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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研究宋词的学者见出北派、南派的面目。上海、南京、杭州的大学传授词学的——后来被称为“现代词学三大家”的龙榆生、夏承焘与唐圭璋等几位先生，是将词学视为“专门之学”，延续清代的考据学，让词学的研究具备传统经学、史学的规模气象。而在北京治词学的几位先生，则是另一条道路，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文学教育”——或者叫做“人文教育”中的“词学讲授”。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顾随、俞平伯、浦江清等。他们讲说的风格，各有不同：俞平伯《读词偶得》、《清真词释》，绵密悠长，缠夹繁絮，语涉玄虚，但又回味无穷；浦江清的《词的讲解》，细腻入微，周详至极，时有繁琐考证的地方，却能够引人入胜；至于顾随的《稼轩词说》、《东坡词说》，棒喝顿悟，欲言又止，但往往在这个“止”处发人警醒。
顾随先生，1897生，河北清河人，字羡季，号苦水，又号驼庵。1920年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历任燕京、辅仁等大学教授。晚年寓居天津，任教河北师范学院，1960年辞世。他存留于世的完整词学专著，仅有这两部《词说》。尽管苏东坡与辛稼轩的宋词经典地位无可置疑，但在古人却始终有不同的看法。宋朝鼎盛的时候，朝野公认柳永为“作者”（即今天所谓的“大家”）；南渡之后，东坡词受到士大夫阶层的赞美；南宋末年，又推举周邦彦与姜白石。而明朝有一段时间是推重秦少游的，彼时明确提出婉约、豪放二分法的张綖，由于他自己很喜欢少游词并模仿创作，以至于后来他的词被人误会，收到了秦少游的词集里去。清朝词学家最初推尊姜白石，后来又推尊周邦彦，再后来推尊吴文英。近代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激励民族自豪感的苏东坡、辛稼轩就被推崇得更高，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苏、辛之被崇尚，密切关系着社会政治，就不是站在文学境界的立场；某种程度上说，偏离了文学本身。而顾随先生在沦陷时期的北京写的这样两组《词说》，怕也有时局的感慨，但更令人注目的，则是对词学特质的独到把握。
《稼轩词说》，顾随写时用的底本是十二卷《稼轩长短句》，《东坡词说》用的是龙榆生《东坡乐府笺》。每篇作品的文字与题目，不全从“底本”；稼轩词他参考过明毛晋汲古阁刊《宋六十名家词》本《稼轩词》；东坡词对龙榆生注本的校记，他也吸收了一些。《稼轩词说》撰写完成，放置数年后，在天津《民国日报》“民园”副刊陆续发表。每一篇《词说》，恰可占得报纸版面中的“一块儿”；稍长的文字——或许也不是真的就是长，而是报纸排版需要，就将一篇拆成两篇，分两次刊出，共刊二十五次。没有《序》，第一篇标题中有“卷上”二字，第二篇开始列出“（一）”，但后来也没有再出现“卷下”。从1947年9月3日开始，到11月8日结束，最后一次刊出的一篇注“（二十四）”——后来通行的版本，这一篇的位置是倒数第二篇。《东坡词说》应是自1948年7月11日《华北日报》“文学”副刊的《自序》刊出开始，而这在通行的版本中是作为“后序”。《词说》撰写与发表的概况，大体就是这样。
周汝昌、叶嘉莹等顾氏弟子曾指出，顾随说词对禅宗语录的言说方式多有借鉴，形成自己独特文学批评的风格。顾先生所说辛稼轩《感皇恩》词——“会说忘言始知道”中的“忘言知道”，恰好可以移来作为其批评方法的概括。对于禅宗语录体的顾随《词说》来说，所谓玄言妙悟是言说方式与文体风格；“真意”并不在“词”的抽象理解，而是在一切之一切的原点——作品的具体批评。换言之，真正要来谈这个“道”，要来谈词的文学特质，那就不能不对各异的作家与作品做不同的批评分析。
说“苏辛词”有一个问题：一开始叫做“苏辛异同论”，后来发展到“优劣论”，即认定是“谁”达到了宋词艺术的极致？“谁”体现宋词文学的最高境界？显而易见，苏、辛比较是用来理解宋词具有的文学境界，而不是要来借此评论苏、辛的同异，衡量苏、辛的高下。现代学者论苏、辛异同，在顾随之前，是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的“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在顾随之后，是缪钺在1980年代写的《苏、辛与〈庄〉〈骚〉》——这篇文章也是在推演王国维的判断。这些都是界域明晰、一目了然的比较，但用意不免太过明确，没有离开“异同论”的范畴。尽管顾随也是希望就稼轩与东坡的同中之异来言说，甚至两者之间也有所轩轾；然而，他提出的批评概念最终达成的是“意外”又在“环中”之结果。或者说，顺着顾随提出的概念，一篇一篇读他的词说，可以超出“异同论”“优劣论”。
这是顾先生提出的新概念，他下了一个简洁的定义：“超出言辞之表，深入文字之微。”（《稼轩词说·自序》）以稼轩词为典型体现。
无疑的，稼轩以抒情见长，莽莽苍苍，不是王国维所说的“沁人心脾”。但就顾先生给出的定义来看“高致”，会发现“超出言辞之表，深入文字之微”没有彻底地解释清楚什么是“高致”，我们可以用另一对概念来对应这样一个定义，即“致密”与“超越”。以“深入文字之微”的“致密”与“超出言辞之表”的“超越”来衡量辛稼轩，怕还不足以尽“高致”二字。
稼轩词有两种风格：蕴藉清淡与高亢悲凉。一个热烈，一个冷寂。前者如“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后者如“莫倚忘怀，西风也解，点检尊前客。凄凉今古，眼中三两飞蝶”（《念奴娇·重九席上》）。“凄凉今古”四个字之后，本以为他的落脚点会是一个很宽阔的去处，没有料想到，是“眼中三两飞蝶”，眼中只剩下三三两两飞蝶。又如《祝英台近》“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以及《汉宫春》“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还有顾先生“无甚言说”的《念奴娇》“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千叠”，都是稼轩词中风格偏于冷寂一面的作品。
两种风格同在一人笔下，其内在的关系在词学批评的传统里有一个与之对应的术语——“潜气内转”。辛稼轩高亢悲凉的发抒方式不是直接的，而是气息情感敛藏曲折，即清人周济所说：“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介存斋论词杂著》）那么，雄心壮志、感慨悲凉之背后的背后、深处的深处究竟是什么？顾先生说，是“学问涵养”。或许，有人要提出质疑：如此绕了一大圈子，岂不是又回到了清朝末年常州词派的范围内？所谓“见事多、识理透”（周济，他是常州词派的代表性人物），所谓“多读书”（况周颐《蕙风词话》，况氏也算是常州词派的后劲）。然而，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学也。”（《沧浪诗话》）其实，诗不是非关“学”，而是“别”关一种“学”；诗既然是别材——词又是别材之中的别材，那么肯定是别关一种“学”。
宋词的“学问涵养”，不是多读书、多阅世的必然结果，而是天然本性、自然本心—— 即性情，即学问 。辛稼轩的学问涵养，不是一代将才、驱使经史，而是性情的古朴谨质。如“红莲相倚浑如醉，白鸟无言定自愁”（《鹧鸪天》）。蕴藉清淡，潜气内转，一肚皮感慨的抒发，源自性情的古朴谨质，不矫揉造作，不兴妖作怪，不在色泽声韵的巧妙婉转；而是在本色，更是在本分。又如《鹊桥仙》（松冈避暑，茅檐避雨）：“闲去闲来几度。醉扶怪石看飞泉。”“醉扶怪石看飞泉”七个字，真是一世英雄，不做凡人庸态；但说“又却是前回醒处”以及换头以下：“东家娶妇，西家归女，灯火门前笑语。酿成千顷稻花香，夜夜费一天风露。”句句是真，语语不虚；这样的古朴谨质，是自然而致的潜气内转，以及最终呈现的蕴藉清淡。再比如“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以及“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这些脍炙人口的佳作，不是写景如在目前，叙事层次分明，而是从古朴谨实中来，是稼轩的本色，更是他的本分。不是概念上、风格上的，或是要给出一个定义式的，而是文学境界上的“高致”。
辛稼轩的词，握爪透拳，刻骨铭心，大声鞺鞳；苏东坡的词，风行水上，朗月山高，天风海雨。各有性情，各具本色，好像不如此，就不能臻及“高致”。其实，一味如此，并没有达到真正完全的“高致”，距离文学的所谓最高境界还是有距离。“高致”不是理念概念的，更不是历史政治的，而是一种文学境界，“高致”之外必要有“韵致”。
“高致”是批评以抒情见长的词，抒情要有意味、有用心。这种“用意”，如顾先生说是：“不可以无心得，不可以有心求。”一味“用意”，会斫伤“词气”，对文学生气起到反作用。顾先生说东坡是以写景见长，像“明月如霜，好风如水”，因此是有“韵致”而乏“高致”——这样的意见宋朝人就有，说东坡“短于情”（晁补之《评本朝乐章》）。实质上，不能舍“高致”来谈“韵致”。韵致的来源，同样是学问、涵养与性情。苏东坡的少年豪侠之气，正是他本色、本分的所在，弥满生动，飘逸高举——“我欲乘风归去”；“我醉欲眠芳草”；“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当中自然会有“韵致”，但仍旧是不完全、不彻底的一种状态。东坡词的批评所谓叫做“超旷”也好，“超脱”也好，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他有过一番“金鳞入网”的“入”。苏东坡的豪气使人避席，超旷令人景仰，但他的学问涵养，他的性情本色，最终呈现出来的却是“人与争席”，是—— 即自在，即本分 。他独具一格的“清雄”词风，顾先生概括为：“沉着之中，溢出飘逸，凄凉之中，暗含雄壮”。
“韵致”并不乏有“高致”，而“高致”对于“意”的追求也最终要导向韵致；两者之间，不但不是冲突的，反而彼此共生，走向“光芒四照”而不失“浑融圆润”的境界。
顾随《词说》的“忘言”，是读词的一种途径、一种方法，甚至还是一种自成系统的批评理念：
以《沁园春》（叠嶂西驰）为例，这是一首典型“稼轩风”的词。扑面而来的是辛稼轩的见识、修养、胸襟、学问，大笔奋迅，掷地有声。这首词的“音声”就是直接证明；对此，再多的言诠，再去解释词的上片在写什么，下片在写什么，都是多余的。由于这样一首词的风格呈现非常直接，因此，虽然是在写山，是在写自己隐居在带湖这样一个环境，然而，写山也不是山，写古人也不是古人，完全是作者的面目——顾先生说它是“作者自赞”式。
像这样的具有典型的作者风格的宋词，如“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秦少游）；“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易安）；“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姜白石），对它们的解说，会是辞费。扑面而来、掷地有声的风格特征，就在作品本身，直接能够被读者体验到，不需要再做解释或转译。顾先生还举出“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水龙吟》），以及他没有选说的《永遇乐》（千古江山）“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都是这样的“自作自赞”，词人自身已把词作内在的精神力量完全呈现出来。
辛稼轩《生查子》（悠悠万世功）词，是“忘言式”说词的第二种方式的体现。这首词的名气不是非常大，很多词选也不见得会选，而它的风格又比较深沉，其中的“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去”，看似纯粹是写景的，但当中的感慨则是非常得深。对此，从虚字入手——“红日又西沉”的“又”，“白浪长东去”的“长”，充溢动宕。
顾先生说，当年阮籍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感慨，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慨，和“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去”都有可比拟相通的地方，不过，阮籍的感慨、陈子昂的感慨还是不足以尽诠这两句词。对这样的词句的理解，虽摸索寻思，仍不足以尽之，应该向“字句之外”去体悟。因此，这种“忘言”不是“不言”，而是用尽一番解数，终于“透网金鳞”，在“字句之外”得到悟解。
无论是在词人的“自作自赞”直接理解，还在向词作的“字句之外”求得谛解，其情意相对来说还比较单纯。若是面对堪称宋词“造极”的是东坡的《永遇乐》（明月如霜）、《洞仙歌》（冰肌玉骨）（这两首词都呈现出来一种叫做“清凉世界”或曰突破了梦与现实纠缠的崇高境界），则会碰到一些因包含历史信息的“词序”引出来的问题。
如《永遇乐》是东坡“宿”燕子楼还是“登”燕子楼？有没有“梦盼盼”？又如《洞仙歌》前两句据“词序”说是当年后蜀的国君孟昶和花蕊夫人所写的；那么，这“清凉世界”究竟是归之于东坡，还是归之于别人？这都是令古今学者感到困惑的。关于《洞仙歌》，顾先生也举出一例：“水殿风来暗香满”，这个“暗香”是荷花的暗香，还是“冰肌玉骨”之人的暗香？此种情形，辛弃疾词中亦有，如《祝英台近》（宝钗分），它是写男女爱情，还是对那些满足于偏安的大臣的讽刺，或者是对南宋朝廷摇摇欲坠的国势的担忧？换句话说，这首词是单纯地写个人之忧，抑或还含有比兴寄托、讽刺时政？诸如此类的问题，该如何处理？
作者的行迹、文本的归属，以及具体字句是指人还是指物，不仅在诗中会碰到，在词也会碰到，并且会形成很大的干扰，造成更多的困惑。相对而言，词的题材比较有限，比诗要单一。传统的理路是做明白的考据，而顾先生则选择不从历史与考证来说。对历史的考证，顾先生说是“不计较”——不计较是你的还是我的，亦即文本的归属；也“不代替”——不代替古人来算账，亦即字句意义的指归。做考证研究，意义指归、文本归属肯定要顾及到，但它们不是词最核心的问题。当进入到文学核心的时候，“不计你的我的”、“不替古人算账”，这是又一种方式的“忘言”说词：不“死于句下”，不被历史信息所拘束。
这是“忘言式”说词最为独特的方式。说词和说其他文学类型的作品不同，说词需要做选择，而且是愈少愈佳。朱祖谋选、唐圭璋注的《宋词三百首笺注》，是作为读本；而付诸讲授，选出十分之一，即三十首，足矣。东坡词存世三百多首，辛稼轩则有六百多首，这近千首的词，顾先生选说三十五首，大约三十分之一，一些佳作没有选取，但并非不能包笼在内。对东坡《永遇乐》说毕，又说一首《洞仙歌》，顾先生就不再说《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对辛稼轩词，他也没有说《鹧鸪天》（晚日寒鸦一片愁）。在词人创作一面，这些作品或是“光芒四照”，或是“浑融圆润”；在顾随说词一面，一首说毕，“余威”尚在，“迅猛”依旧，其他词可以触类旁通。那些没有为顾先生所选讲的佳作，不是说这些词不值得言说，而是如《永遇乐》讲毕，“清凉世界”已见，“冰肌玉骨”“乳燕飞华屋”都可以悟入；又是如“稼轩风”的壮词，“楚天千里清秋”说毕，“千古江山”这样的作品，也都包笼在其中。
以上四种说词的文学批评方式，是一刻也不离开词的“不可言诠”的特质。这种不可言诠之处，也是词独特的烟水迷离的文学特质。“忘言式”说词方式也是词这种文学类型所独具的“不可言诠”的特质决定的。如《永遇乐》“燕子楼”，它的下片写“古今如梦，何曾梦觉”，揭示出来的“人”——无论古人今人，无论是像苏轼这样的士大夫，还是像盼盼这样身份低微的歌女，都将同入“一梦”之中，也都不曾离开“尘劳”的羁绊。它超越所谓的梦与非梦的问题。梦与非梦这个问题的探讨尚在其下，再向上走才是宋词要达到的高度。顾先生选说的苏东坡“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以及“无甚言说”的“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它们讲理、讲人生都讲得很透。然而，词的最重要的核心部分恰恰是在“理”之外，是不可言诠、迷离惝恍的。当苏东坡说“未转头时皆梦”的时候，东坡居士已经在“梦”之外，不复纠缠于“万事”与“梦”的问题。那么，这梦之“外”究竟在哪儿？可以说，它正在“明月如霜，好风如水”的“清凉世界”。
近代词学的一大突破，是从常州派到王国维将“词”的发掘成为包笼宇宙人生、洞彻世事人情的一种独特文体。从文学史上看，词体由此被抬升，然而，这些并不是词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
词人参透所谓尘世的纷扰，取超越之态度来面对人世的变迁。看似说理讲道，其实不是。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深得顾随说词神髓的叶嘉莹曾做过一个很好的解说：“无可奈何花落去”就是叫做“自其变者而观之”，“似曾相识燕归来”就是“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古典诗词讲演集》）。叶先生开示给我们的，是从这首词当中要获得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体悟。但这个体悟，只是开头，不是结果。这可以说是一种对历史的沉思，就像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于时事的感慨，就像辛稼轩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寄托重大，比朝臣进呈皇帝的奏章都要感慨得深、触及得广。循此而往，会走到词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它不是对于现实的感慨，不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感悟，也不是对于古往今来的体察，而是文学自身具备的生气所推助而出的一种境界。
总之，稼轩与东坡，一个头角峥嵘，一个通体浑然；一个“入”，一个“出”；一个担荷，一个放下；一个潜气内转，一个自然成文；一个是高致在字句又超出字句，一个是韵致在音声又不限于音声；归结最后则是两相互补，成就宋词艺术极致的文学境界。顾先生“说”苏、辛词的风格、“说”苏、辛词的比较，开示出的是宋词读法的方式与理念，宋词文学的极致之所在；他独具一格的“忘言式”说词，最终是落到“道”上面来——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