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暴制暴

美捷步想要的是能投入全副精神满足客户需求的出色客服代表；商业银行看中的是能通过微笑测试的人；麦肯锡和谷歌寻找的则是有毅力且高智商的员工。巴尔的摩市警局局长要的警察，要在适当时机能积极追捕可能携带武器的危险嫌犯，不可以在夜晚巡逻时躲进小吃店停车场睡懒觉。想过悠闲懒散人生，并等着领取丰厚退休金的诱惑很容易出现，特别是警察工作奖励有限，而且少有人监督。警察局长想要的人才，是在面对打瞌睡与认真值勤的选择时，会选择做好警察工作的人。

巴尔的摩市警局版的微笑测试，是新进人员是否愿意忍受警察学校的准军事制度。据莫斯科斯说，在警校的日子，经常要一边跑步一边喊口号，要检查制服，要熟知几乎毫无重点的警务人员行为规范，学着敬礼，因为各种小错而受罚，还要做俯卧撑，更要和以大吼大叫为乐的训练教官为伍，再加上去太平间见习。如果你喜欢玩枪，乐于学习运用警棍以制服嫌犯，而且你愿意忍受一位教官口中的“废话”课程（我们很确定许多新进人员也心有戚戚焉），那代表你真的很想维持这个城市的和平安宁。

巴尔的摩市警局需要这个代表新进人员渴望铲奸除恶的信号，因为以逮捕罪犯的工作来说，惩罚会多于奖励。嫌犯可能根本没有武器甚至是无辜的，但在充斥枪支与毒品的巴尔的摩市东区，想活着领到退休金的警员可不会做这种假设。有些警察在别人看来或许太过激进，但他们发现一旦自己有所踌躇，退休金就危在旦夕（莫斯科斯说，以未受过训练的人来说，就算亲眼看到逮捕的实况，也不见得能明确区别出警员是正当执法还是施暴，因此就算谨慎行事，警察还是要面临调查与问责的风险）。

警察工作的裁量权很大，在这个世界里，以社会最佳利益为优先的警察局长，很可能想要招募天生就喜欢追逐、逮捕犯人的预备警察。一旦这些人进来之后，养成的是积极、攻击性强的组织文化。他们执法（而且积极执法）是因为他们乐在其中，就像商业银行的柜员之所以能提供优质的客户服务，是因为他们天性如此。

不幸的是，这种以逮捕犯人为乐的人，也很可能是那种有点（或严重）执法过度的人，还会用自我的正义施以惩罚。

实际上，巴尔的摩市警局里有些老警察就带着一股怀旧心情，谈到一种老派但非正式的做法，叫“揍过之后放人”。莫斯科斯写道：“当我开始上街巡逻时，‘以暴制暴’（指警察靠殴打嫌犯来遏阻可能的犯罪）已经成为历史。毫无疑问，一定是高层撂下狠话，说现代除了监禁之外，不可考虑使用法律以外的手段……过去，满口胡说八道的难缠家伙头上可能会肿个包……有谣言指出，以前打老婆的人也会挨揍。如今，在成效不彰且裁量权大幅减少的制度式家暴逮捕法之下，只要有人受伤，就代表某位警员得因此坐牢。好了，说完了。”

巴尔的摩市的警务改变了，就像全美各地的警务也改变了一样，部分理由是因为出现了一套名为“计算机驱动犯罪统计”（CompStat）的系统。这是一套以数据为基础的方法，利用地理定位（GIS）计算机系统和统计技术来比对、辨识与应对犯罪问题，是引导警力配置的终极管理工具。在威廉·布拉顿（William Bratton）的带领下，纽约市警局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首创计算机驱动犯罪统计系统，此后很多地方的警察局也拿来应用，包括巴尔的摩。这套数据导向的系统，重点在于降低犯罪数据，并提高逮捕率，警方整条指挥链从上到下如此执着于逮人，这套系统正是始作俑者（至少也是其中一部分因素）。就像莫斯科斯的小队长说的：“计算机驱动犯罪统计根本是废话，重点还是在于数字。如果大队长跑下来却看到任何一类逮捕挂零，他们会气炸。因此，现在我们任何一个项目都不能填零……如果我因此被骂，我会抓狂。”

为了确保实现目标，大队长会对小队长施压，要他做出好看的统计数字；小队长转而胁迫巡警，要他们逮人；基层巡警则回归可疑的手法，以实现目标。指挥链的最末端是被称为嫌犯的人，他们之所以被拘留，可能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而已。对罪犯来说，比起头上肿个包，很难说这种结果是更好或更糟。

老百姓的申诉，可以当成终极的警察行为不当的查核关卡，就好像利用客户反馈意见让咖啡厅服务人员保持和蔼可亲的态度，或是让登机口地勤人员面对班机延迟时仍能面带微笑（咖啡厅还有另一种迂回的技巧，利用客户以确保员工诚实。听说过有店家承诺没拿到发票可以免费用餐吗？收款机使员工不会中饱私囊，而鼓励客户索取发票，你可以确定员工确实使用了收款机）。但对巴尔的摩市的警察来说，哪些人等同于顾客呢？

虽然警员基本上是为市内奉公守法的好公民服务，但警察最常、最直接面对的，却是罪犯和歹徒。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类似的官僚机构：儿童福利机构要把孩子从失去抚养能力的家庭中带走，国税局要查核可能的逃税人，运输安全局人员得负责搜寻炸弹和违禁品。他们的目标不是也不该是“保证客户满意”。或许就因为如此，机场安检人员在提供服务时很少报以笑脸。安检的目的不是要哄乘客开心。

这些组织的目的和客户利益并不一致，也因此少了客户这道重要的监督机制。如果难缠乘客的抱怨不利于航空公司创造最大利益，那么在同样定义下的警方“顾客”，其满意度与警察机构的存亡兴衰则完全背道而驰。在这样的条件下，“请警方的顾客”提供回馈是很荒谬的事。你很难想象警方会设置专职的客户联系官，让他们去问：“以1分到10分为标准，您认为这次的逮捕经验是几分？”

2000年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康尼斯·普兰德加斯特（Canice Prendergast）在《纽约时报杂志》（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上读到一篇报道洛杉矶警局改革的文章，文中描述警务机关在安排警务时将警察当成犯人，其中的荒唐无稽让他十分震惊。这篇文章距离洛杉矶警局警察被拍到殴打手无寸铁的黑人摩托车骑士罗德尼·金（Rodney King）至几乎昏迷，已将近10年。这个视频变成全球头条，警察无罪开释后，在洛杉矶市中心南区引发暴动，导致美国立法赋权予联邦政府，可控制失控的各警察局。

罗德尼·金事件引发全国对警察执法方式的讨论。莫斯科斯说，对他的警察同仁来说，这次事件是值勤方法上的转折点。“揍过之后放人”的心态被取而代之，变成担心问责与害怕失去退休金。手持式摄影仪将监督警察的权力移转回公众手上。当有证据明确摆在陪审团眼前时，再也不会光凭警察证词就判定被告的生死。

《纽约时报杂志》那篇引起普兰德加斯特兴趣的文章，描述的是1991年后的洛杉矶警局。过去洛杉矶警局极为抗拒任何监督或改革，大家都知道洛杉矶警局很激进，紧握不放几乎可以完全免责的动武权，以对付洛杉矶的帮派与毒品问题。洛杉矶的警察似乎并不担心监督警政的民主化浪潮。 ^[10]

这篇文章指出，新任警察局长是一位有35年洛杉矶警局资历的老兵，名为伯纳德·帕克斯（Bernard Parks）。他努力引入“当责”（accountability）这个概念，于1997年发布命令，要求每一件人民对警员提起的申诉案都要获得调查。可想而知，申诉案如潮水般涌入，警局职员被书面工作淹没，基层警察和高级领导层也因此互相疏离。帕克斯的回应是，太令人遗憾了，这套新系统的用意在于服务大众，而不是洛杉矶警局。

普兰德加斯特就是在这一点上和帕克斯局长的意见相左。普兰德加斯特的理由是，洛杉矶要招募的警察，是愿意追捕罪犯的人，而不是先想着退休金的人，甚至他们可能要找的是天性冷酷的警察。但当使用武力与滥用武力的界线变得模糊，而且转而有利于罪犯这一方时，即便是怀抱激进积极心态的警察，都会开始三思。为保有优势以胜过对手，警察行动时必须要获得某种程度的豁免权。因此在普兰德加斯特看来，警局不只要聘用强悍的警察，还要尽力忽略市民对警察的抱怨。洛杉矶人可能不喜欢警方的粗暴，但这或许是他们不得不接受的处境，是让街头更和平安宁的附带损害。

确实，洛杉矶市民和普兰德加斯特站在同一边。局长上任几年后，洛杉矶市警局爆发了一次重大丑闻，问题出在简称为“CRASH”（全名为Community Resources Against Street Hoodlums，反街头流氓公众资源小组）的反帮派组。这个小组负责执行兰波特斯安家项目。虽然重点仍是警察滥用职权程度的问题，但这次事件却很明显：有些CRASH小组的警员利用他们几乎可不受批评或责难的豁免权，往疑为帮派分子的家中栽赃枪支，以提高逮捕率；并假借自卫的名义殴打或枪杀嫌犯，甚至亲自下海交易毒品。帮派分子的申诉无人过问，就像普兰德加斯特的警务客服理论预言的一样。

《纽约时报杂志》的文章提到，洛杉矶市民对于兰波特斯丑闻事件没有什么反应，尤其是那些住在兰波特斯地区的人。市民担心越来越猖獗的帮派暴力，更胜于警察滥用职权，他们认为警方的粗暴是遏制帮派的必要手段。聘用粗暴的警员并忽略人民对他们的抱怨，用这种态度为一座城市提供警务，听起来或许很可怕，但在监督与激励警察困难重重的前提之下，这或许是洛杉矶人民最好的选择。 E5fL00w0sQxkb3xvwsFekd01QVeUQlvB8qLHd9GsjaRzvp4IK/0DWQANzZl5IHW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