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李白和杜甫

李、杜优劣，在他们当时就有人争论（ 请看杜集前的《杜工部墓系铭》 ）。之后争议不断（ 如钱谦益所注杜诗序 ），到了现代，郭老（ 沫若 ）的《李白与杜甫》可以讲是争论的高峰了。我认为李、杜二人肯定不同，优劣也有，但不能简单拿人来分。各人都有自己的优劣、高低，应该再“切一刀”，就比较合适了。唐代元稹作过杜甫的墓系铭，最后认为李不如杜：“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见《全唐文》卷六四五 ）这是他的偏见。郭老的书，刊印当时我没有时间看，到现在也没有看见。我只知道两件事，一是李出生于碎叶，一是传讲李都好，杜全要不得。我想郭老虽不会那么绝对，但毕竟他是扬李抑杜。

今天如何具体看李、杜两家？我认为不能简单从优劣来立论，不要存主见，要以这两家作品的特点来分析。

一、先谈李白

今天我们看到的《李白诗集》共二十五卷，卷一、卷二是古诗，三至六卷是乐府（ 用古题 ），六至八卷是歌吟（ 仍然是乐府性质，如《梁甫吟》 ），九至十二卷是赠，十三至十四卷是寄（ 其实也是赠 ），卷十五是留别，十六至十八卷是送，卷十九是酬答，卷二十游宴，卷二十一是登览，卷二十二是行役、怀古，卷二十三是纪闲，卷二十四是感遇（ 写怀 ），卷二十五是题咏、杂咏、闺情。这样分并不科学，但大致可以看出一点轮廓。

李白诗的体格（ 形式、手法、风格 ）。第一类用的古体，连题目也是那样。李诗中赠答占了大量的篇幅，当然也有很好的，但作品太多了，其中许多必然会是真正的应酬之作。赠答中所采取的表达形式也仍然是前一代的乐府、歌行的形式（ 体裁 ）。所以说：李白诗的体格是用前一段旧的形式来表现新的内容。如抒发爱国忧民的情感，而这种思想的表达用什么形式？不是直接议论、描写，而是借用别的事物来表达，甚至不脱离古乐府中的事物，用它的内容、语言来表达，这是借用乐府的题材、形式，用曲折的方法来表达今天的感情。

李白有许多超世的思想（ 是道教思想，而不是道家思想，两者有区别 ）。北魏寇谦之搞得连衣冠服饰也是道教的，李白受了他很严重的影响，也希望飞仙升天、长生不老，故而说他有浓厚的道教色彩。当然，对此也应该一分为二：一是他在现实社会里找不到出路，可以理解；一是有助于他诗境的开阔。苏轼说：“作诗即此诗，定知非诗人。”（ 柴按：此系《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的句子，现查苏集所载为：“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这是讲死于句下者定非诗人。诗要有理想，还应有幻想，允许虚构。李白讲求的神仙思想对开拓诗的境界大有好处，促进了诗的格局，丰富了手法。当然，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作品思想内容的空虚，使人觉得单调。故李白全集中也有许多的“次等品”，选本中选的确是精华。我写了论太白诗的一首绝句：“千载诗人首谪仙，来从白帝彩云边。江河水挟泥沙下，太白遗章读莫全。”说明了这种情况。

又比如赠答的大部分诗的结尾语都归结于：勉励对方、升仙、劝人隐居、做官。本来，诗的结尾应该有余韵不尽，而李白这些诗却如此雷同。如：“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 《赠友》 ）“当结九万期，中道莫先退。”（ 《赠从弟》 ）又：“人生无此乐，此乐世间稀。”（ 《赠历阳褚司马》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赠汪伦》 ）“银鞍金络到平地，汉东太守来相迎”（ 《寄元参军》 ），等等。李白用古调来表达思想的，如：“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古风》其十 ）“澹荡”即“倜傥”，系联绵词，可查《辞通》。这和左思一样，必用古人的事情来讲，最后再点题。还有：“西岳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溟。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古风》其十九 ）他先从山写到仙，上天，下看，最后才看到这些景象。为什么不直接“当今洛阳川”如何如何呢？他不肯这样写，有他的道理，因为李白所采取的是旧的体格，而诗歌是要给人以形象，给人以比兴（ 陆游所称“兴象” ），不好直接议论。他遵守的是汉魏六朝以来的诗歌形式，用借喻、引申的手法，借助人物故事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态度。

二、杜甫怎么样

回答这个问题，要看看杜甫诗中都有些什么。宋刻杜集的编法是古体诗一部分，近体诗一部分。一至八卷为古体诗，九至十八卷是近体诗，后有一卷补遗，共十九卷。

杜诗的特点是不作乐府古题（ 或曰很少作 ），也不作旧格式。他自称“熟精《文选》理”，但做到诗既不像“二谢”（ 谢朓、谢灵运 ），也不像“三曹”（ 曹操、曹植、曹丕 ）。后人讲求“选体诗”，如清末民初的王闿运，专门模拟六朝诗，而杜甫是“不作《文选》体”。他也有专门咏物的诗题（ 如咏鹰、咏马 ），却并不死于句下，而是借题发挥。可以说他没有作真正的咏物诗。在体格上，古诗都是任意抒发，没有拘束于前代的体格。杜甫的律诗部分，论律调，非常精密，但有时却故意不合律，而是为“吴体”（ “强戏为吴体” ）。但大部分是写得非常精密，其内容也没有受格律的束缚（ 相比之下，李白很少作律诗，有很少的几首，也不讲究对仗 ）。杜诗又丰富了诗的格律（ 长律、短律，合律、不全合律 ）。闻一多先生讲作律诗是“戴着脚镣跳舞”，而杜甫是掰开枷锁当武器用。

杜诗在思想内容上很少谈他的幻想，不吹大气，偶尔情不自禁地吹了一下：“窃比稷与契”，前边又必须加上一句：“许身一何愚！”他的“三吏”、“三别”也是写故事，不是“古事”，而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很深刻地批判了社会的黑暗。他的《诸将》（ 五首 ）也是议论当时事情的，他说：“多少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军储不自供。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这种直接议论时政的在杜诗中很多。

杜甫有没有咏物的诗？也有，如：“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 同上，其七 ）这虽然完全是诗人眼中看到的景物，但通过他的嘴说出来，已经带上了主观的色彩，不是纯客观的东西了（ 如“自在”、“商量”，故后来姜夔写：“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就是受了杜诗的启发 ）。

杜诗的开头、结尾，千变万化，都不相同（ 李白较六朝诗进步，陆游的结尾写得最差 ）。李白喜欢拿古人来写自己，杜甫有时也写自己，可是他的比拟与一般不同，如：“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咏怀古迹》其一 ）用庾信来暗喻自己，这比李白又灵活得多了。

李、杜诗相比，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体格上，李白继承的多，杜甫是开创的多；思想上，李白对现实表现自己的抱负、见解，都是曲折的，借古体、古题、古事来表达，而杜是率直的，意思也并不浅。相反地，在抒发理想方面，李是率直的，杜却是曲折的。李白是“继往”（ 李白之前没有这样的诗，但细分析起来，都是继承以往的 ），得出的效果（ 给人的印象 ）是“独创”，前无古人，是“往”的终结。从唐初往上推，最后的终结是李太白。如咏物不离物的手法还是传统的，不能不受具体事物的约束，他不敢也不愿意脱离这个事物而完全发挥自己的意思（ 犹如六朝人的玄言诗风，使王羲之等人的兰亭诗最后也归结到玄言，也要依傍现成的老庄论点 ）。如李白的《蜀道难》，极力描述蜀道的艰难，刻画得具体、形象，始终不敢放弃“蜀道难”这三个字。而杜甫则不然，诗歌形式虽可以用“旧”，但在敢于“闯”（ 创 ）的方面，正是与李白不一条路。他是事物为我用，以表达诗人的主旨、感情为主，使其成为表达感情的资料和手段。例如“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登岳阳楼》 ），有人只讲这里“炼字”好（ 坼、浮 ），说得就浅薄了，诗人是把它（ 大环境 ）作为自己感情的寄托：“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所处环境越宽广，就越显得孤舟之单。六朝人写：“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谢朓诗句 ）说穿了还是很浅。李后主就要好得多：“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 ）而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以致有人争论谁溅泪、谁惊心？正说明它的丰富。北周庾信的《小园赋》说：“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鸟何事而逐酒，鱼何情而听琴。”比较起来，杜甫所写更概括，更少而精了。杜甫以前，运用这种手法的很少。

杜诗的许多篇章之间有联系（ 如《秋兴八首》、《咏怀五首》等 ），同时又是走到哪儿写到哪儿，看到什么写什么，这在汉魏六朝也很少。

可以说，杜诗是未来的开始（ 当然李白诗对后人也有影响 ），他作诗的整套办法是前所少有的。

可见李、杜比较，不在优劣。这也就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元稹要讲那样的话（ 见本讲开头所引 ），因为在元稹的时代，再用旧体诗来写新事物已经不行了，所以他认为杜甫适应当时的需要，而李白不能适应。但历史主义地看，李白的高明之处也是前人所无法比拟的。至于两人思想中的爱国忧民、反映现实、揭露矛盾，则哪个也不低。

李白的集子至今没有多大变化，因为编年困难，就沿袭了以前的分类方法。有宋人缪刻本，它的底本正是蜀刻本。有南宋杨齐贤注本、元朝萧士赟注本，清代有王琦注本，则包括了杨、萧二人之注。

杜诗宋刻本的编法已是古体、近体。后代有清钱谦益注本，编法还是根据宋本。钱有一位助手朱鹤龄，根据宋人黄鹤、鲁訔千家注杜及鲁编的年谱排诗，但有些诗根本无年代可考查，也勉强地去编排，就反而不科学了（ 商务印书馆有《续古逸丛书》，里边的杜诗就接近最早的编排形式，即宋刻本的原貌，没有按“年代”编 ）。鲁訔的年谱把许多杜诗都说成是天宝以前所写，就不对了（ 缪刻本李集注《蜀道难》“讽章仇兼琼”，而后来的注本却说“讽明皇幸蜀”，但此诗作于李白早年，不可能讽“明皇幸蜀” ）。闻一多先生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较好。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也按年代来编排，大致还不错，也有附会之处。仇注毕竟详细（ 钱注不够 ），却又显得琐碎（ 当代詹瑛先生有《李白诗文系年》，当然也没有把李所有的诗文都塞进去 ）。

说杜诗“无一字无来历”，仇注就把杜诗割裂得不成样子；又将杜诗没有的思想附会进去（ 如讲“每饭不忘君” ），就很不实际。这都是仇注的毛病。

又有九家注杜本（ 有武英殿聚珍本 ），哈佛燕京学社的《杜诗引得》即据此。宋本已失，只留下一些底子，字大注小。较好的有《杜诗镜铨》，清人杨纶注，简明扼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