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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0月29日，彼得·莫斯科斯（Peter Moskos）坐在巴尔的摩市警局代理局长的办公室里，面对一个将会改变他人生的抉择：签下训练同意书，成为巴尔的摩市警局当年第五期的新人，还是带着挫败回到哈佛大学社会学系。
莫斯科斯是一位社会学家，并且家学渊源。他的父亲查尔斯·莫斯科斯（Charles Moskos）是知名的军事社会学家，最为人所知的，便是他提出了克林顿总统的“我不问，你也不可说”（Don’t Ask, Don’t Tell）政策。
彼得·莫斯科斯以优等生身份取得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的学位，之后就进入声名卓著的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申请遭拒绝率为95％），计划研究警务系统。他希望跟着其他社会学家的脚步走，充分浸淫在研究对象的生活当中，他的研究对象是与毒品对抗的警察。
美国各地的警察局都会固定让童子军、新手巡警以及好莱坞明星搭警车一起巡逻，但莫斯科斯不是童子军，当然更不是大明星。他的对接部门根本不会理他。他们何必呢？有哪一位警察局长会让基本上是超自由派的常春藤高才生社会学家登堂入室，对他过去的缺失指指点点、深入挖掘问题，并记录警察局尘封已久的丑事？
经历了几个月的挫败之后，莫斯科斯最后在素有“魅力城市”之称的巴尔的摩交上了好运。
莫斯科斯的父亲有位朋友是高阶警官，私下对巴尔的摩市警察局长托马斯·弗瑞泽（Thomas Frazier）说起此事，弗瑞泽知道自己即将离任。市长选举即将到来，在领先的候选人当中，除了一人之外，全都明说警察局需要新的领导人。一个知道自己在几个月后就要走人的警察局长，不太需要考虑莫斯科斯的访查研究会留下哪些后遗症。弗瑞泽允许莫斯科斯观摩第五期新进学员在警察学校的受训情况，并可以跟着他们上街头。
但弗瑞泽的继任者罗纳德L.丹尼尔（Ronald L. Daniel）却必须承受莫斯科斯的研究造成的后患，他的态度可没这么自由放任。 [1] 在知悉整件事之后，丹尼尔命令莫斯科斯来他的办公室，但没有叫他马上打包滚出去。相反，他给了莫斯科斯一条路。丹尼尔说，如果莫斯科斯想要留下来，那就必须通过警局的聘任条件，并愿意成为真正的警察。没有乘车实习，不能成为观察者，其他人忙碌时不能闲坐。莫斯科斯如果接下这份全职工作，他就能得到一个几乎算是史无前例的机会，一窥警局内部，但在犯罪猖獗的巴尔的摩市东区担任警察，会置自己的生命于险境。
可想而知，就算丹尼尔局长完全不了解眼前这名哈佛研究生，他也胸有成竹，认为只有当莫斯科斯不会变成替警局制造麻烦的那种人时，才会同意这个条件。警察工作大致上都在执法，有时会变得高压暴虐，这是对罪犯宽厚、心地仁慈的哈佛高才生无法忍受的。观察是一回事，身在其中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远观批评，要比身为内部人士轻松得多。我们可以假设，看到莫斯科斯如何面对抉择，丹尼尔可以衡量出这位社会学家真正的意图，评估莫斯科斯究竟是要站在警局同仁这一边，还是他的研究生同学这一边。如果同意在东区担任警察一职，莫斯科斯就是对局长提出了可信的保证，他不会惹出太多麻烦。
如果说莫斯科斯和丹尼尔的会谈很反常，那么他走进巴尔的摩市警局的过程，则是常见组织选才流程中的一种变化形式而已，是每一位经理人都要面对的挑战：如何确认挑对人选来承担手边的重任。
留待组织内部解决的都是很困难的工作：难以衡量、难以定义而且难以入手。如果很简单，我们就会聘用外包商来做。在价格系统施展魔法之下，市场也会运作得宜，顺利完成这些工作。工作若留在组织内部，老板就要辛辛苦苦地追踪哪些事做得好（或者更中肯的说法是，哪些事没做好）。经理与主任领班没办法同时分身，只要一下没盯紧，每个员工都会偷闲聊天、上网或玩游戏。
也因此，设计组织的人要面对许多重大挑战：要确保难以监督也无法获得奖励的工作能顺利完成。就像彼得·莫斯科斯点出的，早在员工进入组织之前、早在招聘当时，这个问题就已经开始。组织必须定义工作、挑选适任人才，并要想尽办法让员工完成任务。
巴尔的摩市警局要担负一项不会有人羡慕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几乎每一类犯罪记录都名列前茅的城市里，他们得负责扫荡街头（巴尔的摩有个很贴切的诨名叫“谋杀州多尸市”［Bodymore, Murdaland］，这里也是HBO著名犯罪剧集《火线重案组》的背景发生地），并且还要面对市政严重失调的大环境，公立学校功能不彰、经济疲弱不振，以及全美最严重的毒品问题。也因此，这是一个绝佳的模型，可让我们充分了解当组织要求员工做好工作时会面对哪些难题，而且一旦能做好，也要去珍惜近乎奇迹的成果。为了解析格子间的逻辑和工作，我们要特别来看看东区警察从午夜到清晨八点的混乱大夜班。从获聘到被分派任务，再到小队长对他的监督与评估，莫斯科斯的巴尔的摩市警局经验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让我们更加了解多数人必须在其中度过漫长人生的绝不完美职场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