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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时期的伯恩斯坦

波士顿拉丁学校将许多学生送进了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其中就包括伦纳德·伯恩斯坦——这发生在1935年秋天。这位才华出众、自信满满的年轻钢琴师成为一名音乐专业学生,开始接受大学的文科教育和学术训练。虽然哈佛将演出严格规定为课外的活动,但是这里的音乐教员由知名教师和作曲家担当,其中包括作曲家/理论家沃尔特·皮斯顿(Walter Piston)、作曲家爱德华多·伯灵格姆·希尔(Edward Burlingame Hill)、音乐学家A.蒂尔曼·梅里特(A.Tillman Merritt)以及音乐学家/作曲家雨果·莱希滕特里特(Hugo Leichtentritt)。伯恩斯坦开始跟随海因里希·格布哈特(Heinrich Gebhard)学习钢琴,而山姆承担了儿子全部四年本科学业的费用。

哈佛的艾略特之家——伯恩斯坦于1936年至1939年间居住于此。

伯恩斯坦自信满满,又不按时出勤上课,这让教员们有些头疼,而他有时候也厌恨这种纯粹的学术训练。不过,如此群星闪耀的教师队伍又会无可避免地激励像伯恩斯坦这样充满好奇心的音乐家努力奋进。尽管他可能有时候对于课堂投入不足,但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音乐性予以弥补,以至于即便是他一直拖到最后一刻才着手去完成作业也依然能够顺利过关。伯恩斯坦发现自己与哲学教授大卫·普劳尔(David Prall)脾胃相投,在智性方面受他影响很大。无论是普劳尔开的美学课,还是他在自己家主持的讨论,伯恩斯坦都积极参与。伯恩斯坦喜欢阿隆·科普兰的《钢琴变奏曲》,普劳尔教授就给他买来了活页乐谱,并且鼓励他就其写一篇论文。 我们这位年轻的音乐家将这支曲子牢记在心,并将其列入自己演奏曲目中的偏严肃作品类别,总在派对上弹奏。

伯恩斯坦在大四期间完成了题为“美国音乐对于种族元素的吸纳”的毕业论文——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才能在最后这一年铺天盖地的活动间隙完成这一文稿。 他的核心论点是,尽管自1890年以来美国作曲家一直受到美国土著和非裔美国人音乐的影响,但是一直要等到类似科普兰这样的作曲家将爵士和蓝调元素融入进来,才算是发出了真正的美国之声。他进一步指出,关于这种吸收最有力的证据是诸如科普兰的《钢琴变奏曲》(Piano Variations)这样的作品,从中可以听到在现代的音乐结构中嵌入了蓝调的音程和爵士的节奏。出自这一非凡学生文稿的惊世之论在一些哈佛教师那里并不讨喜,不过论文最终基本保留了原样。 在同年与科普兰的通信中——下文将介绍这两个人是如何相遇的——伯恩斯坦描述了自己对于毕业论文的打算,并且表明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一定会捍卫自己的观点。不过,年长一些、同时也可能更加精明一些的科普兰敦促自己的这位年轻友人不要试图去做过多的证明。 在这一论文中可以听到伯恩斯坦的声音,并且可以注意到那些他后来一直在倡导的关于美国音乐发展的想法。

在哈佛期间,伯恩斯坦用丰富的经历填满了课外时间,并且与许多能够为他未来事业带来助力之人建立了联系。在钢琴演出中,他曾与马萨诸塞州交响乐团这个受到公共事业振兴所(WPA)赞助的乐团合作完成了三支协奏曲,也曾与哈罗德·夏皮罗(Harold Shapero,1920—2013)数次联袂出演——夏皮罗当时是一名大一新生,低伯恩斯坦两级,后来也成了一位著名的作曲家。他们的曲目兼收古典和流行音乐,这也是伯恩斯坦如饥似渴学习的领域。此外,他还学以致用,用一支令人难忘的钢琴独奏曲为无声电影《战舰波将金号》( Battleship Potemkin )伴奏,引来现场数千名学生观众的阵阵掌声。 大学期间,他完成了数个作品,其中包括为他的朋友米尔德里德·施皮格尔及她的两位同事创作的一支钢琴三重奏、一本名为《为两架钢琴而作的音乐》(Music for Two Pianos)的集子,还有一支钢琴奏鸣曲。这些作品表现出他对待目标的认真程度和对待工艺的投入程度,并且反映出他受到的影响范围甚广。 大四那年,他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鸟》( The Birds )在1939年4月的一场演出进行了配乐。这一杂糅度无以复加的配乐将这部古希腊悲剧摆渡至现代,其中的一些音乐片段后来也出现在伯恩斯坦的几部成熟作品中。《鸟》是伯恩斯坦在公共场合进行指挥的初体验。在哈佛期间,他还写过乐评,不仅可见于当地的《哈佛倡导者》( Harvard Advocate ),而且发表在纽约的《现代音乐》( Modern Music )这样面向全国的重要期刊上。 伯恩斯坦没有吝惜自己的观点,他的评价从“粗笨”到“闪耀”都有,有时还会对哈佛教职工写的作品提出犀利的批评。伯恩斯坦在哈佛期间的生活另有几个重要的时刻:1936年夏天,入学一年之后,他在沙伦镇的社区演出又添新作,这次带来的是《皮纳福号军舰》( HMS Pinafore );1937年夏天,他在麻省皮茨菲尔德欧纳塔湖边的纯犹太人营地担当音乐顾问,在这里遇到了阿道夫·格林——这位词人成为他的合作者和一生的朋友。

通过迄今的这些描述,我们可以建构出一段值得称道的本科经历,而且我们也不应当低估在哈佛拿到学位的尊荣对于这位意气风发的年轻音乐家的意义。不过,对伯恩斯坦的未来影响最大的却是他在哈佛课堂之外建立的那些联系。这类联系的缔结首先出现在1937年1月。在波士顿交响乐团的一场音乐会上,伯恩斯坦见证了指挥家季米特里·米特罗普洛斯(Dimitri Mitropoulos,1896—1960)在美国的首秀。他见到了这位希腊音乐家,并且向他演奏了自己的一些作品,用自己的音乐灵性和可塑性打动了他。之后,米特罗普洛斯邀请伯恩斯坦观看自己和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彩排。此后,二人开启了热忱的书信往来。1938年4月,伯恩斯坦和米特罗普洛斯在明尼阿波利斯共度了一周时光。他曾一度希望自己能成为后者在明尼阿波利斯交响乐团的助手,但后来发现不太现实。 米特罗普洛斯一边弹奏钢琴协奏曲,一边在钢琴房进行指挥,这种极富感染力的指挥和演奏对伯恩斯坦影响深远。

在观看安娜·索科洛夫(Anna Sokolow)在波士顿的舞蹈演出之后,伯恩斯坦决定和一个研究生同学共赴其在纽约的首演。演出于1937年11月14日在同仁剧院举行,机缘巧合,年方19岁的伯恩斯坦发现邻座是自己钟爱的《钢琴变奏曲》的作者阿隆·科普兰(1900—1990)。由于这天是科普兰的生日,于是他就邀请我们这位年轻的音乐家跟他一起回自己的跃层公寓参加派对。伯恩斯坦从不露怯,当着作曲家的面演奏了《钢琴变奏曲》,显然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交响乐厅——波士顿交响乐团之家,伯恩斯坦第一次听管弦乐的地方,也是他后来有时客座指挥的地方。

他们成了朋友(也有可能更进一步),经常通过书信来往,并且会找机会见面。比方说,1939年4月,科普兰出席了《鸟》在剑桥 的演出,看到伯恩斯坦的指挥后,他建议这位比自己年轻的音乐家试着接受一下这个领域的训练。伯恩斯坦向科普兰展示了自己的作品,后者对其进行了评价,并要他找出“特定音符”,也就是那些让和弦或乐段高出寻常一等的音符——这是科普兰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跟随纳迪娅·布朗热(Nadia Boulanger)训练时的一项重要内容。 伯恩斯坦后来表示,这是他最接近真正的作曲训练的一次体验。一段绵延一生的友谊就此开启,并且将对二人的事业都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

走进哈佛求学时代的青年伯恩斯坦生活的音乐名人不止于此。1937年,马克·布利茨坦(Marc Blitzstein,1905—1964)的《大厦将倾》( The Cradle Will Rock )以一种颇具故事性而又饱受争议的方式首演。该剧是对工人运动的歌颂和对资本主义的强烈谴责,一时群情澎湃,我们这位具有左翼倾向的年轻钢琴家也为其吸引。受到罗斯福“新政”中“联邦剧院计划”的影响,这部剧被禁止在布利茨坦所在的剧院上演;此外,还有来自国会共和党人的威胁。于是,布利茨坦独自出现在维也纳大剧院的舞台上,用钢琴演奏了音乐剧的配乐,而演员们则是在观众中间完成了自己的表演。伯恩斯坦说服哈佛戏剧社在1939年5月5日上演了这部作品,他本人也亲力亲为,参与了众多环节。给予支持的教职工有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老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Sr)和大卫·普劳尔。 伯恩斯坦邀请作曲家来到了演出现场,展现了在自我推销方面的才能——不过许多人可能会将之视为肆意妄为。布利茨坦感触良多,和这位大四学生沿着查尔斯河边走边聊数小时之久,也就此开启了又一段绵延一生的深情厚谊。在布利茨坦看来,那时候的伯恩斯坦就是自己的化身。 正如艾伦·肖恩所言,继科普兰之后,布利茨坦成为又一位对伯恩斯坦有着深刻影响的作曲家,特别是这位更加年长的作曲家将音乐赋予英语这门语言的方式。

在教育和早期职业成就之外,伯恩斯坦的个性也逐渐成熟起来,变得越发清晰。伯恩斯坦从小由政治上左倾的父母带大,来到哈佛时正值美国自由主义随着“新政”高涨的年代。当时哈佛有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伯恩斯坦自己的政治观也朝着左翼大幅倾斜。这可以从他出品《大厦将倾》看得出来,而这一事件也引起了当时正在调查哈佛的共产主义活动的剑桥警方对他的注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联邦调查局接到一位告密者对伯恩斯坦的检举,并对他挂号建档。 伯恩斯坦寻求与马克思主义宣扬者的更多接触,很可能是受到科普兰和布利茨坦的影响。此外,和米特罗普洛斯一样,这两位年长于他的作曲家也是同性恋。男性之间本来就很难建立确定的性关系,而在同性恋被当作一种心理疾病的年代去追寻这样的关系更是难上加难。不过,年轻的伯恩斯坦显然有机会和这两个男子都保持亲近。从伯恩斯坦高中和大学时代留下的众多书稿中都能看出,他一直在与自己的性取向作斗争,与男女两性都有过亲密关系。 琼·沛泽(Joan Peyser)认为,伯恩斯坦“强烈的性欲”可能是他性格中最重要的部分,他现存的信件也表明这是他生活中的一个关键部分。 在年满21岁前,伯恩斯坦与米特罗普洛斯、科普兰还有布利茨坦开启的会面和友谊对他成长为一名音乐家和一个男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帮助他在接下来四年的人生中平步青云——他将会在指挥领域如鱼得水,并将迈出那些让他声名鹊起的步伐。 mkcQmZHolZOoCX7s/5+ew63mhdeMTJXhL4wPuhG0zNeMCr4eTN742bsEqzpIrz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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