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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复杂制度，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解释巴尔的摩巡警面对的奖励架构，如莫斯科斯负责的地区有一位警官所言：“小队长喜欢逮人，我就逮人交给他……如果我看到面色苍白的毒虫跑来这里进货（指买毒品），我会逮捕他们，罪名是怀疑持有毒品，还有滞留街头。”这很直截了当：小队长喜欢逮捕人，警察就把人逮过来，结束。
保持简单自有其缺点。这倒不是说，以滞留街头为罪名逮捕人有什么大错（除了可能违反公民自由权并有损公共关系）。就如莫斯科斯所言，这不失为一套好方法，可扫荡充满毒贩与毒虫的街道，至少暂时如此。但这也代表很多警察会设法用最轻松的方法提高逮捕率，完全不管这是不是让东区成为更安居乐业之地的最好方法。毕竟，小队长可没说他喜欢的是有质量的逮捕，而且巴尔的摩市的警员也不必在成功起诉后才能获得奖励，逮到人就够了。因此，正如以拨出的电话次数叙薪的电话营销人员一样，如果小队长喜欢逮捕人犯，那他就要冒着牺牲质量以换取数量的风险。
也就是说，至少东区的警察还能逮到犯人。故以警力而言，保持简单可能是最好的。这是一种取舍。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根据销售量计算薪资的业务人员。他们可能会受到诱惑，大打折扣以刺激销售，完全没有想过对公司的利润会有什么影响。
为了解释奖励逮捕人犯是一把双刃剑，莫斯科斯提到一个范例。有位警官下定决心，要缔造最高的月逮捕率。他的计划是这样的：锁定违反道路规则的单车骑士，把他们铐起来。夜间骑车时，所有单车都要加装照明灯。这位警察会拦下所有违反单车照明法规的骑士（多数单车骑士都违反这一条），要求查验身份证，然后拿出他的罚单簿开出罚单。多数骑士骑单车时都不会随身携带身份证，只要没有身份证，不管犯下什么罪都可以实时逮捕，这位警员的小小伎俩使单月净逮捕人次达到26位。这可创下了纪录。他的小队长乐得很，对莫斯科斯说：“看好了，我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但我认为那一定是好事。他铐了很多人，比半个小队的人还多。”小队长为何如此开心？他的主管（也就是副中队长）也会因为值班时逮捕率提高而威望大增，以小队长的话来说：“只要副中队长喜欢，我就会全力以赴。”为何副中队长喜欢高逮捕率？可能是因为大队长喜欢。以此类推。最后，我们可以推测，这一切都是因为市长可以大声说：“我们在东区逮捕了很多人，我们正全力以赴，保障街头安全。”当街头不那么安全时，这番话也有助于转移责难。
东区的警察显然已经收到信息。莫斯科斯写道：“巴尔的摩市一年逮捕7万人次。我还在当警察时，有2万人次是发生在我负责的地区。东区的人口还不到4.5万人，被逮捕的比率还真是高啊。”差不多每两位居民中就有一人被捕。市警局奖励逮捕，也获得了成果。
这或许看来毫无意义，甚至有点反作用，但逮捕没装自行车灯的骑士也有好处。虽然夜间骑车不算是东区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但很多单车骑士没带身份证在午夜里跑出来，可不会怀着什么好意。借由铐上26位单车骑士，那位创纪录的警察也扫出了某些毒品交易。
莫斯科斯也描述警员追逐毒品嫌犯时面对的取舍，更凸显了注重逮捕率的缺点。在莫斯科斯担任警察期间，法律规定，除非警察一直盯着毒品，否则巴尔的摩的毒品犯罪不会被起诉。所有嫌犯都很清楚这一点，逃离警察追捕的嫌犯，会把手中的毒品丢掉。这么一来，警察就要面对冲突了，他们通常必须在监视毒品与追踪嫌犯中做选择。虽然紧盯着毒品对于起诉来说非常重要，但评估警察的标准是逮捕率，而非定罪率。警察通常会追着嫌犯跑，而不是停下来收集证据。在此同时，每个人都知道，如此一来将导致起诉失败。但逮捕率还是很漂亮。
注重逮捕率和维持安宁和平的整体目标并不一致，这导致系统最终崩解，至少在巴尔的摩是如此。当巴尔的摩的谋杀案在2007年6月达到历史新高时，当时的警察局长伦纳德·汉姆（Leonard Hamm）因为无法降低犯罪率（逮捕率非常高也无济于事）而被迫辞职。当然，我们不知道若采取不同的做法，犯罪率将有何变化。就算系统有这么多缺点，在多重任务、难以监督的警察世界里，着重每月逮捕率可能仍是处理巴尔的摩犯罪问题的最佳解决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