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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务的目标比追逐利润的企业更暧昧不明，企业的目的是赚钱，这至少是非常接近现实的说法。巴尔的摩市警局公开宣示的任务，是要“保护生命，保障财产，了解与服务本市各地区的需求，并提升社区的生活质量”。
当中牵涉很多维持和平的工作。降低谋杀率、处理紧急报案电话以及减少毒品交易，或许有助于实现更高远的警务工作目标，但有很多其他难以观察甚至难以量化的工作也有同样的效果。举例来说，在客气地安抚一群在前门廊喝酒、把音响开得很大声的年轻人之后（其中只有一个人带身份证），莫斯科斯的搭档说：“气死我了……他们现在更尊敬我了……因为我完全不找麻烦。如果我把他们铐起来，这样算是比较好的表现吗？我把警察的工作做好，却得不到任何功劳。”
莫斯科斯的搭档所谓的“把警察的工作做好”，再度突显了应该要设法激励担负多重任务的警察，但其中有些困难。警察做的工作有很多根本无法衡量，这一点自是让这位警察非常不快。莫斯科斯的搭档确实做了该做的工作，但是无法量化。你很难去衡量没有发生的事。如果警察局长看的是每月犯罪报表，从他的观点来看，或许可以把没有犯罪活动认定成警察把工作做好的成果，一如这位巡警的定义。毕竟，街头平静了，会打电话报案的人少了；但是，打电话报案的人少了，也可能是犯罪分子因为晚上下雨或气温骤降而留在家里，或是当地的经济状况好转了。 [4] 谁说巡警就不能坐在桥下温暖的巡逻车里？就连莫斯科斯也承认，他偶尔也会偷懒。
有很多警察的工作是坐在办公室的小队长看不见的，这让每一位警察在很多方面都享有极大的自主权：他们可以翘班开小差、夸大统计数据，也可以认真维持和平。就算是犯罪率高的巴尔的摩市东区，多数的警察还是独自巡逻，根本没有另一人会看到他的好行为（或坏表现）。在任何执勤时段，警员都可以自行决定是要专心开出交通违规罚单、逮捕单车骑士，还是捣毁毒品交易的巢穴。他可以训斥犯下小错的人之后放人，也可以把他们逮回去。
莫斯科斯有一位同仁描述他在处理游民时如何展现权力：“有时候我会丢硬币。反面的话他就要入狱，正面就免刑。他们就会一起大叫：‘正面、正面、耶耶耶！’”出现反面时会有人抱怨吗？显然没有：每个人都知道，如果犯的是小罪，结果完全要看警察的脸色，你最好不要危害这套至少有一半概率可逃脱的系统，这总比完全没机会好得多。
要不要逮捕犯下轻罪的人完全是裁量问题，能不能逮到暴力重刑犯同样也牵涉运气。警察不会在开始值勤时就下定决心，今天一定要逮回武装抢劫犯或谋杀犯，毕竟能不能碰上得看运气如何。如果某件案子找不到嫌犯，则会转给警探处理。
如果说很多时候当警察把工作做好却没人看得见（比方说化解了可能很严重的冲突），而逮捕罪犯又牵涉运气，警方还可以运用裁量权挡下游荡的单车骑士和游民并加以搜身，那为何要设置一套以逮捕率为依据的激励机制？因为这是你能找到的最好的机制。维护和平涉及团队合作，你不能因为片面的太平而奖励个别警员，这样做的话，会鼓励警察把罪犯和犯罪推到他人值勤的时段，或推入其他辖区。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可能是比较好的制度。
警政系统之所以没有完全崩解，是因为很多警员不是只在乎钓鱼执法或虚报统计数字。任职多年后，许多警察都厌倦了牛仔式的值勤风格，开始理解逮捕人犯越多，其实代表的是警务绩效不彰。如果他们之前能防微杜渐，便不会有这么多犯罪行为。在不愿意追逐高逮捕率的警员当中，一定有一些本性懒惰者，也有一些工作热情已经燃烧殆尽的，但也有很多可能是非常出色的警察。这些你从数字中是看不出来的。
幸好，虽然警局鼓励逮捕，并通过升迁和加班费给予反馈，但激励作用仍相当薄弱。如果你总是远离麻烦事，只求时不时逮捕个犯人，就不会有人太重视你。抛下过去牛仔式作风的老警察，也表现得很好。若非如此，巴尔的摩可能不会有任何杰出的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