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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革命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点，为几年后的反革命奠定了舞台。下一代革命者并没有放弃数学模型，但是他们更注重让自己的抽象概念更直接地和实际经济现象联系在一起。世俗经济学家的思想让经济学领域回归于描述世界。
这一时期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提到了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他是MIT另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是这些经济学家进行研究的灵感来源之一。索洛在竞争模型中引入了不同种类的资本，比如高投入和低投入，这是一个初步但关键的步骤，能够使这些模型看上去更契合真实市场。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是一个在中西部农场长大的男孩，他的父亲在他上完八年级后就让他退学，怕过多的教育会鼓励这个男孩离开农场，但正是这个男孩进一步拓展了索洛模型。虽然他父亲不乐意，舒尔茨最终在威斯康星大学读完了经济学博士。舒尔茨模型进一步发展了索洛提出的概念，认为一个人是高中辍学生还是工程博士会影响其生产力。他成功地用索洛解释资本的方法开创了解释劳动力的经济学（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来自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他研究了为什么个人投资于教育和阅历，以及这些人力资本投资给经济带来的影响）。
结论似乎很明显：机器无法相互替代，人类也不能相互替代。这些新的洞见代表了经济学实实在在地往前跨进了一步。通过引入复杂性，我们开始考虑真实世界的市场，它们的特殊之处如何背离原始优雅且简化的完美竞争模型——不论是猪肉市场还是医疗保险市场。而这些创新都没有对抗50年代提出的市场模型的基本假设，特别是那些关于谁在什么时候知道哪些信息的假设。正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言，在他之前，建立模型的人乐观地期望“信息不完全的经济能够和信息完全的经济看上去相同”
。
斯蒂格利茨和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更具怀疑精神。在他们眼中，每一个市场都有各不相同的功能失衡。他们都证明了即使只是一小部分的功能失衡，也会使深度抽象的一般均衡模型失效，无法解决所有的难题和矛盾。
比如，标准理论不包含衰退——即突然间找工作的人大爆发或企业大量倒闭。早期的模型无法适应这样的跌宕起伏，因为在一个完全信息的世界里不存在使经济进入低迷的意外事件。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在标准模型里，一开始就实现了充分均衡，此后的一切都不过是偶发事件按计划依次发生”。在这样的模型里，第一天全能之神创造了经济，随后的一切都是命定的。不管它在数学上看起来多么优美，这样的模型不符合实际。
理论在面对现实时哑火，经济学需要不同的方法和一种不同以往的形式。它要把每一种不同的市场及其缺陷和失效都视为独立的运动。比如，你不能用一个通用的“城市”模型来理解开罗、墨西哥城、阿姆斯特丹和纽约的都市景观。当然，新一代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打算抛弃所有的模型，他们必须理解一些一般情形。要理解阿姆斯特丹的交通模式，也不需要建立一个实物大小的城市模型。
MIT的经济学家埃弗塞·多马（Evsey Domar）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以数量经济学家声名鹊起，他曾以写小说和写戏剧为类比。写故事的作家不会观察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耐着性子看生活中的无数枯燥时刻，这样做显然毫无意义，也极度无聊。
但是，“为了某些目的，根据一个或一些包含大量复杂情形的现实片段，一些简单的、容易掌控的关键点，再以巧妙的方式组织起来，建立……有关的经济模型或经济理论，会变成现实的替代物”。
这一代新的经济学家与他们的先辈不同，他们相信，要看到不同的单个市场的特性，就必须在理论和模型中包含有效替代现实的不同关键点。我们会在下一章再次提到这一点。
介绍了这么多一般均衡理论的来龙去脉，我们更想表达的是经济学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即使它研究的一般性主题仍然保持不变。到20世纪50年代末，经济学已经有了严谨的数学论证。翌年，这些工具被证明不仅有助于我们更精确、更具体地描述世界，而且能够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从1776年斯密出版《国富论》到19世纪的世俗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解释世界的方式从语言变成了语言和数学，用这些方式，他们的表述有时候很清晰，有时候又很混乱。20世纪中叶，数学革命使经济学发生转变，并且为经济学改变世界的存在方式奠定了基础。 [10]
[1] Gérard Debreu，“The Mathematization of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no.1（March 1991）：1－7.
[2] Marion Fourcade，Etienne Ollion，and Yann Algan，“The Superiority of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9，no. 1（2015）：89－114.
[3] 帕累托在他早年的生活中常常反对进口关税这样的反市场政策，但是他不是出于盲目坚信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在他的《政治经济学》（ Manuele di economia politica ）中，帕累托提出铁路投资不足显然违反了帕累托最优，如果由私人建设基础设施，将实现帕累托最优。
[4] Joseph Schumpeter，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9）.
[5] 数学也会出现混淆并作为政治或意识形态议程的烟幕。经济学辩论于2015年出现，著名宏观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包括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一位是罗默的论文导师）过于“数学化”，使用不透明的数学来支持自由市场议程。Paul Romer，“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105，no.5（2015）：89－93。
[6] Oskar Morgenstern，“The Cold War Is Cold Poker”，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1961，quoted in James McManus， Cowboys Full: The Story of Poker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9），225.
[7] 更多信息，可见Till Düppe and E.Roy Weintraub， Finding Equilibrium ： Arrow ， Debreu ， McKenzie ， and the Problem of Scientific Credit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8] Sylvia Nasar，“A Hard Act to Follow？Here Goes”， New York Times ，March 14，1995，http://www.nytimes.com/1995/03/14/business/a-hard-act-to-follow-here-goes.html；Michael E.Weinstein，“Paul Samuelson, Economist，Dies at 94”，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2009，http://www.nytimes.com/2009/12/14/business/economy/14samuelson.html?_r=0.
[9] Kenneth J.Arrow and Gérard Debreu，“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 22，no.3（July 1954）：265－290.
[10] 我们没有提及很多这一时期的其他经济学家，他们也做出了许多贡献，值得我们去了解。如果有兴趣，你可以阅读Robert L. Heilbroner，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 ： The Lives ， Times ， and Ideas of the Great Economic Thinkers （New York：Simon＆Schuster，1995，first published 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