力四射的女子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的一位音乐家的千金，与伯恩斯坦在前一年的夏天邂逅，并且已经有过约会。据称，库赛维斯基也将伯恩斯坦推向了她。 这位指挥家觉得自己这个行当的成员应当是道德和音乐权威的践行者，而伯恩斯坦活跃的性生活中兼顾男女两性，应该与他持有的传统观念相左。伯恩斯坦和施派尔之间显然进展颇深。1941年8月的一天，他登上了开往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的火车。在写给雪莉·加比斯的信中，他表示自己会在外“躲一周”，并在后来隐晦地承认自己躲避的是奇奇·施派尔。 那年秋天晚些时候，伯恩斯坦给科普兰写信，表明自己已经向施派尔解释了“这一彻头彻尾失败的夏天”——明显是承认了自己是同性恋——但是“她仍然想要嫁给我，并且接受这样的双重生活，或者想试着帮我康复。而亚历克斯 又突然搅了进来。这一周真是让人搞不懂” ！即使是他在考虑结婚期间，伯恩斯坦似乎还在与一个男性情人交往。在1942年年初写给科普兰的信中，伯恩斯坦向他讲明，施派尔已经放弃了，不再把他当作一个可能的伴侣。 她给伯恩斯坦写信，祝福他的音乐教学工作室好运，并且表示自己确信他最终一定能取得成功。或许她将真正的心迹袒露在附言中：“这终结了糟糕的品位……所以就把它理解为你的第一封乐迷来信吧。” 梅里尔·塞克雷斯特为伯恩斯坦作传时采访过施派尔。她描述了1941年夏天施派尔和伯恩斯坦之间的关系是何等亲密，二人又何等频繁地讨论结婚的问题，不过伯恩斯坦在和男性过夜之后会故意让施派尔察觉，并让她跟库赛维斯基详述自己的同性恋事实。施派尔认为，库赛维斯基希望她能够控制伯恩斯坦，但她意识到自己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

奇奇·施派尔对于伯恩斯坦日后能够成功的信心恰恰表明了他在1941年至1942年间的生活中充满苦涩的事实，那就是尽管他是一名才华出众的音乐家，但与此同时又是一个为找到第一份工作四处奔波的年轻美国指挥。即便是他那些知名友人都愿意帮忙，但伯恩斯坦要解决这一难题并非易事。不过，隔开了七十多年的距离再去回望，并且考虑到大多数人试图开启艺术生涯时都会遭遇困难，伯恩斯坦在1943年8月成为纽约爱乐乐团助理指挥前的两年看起来并非真的那么痛苦。另外需要承认的一点是，尽管伯恩斯坦因为在这段时间缺乏机遇感到挫败无力，但是他的音乐活动并没有因为他从事着一份非音乐工作而被打断。他的单簧管奏鸣曲和第一部交响曲都是在这一时期写出来的，而他早期作曲家事业的成功离不开这两部作品。

此外，鉴于美国在1941年年末发起了最大规模的一次征兵，伯恩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能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着实是福星高照。因为患有哮喘，他的“4F”健康评级逐步得到确认，这也使得他永远都没有资格入伍。从伯恩斯坦的信件中可以看到，他对这样的豁免所持的是欢迎的态度。1943年8月，他带着胜利的喜悦写信给库赛维斯基，告诉他，一名医生在他遭受哮喘性花粉症之苦时为他做了检查，并且这位外科大夫“坚决拥护英国的政策，即尽可能地使我们国家的文化根基不受侵扰，纵使是——或者特别是——在战争时期” 。有了医学上的借口，伯恩斯坦对于自己入伍的推延“毫不愧疚”。

在父亲的资助下，伯恩斯坦一直留在波士顿地区，一直到1942年离开坦格尔伍德为止。他的父亲帮他租了一间工作室，又印了小卡片为他宣传，说他既能当钢琴教师，又能作音乐分析。不过这正值珍珠港事件前夕，他只招到一个学生。虽然这样的活动几乎不能换来什么像样的收入，但是伯恩斯坦的确屡屡作为钢琴家登台，并且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其中包括2月份和哈罗德·夏皮罗为纽约作曲家联盟进行双人演奏，还有4月份与歌手埃里克·斯坦（Eric Stein）在波士顿的“狐狸与猎狗”（Fox and Hounds）夜总会多次演奏他们一起写的歌曲。

那个春天，伯恩斯坦在波士顿现代艺术学院组织了三场音乐会：与夏皮罗的又一次双人演奏会、一场以伯恩斯坦的《单簧管与钢琴奏鸣曲》（Sonata for Clarinet and Piano）的首演为标志的演出，以及对科普兰的歌剧《第二场飓风》（ The Second Hurricane ）的演绎。在坦格尔伍德启动演出之前，伯恩斯坦和科普兰一起在后者的夏日别墅中度过了几天悠然舒爽的时光。这是个令人失望的演出季，因为波士顿交响乐团受到战争和旅行的限制停演了。不过库赛维斯基锐意进取，转而指挥学生管弦乐团，并且负责的是更好的那一个。伯恩斯坦虽是他的助手，但只能去指挥另一个质量不尽如人意的学生管弦乐团。那个夏天之后，库赛维斯基作出在战争期间暂停伯克希尔音乐节的决定。遇到单簧管演奏家大卫·奥本海姆（David Oppenheim）是伯恩斯坦那一年确定无疑的一件乐事——伯恩斯坦对他的情爱兴趣一直延续到第二年，并且二人一生都是亲密的朋友。可以在他们留存下来的信件中看到二人关系的方方面面，比方说他们对于与其都有工作往来的德国分析家马尔凯塔·莫里斯（Marketa Morris）（即“夫人”）的感情——这么做的部分原因在于试图扼杀二人之间的同性恋冲动。 在其他的一些信中，特别是那些写给科普兰的信中，似乎可以看到伯恩斯坦对于性经历的积极寻求不大可能会因为一名分析家而收敛。

1941年至1942年间，伯恩斯坦在创作方面的主要成果是《单簧管与钢琴奏鸣曲》（Sonata for Clarinet and Piano）。1943年3月14日，奥本海姆和伯恩斯坦在纽约作曲家联盟的一次音乐会上首次演奏了这个作品，并且对其进行了录音。该奏鸣曲是伯恩斯坦发表的第一个作品。艾伦·肖恩曾评论道，这位作曲家可能低估了自己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Sonata for Violin and Piano）[其中的一些片段后来出现在芭蕾舞剧《摹写》（ Facsimile ）和《第二交响曲》（Symphony no.2）中]，因为该作品在伯恩斯坦生前一直未得到发表，不过伯恩斯坦显然相信自己为单簧管与钢琴写的作品值得肯定。 尽管这不是一个全然成熟的作品，其中一些片段不只一星半点地让人联想到欣德米特（Hindemith）和科普兰，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塞到短短10分钟之内，但是，该作品反映了伯恩斯坦对于陈列曲调的偏爱和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节奏活力，特别是在最后一个乐章的5/8节拍部分。富有感染力的第一乐章是伯恩斯坦精心设计的一种奏鸣曲形式，而第二乐章的开篇部分既深邃又恳切，不经停顿就进入了五拍子，使人听到了后来的戏剧作曲家伯恩斯坦的影子。科普兰发现自己这位弟子的音乐有太多他人的痕迹，在1943年3月25日给伯恩斯坦的信中就他的单簧管奏鸣曲写道：“它仍然充满了欣德米特，因为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想听到你写出一首没有科普兰、没有欣德米特、没有施特劳斯（Strauss）、没有布洛赫（Bloch）、没有米约（Milhaud）、没有鲍尔托克（Bartók）的歌。然后我再和你谈谈。” 在这之前不久，伯恩斯坦刚刚跟这位导师谈过自己的一部新作品，而它听起来就像这位比他年长的作曲家的音乐。

1942年，伯恩斯坦在离开坦格尔伍德后关闭了在波士顿的工作室，搬去了纽约市，辗转过不少住所，其中包括沙威公园酒店每周8美元的地下室。这年秋天，他和“乐瓶者”一起演出，另外还在卡耐基音乐厅指导歌手以及为舞蹈课弹钢琴，不过也经常在音乐出版商哈姆斯-维特马克（Harms-Witmark）那里找活儿干。虽然伯恩斯坦在1943年5月29日写给库赛维斯基的信中描述了自己这些“无聊得难以置信”的“可怕的零活儿”，但他在改编爵士独奏以及将流行歌曲改编为双手版或四手联弹版的曲谱的过程中，肯定也学到了一些有益的东西，与他日后创作戏剧音乐息息相关。 伯恩斯坦以“伦尼·安伯”（Lenny Amber）的假名出版了这些成果——“安伯”是“伯恩斯坦”在英文中的对应词。

1942年年末，为参加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举办的一项比赛，伯恩斯坦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交响曲》，即“耶利米”；担任首席评委的是库赛维斯基。在妹妹和一些朋友的帮助下，伯恩斯坦写出了管弦乐谱，随后与当时的公寓室友艾蒂斯·梅里尔（Edys Merrill）一起搭火车前往波士顿，为的是在12月31日截止日当天让梅里尔帮他匿名提交曲谱。尽管这支交响曲没能获奖，但伯恩斯坦的雇主哈姆斯同意对其进行出版。伯恩斯坦把曲谱寄给了莱纳和库赛维斯基，而这二人显然还在为伯恩斯坦进行争夺，结果是我们这位青年音乐家将于1944年1月指挥匹兹堡交响乐团对该作品进行首演，下一个月在波士顿再演。“耶利米”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交响乐处女作。第三乐章是伯恩斯坦在1939年为《耶利米哀歌》（Lamentations of Jeremiah）谱的曲，是为次女高音和管弦乐队而作。1942年秋天，他增补了“预言”（Prophecy）和“亵渎”（Profanation）两个引子乐章，从而构建起完整的叙事体系：先知对于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86年落入巴比伦人之手的预言、对于犹太人罪孽的描述和最后的哀悼。在每一个乐章中，伯恩斯坦都使用了犹太人祷告中的诵经音乐，“预言”中开篇的号角声就是其中的一例，既有在科普兰的作品中听到的那种慷慨激昂感，又有在这位年长的作曲家那里不常见的直白抒情。 在“亵渎”中，伯恩斯坦用不断转换的拍子以及在科普兰和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中经常能够听到的那种无法预测的八分音符二连或三连音组，营造出一种类似现代派对音乐的效果，此外还加入了后来在《西区故事》中收放自如的百老汇音乐元素。“哀悼”富有抒情性，在音调上带有浓重的犹太特征，有点像欧内斯特·布洛赫的音乐，但是极度震撼人心，也首次印证了伯恩斯坦在人声创作方面的天赋。伯恩斯坦将这支交响曲献给自己的父亲，这也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犹太人。如果考虑到伯恩斯坦是在大屠杀期间完成的这部作品，那么就会令它蒙上一重别样的酸楚——这对伯恩斯坦一家和许多其他犹太裔美国人来说都是一个灾难性事件，毕竟他们尚有亲人生活在纳粹统治区。大约同一时段，伯恩斯坦还写了一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作品：声乐套曲《我讨厌音乐！》（ I Hate Music !）——歌名来自他的室友艾蒂斯·梅里尔的评价；五支《纪念日》（ Anniversaries ）钢琴独奏曲——献给朋友和导师；一种钢琴微型曲——在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又不断重新拾起。

1943年，有不少迹象表明伯恩斯坦被视为一位惊艳的钢琴家和指挥家。科普兰本来受邀在2月的一次市政厅活动上弹奏自己的《钢琴奏鸣曲》，并且活动还包括围绕这件作品展开的一个讨论会，但由于在加州忙于一部电影的配乐，他发现自己没法赶回去。伯恩斯坦几乎毫无征兆地代替他出席，并且在论坛发言时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月30日，伯恩斯坦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上演的保罗·鲍尔斯的歌剧《风犹在》（ The Wind Remains ）中实现了自己在纽约的指挥首秀。这个时候，伯恩斯坦已经受到阿图尔·罗津斯基（Artur Rodzinski）的关注——后者是纽约爱乐乐团的新任总监，将从当年秋天开始履职。在3月5日写给奥本海姆的信中，伯恩斯坦陈述道，纽约爱乐乐团的经理助理布鲁诺·兹拉图（Bruno Zirato）打电话告诉他，他们的指挥对他很感兴趣，希望聘任他为助理指挥。 1943年8月25日，在他25岁生日当天，伯恩斯坦在罗津斯基位于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用来消暑的家中了解到了他这个新职位的确切信息。他走对了路，盛名在望。 bWTQi52IwzrMxdoccLP4SSV8k5+6tKQhnYPu1prVs6Tj3pJYMo9eLmpzU/olFE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