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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生于1910年，在那个年代，经济学的世界很少涉及组织。据他所说，他的父母虽然受过教育，但他们对体育活动的兴趣远高于学术。他的父亲是草地保龄球比赛的全郡冠军。科斯自己则比较倾向于智力活动。他曾说小时候他会和自己下棋，轮流换边。他饱览群书，从“当地的图书馆借阅各种书籍”。11岁时，他被带去见一位骨相学家（这门伪科学到了1920年便已销声匿迹），根据小科斯的头骨来评估他未来在智力上的发展（看他的照片时，我们无法从他的头型推断出任何结论）。
经过一番身体检查，再加上和科斯本人对谈之后，这位骨相学家做出判断：“你具有极高的智力，而且你自己也知道，但你很可能低估了自己的能力。”他建议科斯读商科，例如银行学或会计学，并认为园艺和饲养鸡鸭是很适合他的休闲嗜好。
后来，科斯误打误撞，或说是根据排除法，才开始研读经济学和商业。他从来没修过拉丁文（这是取得文学学位的必要条件），也发现“数学不合我的胃口”，因此结束了进一步研习科学的可能性。在他就读的吉尔邦文法中学只剩下商业这个选项了，他在1929年通过大学入学许可考试（他把通过考试当成当时英国高等教育标准低落的证据），之后在伦敦政经学院继续研读这个专业。
科斯在伦敦政经学院从未修读过任何正式的经济学课程，这或许是值得庆幸的。他把焦点放在研读和当时前途似锦的英国商人高度相关的课程上：商法、运输组织以及“海外自治领地、印度以及热带属地的经济发展”。在阿诺德·普兰特（Arnold Plant）的带领下，科斯才认识了现代经济学。普兰特曾是商界经理人，后转任伦敦政经学院教授，也是伦敦政经学院新兴商业管理领域里的第一位讲师。
普兰特是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他让科斯看到了“看不见的手”的光环。普兰特认同商界人士（毕竟他自己的事业生涯也始于在工程公司担任经理人），但他认为这些人大致上屈从于客户的市场需求。普兰特也为科斯解惑，消除了他早年的社会主义倾向，向科斯解释了以特殊利益为导向的政府垄断事业以及“自价格系统引导的经济体流出的利益”都是邪恶的，并说服了他。普兰特的经理人理论认为，他们是一套机器齿轮组，带动黑箱里的各种活动。
科斯两年后就通过大学毕业考，但他需要多留一年，才能符合大学研读三年的要求，因此他决定前往美国，了解为何美国的产业与企业组织会呈现出当时的面貌。他带着一位英格兰银行资深官员的介绍信，联络了几位商业人士，在1931年秋天抵达美国。
科斯参观了通用电气位于斯克内克塔迪的大型发电厂，也去底特律观摩了福特与通用两家车厂如何制造汽车，并顺道前往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钢铁厂；然后转往芝加哥，参访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总部。他和经理人、采购人员、会计人员交流，有时甚至直接和大老板对谈。他广泛阅读、来者不拒，从各种刊物中汲取信息，包括产业杂志、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甚至连工商电话簿都取来一读。他认为电话簿“很让人着迷，即使我们只是粗粗地一瞥，也能找到许多各具专业的公司在营运，像以冰炭公司为代表的很有意思的活动组合”。
科斯从直接观察与深入阅读芝加哥的电话簿，得出对商业组织的理解。他在1932年返回伦敦，说明为什么会有一家公司同时出售煤炭和冰块，为什么有些化工企业直接销售产品给终端顾客，有些却转卖给中介者，以及为何他在美国看到有些企业大规模增长，有些却仍维持专做街坊生意。
科斯花了5年时间推敲琢磨这些想法，在1937年写成一篇论文。60年后，这篇论文让他得到诺贝尔奖。《企业的性质》（ The Nature of the Firm ）这篇论文开头先温和地指责了经济学界的同僚竟然在这么久之后才开始试着解释企业内部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建立理论时，经济学家常疏于检视奠定理论的基础。”为了了解企业和客户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必须先明白企业本身存在的理由。他引用早期经济学家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的话，要把企业想成“无意识合作的大环境中具有意识力量的个体，就像一桶牛奶里凝结的奶油一样”。（农场生活对许多早期的经济学家影响深远。当家族的农场生计基本上系于价格和产品时，你就会常常去思考市场。实际上，很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成长于乡下农场，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谷歌的首席经济学家哈尔·范里安，以及诺贝尔奖得主弗农·史密斯。）
社会如何“决定”哪些活动要留在企业内部（并由老板负责监督），哪些又要放在市场中买卖？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说，答案要视如何做才能实现最高效率而定。企业追逐客户的行为，有利于用最少资源提供最大效益的一方。对商业人士来说，究竟要选择市场还是组织，则是以“哪个便宜用哪个”为基本原则。但要计算当中的利害得失，远比你想象中更困难。
在科斯于1937年发表这篇论文之前，经济学家的共识是使用技术来定义企业范围：像厄本眼镜这种制造木质镜框的艺匠，必须辛苦地用手完成每一项工作。如果他聘用一位员工，把企业规模扩张成两倍，两人加在一起，能生产的木质镜框产量也不会超过以前的两倍。反之，科斯在大学后的美国产业之旅中看过的钢铁厂和汽车厂，使用大量的机器和众多劳工来转动产业之轮。你不能把10家钢铁厂加在一起，期待他们的钢铁总产量等于另一家规模大10倍的大钢铁厂。制造钢铁有规模经济的优势，但制作艺术镜框则没有。
然而，这样的论述无法协助我们回答为何厄本应该向外订购眼镜镜片，或者为何会有时尚品牌想把整个厄本眼镜买下来，买他的自主权，给他稳定的收入。这也并未解释为何企业总是为了消除市场上的中间商而收购其他企业，但在几年后又以业务聚焦为名，让这些公司独立出去。
组织之所以做出许多互异的选择，企业之所以改弦易辙，从精简内部的生产成本到为了节省成本而外包，原因之一是很多道理两边都说得通。厄本为何应该划地自限仅做镜框，把部分利润分享给开采沙石和金属矿的公司或销售镜片与螺丝给他的中间商？“看不见的手”背后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亚当·斯密信奉的真理是，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因此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市场一定是对的。
科斯对组织何时以及为何超越市场效率的解释是他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他的立论始于一项不证自明的前提：如果自己生产比从公开市场向美国钢铁购买更便宜，那通用电气和福特汽车就会设法拥有铁矿来制造涡轮发电机与生产汽车。如果厄本涉足镜片业务会比他向中间商丹尼·奎购买更便宜，他可能会一脚踩进去。但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并不是为了如此显而易见的洞见而发给科斯百万美元的奖金，而是看重他论述驱动市场交易成本与组织内部活动的因素。他的架构为我们提供了计算方法，明确在市场上交易和由组织亲力亲为哪个更便宜。
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那个单纯原始的世界里，市场价格绝少包含交易成本。每个人都可以出现在本地市场上，价格是公开的，卖方出售商品以换取顾客的现金，每个人都获得自己想要的花生酱和果酱、镜片与铁板。基本上，许多原材料市场在实务上就是如此运作：铜矿、小麦和猪肉的生产者“聚集”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价格就在交易所里公告，货物买卖的契约也在这里签订。
这样的市场和提供原材料给厄本眼镜的市场实况相去不远。木材商人是木材厂和厄本之间的中间商，由他定下价格，并用木材来换取现金。
斯密的叙述欠缺了许多环节，其中之一就是在公开市场里从事交易的实际成本。亚当·斯密的信徒发展出数学模型，用来解释市场看不见的手优于老板的掌控之手。在这些模型里，成本因素（科斯称之为“交易成本”）全无一席之地。然而交易成本正是科斯企业理论的核心。一旦承认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可能所费不赀，你就能看出，为何从经济学上来说，你或许宁愿把许多工作都纳入单一组织架构之内。
在这篇20页的论文中，科斯粗略地提出了他心中所想的交易成本。使用市场的成本包括你为了购买商品或服务而支付的价格（例如一部iPhone要价399.99美元），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各种成本，比方说发掘价格的成本，包括寻找最低价零售商的时间成本，而且这还是假设所有的iPhone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相信因特网会让搜寻成本降至零，请三思。很多时候同一本书在不同的网络书店仍有不同的定价。一项关于机票的研究 [8] 也发现，因特网并未改变不同航空公司经营的相同路线的价差幅度。即便有了谷歌和在线旅游网站速订网，价差仍然存在，这是因为找到与购买最低价的书籍与机票仍是极为耗时的任务）。
苹果的成功引来大量山寨，因此要调查iPhone这类设备的市场，不仅要找到最低价的零售商，还要试验比较不同的安卓与微软系统版本，判断哪一种系统最适合你。企业在搜寻产品及了解价格时，也面对同样的市场交易成本。厄本可以从许多种不同的计算机数控雕刻机中选择，通用汽车可以向三菱或德尔斐购买燃油泵，也可以试用正在兴起的中国制造商。苹果公司永远都在寻找更便宜、更优质的iPhone零件供应商的产品。对于要大量采购燃油泵或半导体的公司来说，搜寻产品“价格”这件事更加复杂。
对于购买iPhone的普通人来说，只要你找得到，标价至少或多或少是固定的，就跟杂货店里花生酱和果酱的价格一样。而且iPhone就是iPhone，买一部iPhone没别的因素需要考虑。买卖双方的“契约”很简单，就是拿产品来换钱，再加上一点售后服务。虽然偶尔会碰到很糟糕的客服，但基本上你付了钱之后，就能拿到期望中的商品服务。
反之，苹果和众多供应商之间的契约很可能长达千页，写满了条款和可能情况，载明各方要负哪些责任。对苹果来说，经常性地重新调查外包企业以寻找新的供应商太过昂贵；对供应商来说，不断地寻找新订单来填满工厂产能的成本也太高。双方立约的目的，对供应商来说，是为了提供稳定的工作与收入；对苹果来说，则是为了稳定的iPhone零件供应。苹果每个月承诺的订单量是多少？供应商保证的良品率又是多少？如果锂的价格上涨一倍，那苹果支付的价格有何变化？如果锂价跌了一半呢？随着每次供应商出现变动，苹果也要进行内部调整，要重新训练员工并更改供应链，以适应新的伙伴。
这么一来，在公开市场里做生意的成本，就不只是你的购买价而已。
科斯的市场概念，比亚当·斯密的原始市场涉及更多摩擦与不一致。它让我们更完整地理解组织为何存在，以及为何我们没有在公开市场交易一切；它也提供了一套新思维，说明组织在做决策时如何画出内外的界线。他主要的洞见（即内部交易的成本要拿来和市场交易的成本做比较），更是现代组织行为经济理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