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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科斯证明了在公开市场上交易非常昂贵，那为何不在企业内部完成一切活动？为什么不是人人都在同一家大型组织里任职？科斯以他对当时仍繁荣兴盛的苏联的看法来说明这一点。苏联是他的灵感来源之一，刺激他去思考市场与组织之间的取舍。
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之后的75年，俄国人民就像生活在一家大公司里。根据列宁的规划，要把苏联经济体当成一座大型工厂来经营，把这个国家变成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企业。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苏联单一企业的做法变成了一场经济大灾难。在克里姆林宫的规划者与主宰者监督之下，这家企业能生产出一支精良的核弹舰队，但做不出能装满商店货架的面包或鞋子，即使苏联人民很乐意付钱购买这些民生必需品。如果单一企业模式比相对自由奔放的美式资本主义更好，结果就会变成每个人都要为一家大集团工作，这个集团可以轻易地铲除任何试图与之抗衡的独立企业。反之，就像科斯从阅读美国工商电话簿中注意到的，现实中有规模不同、各有特色的组织，大家都想方设法要在市场上分一杯羹。
科斯明白，你必须去思考市场与组织的成本如何随着每一批产品而变动。以市场来说，当生产规模扩大时，市场成本不会出现太大变化。从铁砂开采商到塑料外包装的模具商，价格会“告知”产业链的每一家公司要生产什么，以及要生产多少。价格也会“告知”产业应该扩张还是收缩。这正是“看不见的手”美好简洁之处。
科斯发现，在单一组织内部扩充业务，不只是自我复制那么简单。产品越多，需要管理的员工越多，也就需要更多经理人来管理员工。到最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会显现，老板能监督的也就是这么多了。最终在组织内扩展业务的成本会太高，有些活动将流回市场上。
将这两方面的论述汇总，你就能得出在经济和谐环境下的组织与市场生态。当公司增加产量或扩张产品线时，活动会先留在公司内部进行，直到管理与协调成本超过和外部供应商打交道的成本与麻烦。之后市场就会接手。这样两方不断权衡的行动，正是科斯最重要的深刻洞见。
《企业的性质》一文提供了经济理由，说明组织为何存在，以及我们为何不在公开市场上从事一切商业活动，这也是很好的基本原则，可用来说明组织如何做出划分内外的决策。就像很多伟大的想法一样，《企业的性质》论文中提出的主张显而易见，但世人都只有事后之明。这套理论看来直截了当，或许是因为这套架构让世界理解了人们早已心知肚明却未曾停下来思考的组织世界。铁幕内外的人民，都曾因监理处或其他公家单位被类似苏联规划人员之流的人物控制而受罪，也都看过叠床架屋的企业层级组成的组织。无须想象也可以知道，层级的成本会越垫越高，最后便会失控。
科斯为经济学家提供必要的观点，检视这些在市场里彼此交易的黑箱内部，发现企业并不像经济学家之前所认为的那么完美。但这篇文章于1937年发表于英国期刊《经济》（
Economica
）时，并未吹皱一池春水，之后数十年也少有人注意到它（这是科斯在这份期刊发表的第二篇论文。他1935年的研究《英国火腿生产与生猪周期》［“Bacon Production and the Pig-Cycle in Great Britain”］，并未拥有同样久远的影响力）。
但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受科斯基本观点的引导，数十年后继承了他的衣钵。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学者开始发展理论，论述经理人要做什么、组织应如何安排，以及为何企业内部的生产成本不断发散、最终失控，借此为科斯的骨架增添血肉。
就以厄本的例子来说，即便手工制造镜架的方法效率不彰，但扩张也未必能为他带来实利。对他来说，目标是手艺追求尽善尽美，而非实现最大效率。独自工作似乎不是问题。当有人告诉他，全美各处正兴起社区式的“黑客空间”，让志趣相投的技术人员、编织高手以及艺术家齐聚一堂，做自己的项目。他回答：“这是好主意，但不是我的风格。我比较想留在隐士空间。”对他来说，独立作业或和实习生一起工作已经足够。在组织理论当中，他是不涉及利益的局外人。但对我们多数人来说，科斯的洞见以及后续接踵而来的研究，有助于人们理解决定我们大部分人生的组织。
[1] 这不代表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很好。在自传《惠普之道》（ The HP Way ）中，戴维·帕卡德提到他们第一件产品射频发射器的价格太低，导致他们卖一件就亏一件。我们特别要提出的是，许多论坛中都曾多次提到惠普的这段历史。我们也使用了迈克尔·马龙（Michael Malone）的著作《比尔与戴夫：休利特和帕卡德如何打造出全世界最伟大的企业》（ Bill and Dave: How Hewlett and Packard Built the World’ s Greatest Company ）的内容，及其他相关数据。
[2]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1954年首度创造出这个词，请见其著作《管理的实践》（ 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 ）。
[3] Peter Burrows, “Hewlett & Packard: Architects of the Info Age,” BusinessWeek , March 29, 2004 （网址为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content/04_13/b3876054.htm，2012年7月14日抓取网页）。
[4] Andrew Pollack, “Hewlett’s 'Consummate Strategist,'” New York Times , March 10, 1992 (http://www.nytimes.com/1992/03/10/business/hewlett-s-consummate-strategist.html?src=pm).
[5] Alex Dobuzinskis, “Fiorina, Hurd: No Practitioners of ‘The HP Way’?” The Globe and Mail , August 9, 2010 (http://theglobeandmail.com/news/technology/fiorina-hurd-no-practitioners-of-the-hp-way/article1666530/).
[6] Bob Evans, “Global CIO: In Praise of Mark Hurd’s 9,000 Layoffs at Hewlett-Packard,” Information Week , June 2, 2010 (http://www.informationweek.com/news/global-cio/interviews/225300072).
[7] 根据哈洛德·德姆塞兹（Harold Demsetz）在《所有权、控制与公司》（ Ownership, Control, and the Firm ）一书中所言，罗纳德·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说中，也引用了相关的论点，演说全文请见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1/coase-lecture.html。
[8] Eric K. Clemons, Il-Horn Hann, and Lorin M. Hitt, “Price Dispers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 Online Travel: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 48, No. 4(April, 2002): 534–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