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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会吸引有品格的人，因为只有拥抱困难，他才能实现自我。”
——夏尔·戴高乐
1950年，莫妮卡·赛尔夫离开巴黎，希望在布鲁塞尔实现她当“歌唱钢琴家”的梦想。她既没有资源，也没什么知识，很难找到愿意给她机会的歌舞厅。后来终于有歌舞厅接受她，她想演唱艾迪特·皮雅芙
或者朱丽叶·格雷科
的歌，但不得不停下来，因为观众的嘘声太大了。不过，她在舞台上表现出来的东西不会因此消失：一种朴实无华的风格，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刚性。1951年底，她回到巴黎开始新一轮试镜。她在鲍里斯·维安
和马塞尔·姆卢迪
表演的四季之泉歌舞厅试演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在厨房做洗碗工，雇用期一年。她接受了。这时她还不叫芭芭拉。
失败并没有让她改变初心。恰恰相反，正因为失败，她才能够衡量自己的能力，彰显自己的品格。实际上，失败是对梦想的考验。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反思我们的追求，比如，我们可以认识到，自己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并非真的是我们的追求。或者与此相反，就如同芭芭拉一样，我们虽然失败了，却感受到渴望的持久不衰的力量，意识到这种渴望是我们一生追求的事业。在接受这份洗碗工的工作十多年后，芭芭拉终于获得了成功。她创作和演唱的一些歌曲成为法国最能打动人心的作品，比如《我最美好的爱情故事是您》《黑鹰》、卓越的《喂，你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让人心碎的《南特》。听芭芭拉唱歌，看她站在舞台上的神态，留意她的歌词，我们就能发现，她的品格力量是在逆境中锻造出来的。当她唱道“如果你不明白，你必须回来，我会把我们俩作为我最美好的回忆，我会继续我的旅程，世界让我惊奇，我会找另一个太阳温暖自己，我没有海员妻子般的美德”——我们能感受到一股在艰难道路上不断淬炼的生命力。
在《南特》一歌中，芭芭拉讲述了她来到南特这座城市，她的父亲——这个曾在她小时候虐待她，如今已不再联系的人——在这里已是将死之人：“这个流浪汉，这个不辞而别的人，他又回到了我身边……”但她来得太晚了：“我一个问题也没问，对这些陌生的同伴，我什么也没说，但当我看到他们的眼神时，我知道一切都已太晚。”在父亲葬礼后的第二天，她就开始创作这首扣人心弦、令人肃然起敬的歌曲。正如她在《黑鹰》中讲述的那样，这首歌里提到的这个男人偷走了她的童年，但仍想要“在死之前，用她的微笑温暖自己”。他死时“没有告别，没有我爱你”。童年波澜不惊的人写不出这样的歌。正是因为经历了苦难，才有这些文字。《南特》是她最成功的作品。
体验失败就是考验自己的欲望，人会意识到欲望有时候比逆境更强大。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戴高乐将军在职业生涯中经历的挫折比芭芭拉还要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伟大的夏尔”的失败感深入骨髓。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震撼了他的心灵”，但他的失败感主要来自长期被囚禁的经历。从1916年3月到“一战”结束，在祖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却被剥夺了战斗的权利。1918年11月1日，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我的一生，无论长短，这种遗憾永远会如影随形。”他五次试图逃跑都失败了。战后，他曾在法国驻波兰、莱茵河的军队服役，还去中东执行过任务，因为他总感觉生活不如意，必须要做点什么。1934年，他发表《建立职业军队》时，还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中校。他希望这本书能让他获得认可。他想凭借作家和战略家的身份为法国服务，因为他无缘作为一名行动家为法国服务。但这本书反响寥寥。甚至到了1940年6月18日，在贝当政府已经投降，即将签署停战协定时，他在伦敦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出的号召一开始也没有引起什么注意。现在回过头去看，是历史让这次号召成为抵抗运动的开始。1940年7月14日，当这位自封的抵抗运动领袖第一次在英国的土地上阅兵时，那些组成后来被称为“自由法国”的人的数量还不到三百。在被征服、被占领、所有人都错愕吃惊的法国，没人认识这位无名将军，战争委员会甚至通过缺席审判对他处以死刑。他的号召似乎怎么也引起不了任何反响，稍有不慎更会让人起疑。戴高乐希望举行大规模集会，但没有任何军事将领和严肃的政治人物到场，只有少数梦想着诉诸武力的冒险者，以及几个来自桑岛（Sein）的预备役军官和渔民……当1942年11月8日盟军登陆北非时，掌权的是亨利·吉罗
而不是戴高乐。直到1944年6月6日盟军在登陆诺曼底时，他们仍然把戴高乐将军冷落在一旁。8月26日，200万巴黎人来到香榭丽舍大街，迎接戴高乐将军，呼唤他为英雄，盟军这才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戴高乐将军在6月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困难会吸引有品格的人，因为只有拥抱困难，他才能实现自我。”失败能够塑造这样的品格，让人准备好承受更多的失败。失败证明戴高乐确实怀揣着服务法兰西的心，失败培养了他抵抗逆境的力量，这就是他成功的关键。
如果戴高乐没有经受过1914年至1940年这二十多年的失败，那么当他在6月18日、22日、24日从伦敦发出号召却回响甚微时，他还能够承受得住吗？
戴高乐的经历让人想到另一位总统，一位美国总统。他31岁以失败开始；32岁时参加立法选举失败；34岁再次失败；还不到35岁，至爱之人就因病撒手人寰；36岁患上抑郁症。38岁在地方选举中落败；43岁、46岁、48岁三度在国会选举中败北。接着，45岁和48岁时在参议院选举中失败。最终，51岁的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废除奴隶制应归功于他。反对的声音太大，他不遗余力地付出才在这场废除奴隶制的斗争中获胜。人们可能会想象，如果他没有像戴高乐将军一样，经历了这一系列的失败从而做好准备，最终赢得胜利而彪炳史册，历史又会怎样书写。
我们知道萨沙·吉特里
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反对女性，一切都反对。”（“我靠着女性，紧靠着。”）
套用吉特里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是在“反对失败，反对一切”（“靠着失败，紧靠着”）的过程中，自己的品格得到彰显。正是在直面困难、用尽全力解决困难的过程中，生活徐徐展开。剩下的就是更加准确地了解是什么机制在起作用。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阐明了这一点。他说生命就像一种能量——更准确地说是“精神能量”——在生命、植物、动物和人身体里流动，并且随着生命的发展而愈发复杂。生命会遇到障碍，必须在自身寻找到创造力才能继续成长，按照柏格森的说法，创造力是所有生物的深层真理。因此，尽管有障碍，常春藤仍会爬上石头。以此类推，我们可以将芭芭拉、戴高乐和林肯所展示出的生命力解释为一种比任何事物都强大的生命冲动，超越了植物和动物的分野，以非凡的方式凝聚在伟人的创造力中。这种生命哲学的解读很有意思：如果生命就是这种冲动、这种动力，那么生命越是受阻，我们就越是能够体验到这股力量。
但这种解读没有体现出一个更具体的现象，一个上述三人的命运所共有的现象。我们时常感觉，芭芭拉、戴高乐和林肯是因为失败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生命力。因此，并非他们的生命力比逆境更强大，而是逆境滋养了他们的生命力。
黑格尔的辩证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在黑格尔所有著作中，他向我们展示了力要发挥作用，都需要有反对它们、“否定”它们的东西（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否定”），这样它们才能彰显自己的力。换句话说，精神需要对立面才能认清自己。因此，辩证法是指对立的两方面不可分割，各自最终会战胜自己的对立面。黑格尔认为，我们从存在的各个层面都可以观察到这一过程。当我的信仰遇到与其相悖的信仰时，我才能完全意识到它：要有别的信仰否定我的信仰，我才能找到所有捍卫它的论据。这也是写出一篇哲学论文佳作的原则：论点必须要有对立的观点，才能突出论点全部的力量。因此，第三步不是简单的综合，而是超越：论点通过吸收对立观点而最终获胜。同样，面对恶，善才具有其全部意义：必须有恶存在并威胁到善，这样善才会出现，并将其所有的美好表现出来。黑格尔甚至用这种辩证的观点来解释上帝如何创造世界。上帝是纯粹的精神。因此，必须有与他最不同的东西，即物质，他才能意识到他是精神。因此，他创造了世界即自然这个“他者”，由此直面自我，把握住作为精神的自己。黑格尔的上帝是一个不安分的上帝，他想知道自己是谁，他也必须经受否定的检验。
有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芭芭拉和戴高乐需要“消极”、失败或逆境，才能真正展现自己的生命力。生命力与逆境密不可分，在生命的运动中，二者的对立被超越、被“辩证化”。失败是成功的对立面，但这种对立正是成功所需要的。如果黑格尔是对的，如果辩证法真的阐明了所有过程的真理，那么这种动态的对立就可以成为我们进步的动力。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有9000次投篮没进。我输了近300场比赛。有26次，大家都相信我能投出制胜一球，但我却错过了。在生活中，我失败了一次又一次。这就是我成功的原因。”迈克尔·乔丹这句话充满了黑格尔的味道。他是美国NBA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但当他谈到自己的职业生涯时，他却认为失败和成功一样多。他知道，成功绝不会简单地接踵而至，只会跟随在失败之后。他知道，当他没有投进制胜之球时，他就成了乔丹，他的品格在逆境中得到彰显。没有挫折，我们的品格也许就无法显现。黑格尔会说，如果没有否定的力，肯定的力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这位《精神现象学》作者甚至更进一步总结：没有否定的力，就没有肯定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