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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中孕育着救赎。”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
我们经常把失败看作一扇关上的大门。但如果它也是一扇打开的窗户呢？
这就是法语“危机”（crise）这个词的词源含义，它来自希腊语动词“krinein”，意思是“分离”。在危机中，两个元素被分开，出现了一个裂口，一个让我们可以看到别的东西的空间。从字面上看，这就是一条裂痕：一个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开口。希腊人使用“凯罗斯”（kaïros）这个词来指代现实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刻，它可以被翻译为“有利的时机”或者“恰逢其时”。说危机是一个“凯罗斯”，就是把它看作一个了解被隐藏的信息、看到被掩盖的东西的机会。
我们在所有领域试验着危机的这种好处，不管是生物科学还是经济学，无论是人际关系层面还是政治层面。
因此，医学进步史本质上就是疾病的历史。医生正是通过研究处在危机中、无法正常运转的身体，才拓展了认知的范围，每一种新的疾病都为理解人体新陈代谢打开一扇窗户。正是对静止人体的研究才让我们对“人如何行走”有了更深的认识。例如，糖尿病病患让医生想了解我们体内的糖是如何产生、血糖含量是如何调节的。没有糖尿病患者，医生也许会更晚才发现胰岛素在调节血糖含量中的作用。
我们使用的工具也是如此，“失败模式”常常能启迪反思和理解，提出我们不会问自己的问题。谁不是当汽车在荒无人烟的乡村发生故障后，打开引擎盖，才第一次想知道发动机是如何工作的？是的，只有当汽车出毛病时，我们才想知道它是如何运转的。承认吧，当我们开着车在阳光大道上疾驰时，我们是不会去想这个问题的。这时一切都让我们陶醉，让我们放飞自我。失败的智慧从第一次故障开始：引擎盖就像打开的一扇窗户，促使我们了解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同样，每次飞机失事之后都会进行独立调查（由分析调查局进行，针对所有涉及法国的民航事故），调查结果会发布给所有空中交通的参与方，因为每场悲剧都包含与飞行安全有关的有用信息。2009年，里约热内卢至巴黎航班的空难是法航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事故。事后黑匣子分析表明，泰雷兹集团制造的皮托管故障是一个决定性的原因。冰晶阻塞了皮托管，干扰了速度的正确显示，飞行员因此在起飞后未能正确操控飞机。随后，法航和其他航空公司在所有飞机上更换了皮托管。这次事故是乘客安全普遍得到改善的“凯罗斯”。
历史上充满了打开未来窗口的危机以及成为“凯罗斯”的悲剧时刻。世界历史课本上都会写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但很少提及，这次行动源于1942年“庆典”作战计划失败。1942年8月19日清晨，一支由加拿大和英国士兵组成的盟军队伍试图在迪耶普
登陆，遭遇惨败。派出的6000名士兵中有4000人阵亡或被俘。盟军错在未经空中或海上轰炸就强行登陆，从正面攻击防御严密的港口。这场危机之后，盟军明白了要想成功，他们在法国海岸线上的登陆行动必须有掩护，甚至需要提前采取转移注意力的行动。
生活中的危机同样给我们教益。伴侣间的危机常常让彼此更加理解对方的期待，以及两人如何能——或者不能——继续幸福地待在一起。难道抑郁症不是一份异常痛苦的邀请函，为我们打开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我们不想看到的东西？这可能正是抑郁症的作用：强迫我们停下来思考自己，思考我们的存在与期望之间的差距，思考我们的拒绝和否认，思考我们无意识的欲望。在经历这种精神崩溃之前，我们中有多少人从未思考过自己的无意识？就像只有当车开不动时，我们才会屈尊自问“它是如何运转的”。抑郁的症状表明，在意识的“保护之下”，有一些东西需要厘清、解码或者被倾听。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一场有益的冒险，开启一次精神分析，更加了解自己，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复杂性，换句话说，让我们更明智。抑郁可以成为一个“凯罗斯”，一个打开我们内在之谜窗户的时刻。
如果说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多次危机也是了解资本主义本质的窗口，那么，危机一而再地重复似乎表明，分析危机所揭示的问题并非那么容易。
以2008年的次贷危机为例。这场危机迅速在全球蔓延，金融危机扩散到实体经济，投机泡沫破裂，而这本该预料得到……尽管2008年的危机与1929年股市崩盘并不相同，但二者相似的地方实在太多，让我们很难相信经济学在这期间有任何进步。经济学家希望像航空工程师一样，每经历一次事故都能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但经济领域取得的进展还很难说。这次危机提醒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做好准备，才能真正抓住机会，在危机中发现问题。打开的窗户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能理解向我们袒露的东西。
危机，无论有关身体还是心灵，无论发生在历史舞台上还是出现在私人生活中，都会把现实撕开一道口子，突然把隐藏在后面的东西呈现在我们面前。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正是这个意思：“危险中孕育着救赎。”要等“救赎”出现，就必须睁大眼睛。
当前，法国正经历着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最重要的“身份”危机，思考荷尔德林的这句诗可能有所助益。我们的代议制度失效了，我们再也代表不了法国，更代表不了欧洲，我们对选出的代表也失去了信心。每任总统都刷新了前任不受欢迎程度的纪录，主流政党被激进分子抛弃。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身处国外才能重新找回当法国人的感觉。即使在遭到恐怖袭击之后，我们真正实现民族团结的时间也只有几天。难民危机让我们看到了身份认同的危机，我们不知道应该接收还是拒绝他们。我们一直宣称自己是人权的祖国，但只接受了上万难民，而德国接收的难民数以百万计。然而，虽然我们不会像奥地利那样完全对难民关上大门却仍然满口人权，行为却已十分相似。这种分裂表明我们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们丧失了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失去了诉说自我和讲述自己故事的途径，本质上，我们已经不知道“作为法国人”意味着什么了。
集体危机也是一扇打开的窗户。正如荷尔德林那句诗所说，危机同时揭示了“危险”和“救赎”。武断地把目前的困难看作我们辉煌过去的终结，就是没有认识到所有危机都蕴含着这个可进可退的真理。担忧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忘记了危机不只是结束，也是开始。危机都是突然的转变。如果只盯着过去，嘴里一直说着“以前好得多”，我们就不会深入思考危险的本质，从中找到可以拯救我们的东西。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最重要的是，不要躲进幻想中的过去或者唠叨、抱怨个不停，以此来逃避复杂的当下。如果我们真的认同荷尔德林的诗，我们就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场危机：它会激发我们的好奇心，而不是让我们陷入忧郁。我们会走到窗前，虽然忧心忡忡，但满怀热情，去发现黎明的希望。
任由自己被身份认同危机所吞没，沉湎于害怕和悲叹中，畏畏缩缩，这就是向悲伤的情绪投降。那些对我们没落的强大感到惋惜、为我们无休止的衰落而悲痛的人，都想把我们拖入他们的悲痛之中。没有什么比充满希望的灵魂更能激怒悲伤之人。
“万物皆有裂缝，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莱昂纳德·科恩
在《颂歌》中唱道。危机就像这些裂缝：裂缝把光过滤进来，让光变得更强。
如果关于西方（Occident）——字面上的“日落之地”——的真理出现在这条光线之下呢？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布舍龙在法兰西公学院的第一堂课上考问何为真正的西方。他认为，真正的西方存在于“衰落之光”中，并不存在于明确而直接的力量感之中。他强调，历史上的西方人不管身处哪个伟大的时期，都觉得西方在衰落。作为中世纪的专家，他指出，宗教战争时的人们就不觉得西欧这个概念有什么积极意义了。用另一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的话来说，那时的人们是“16世纪的悲伤之人”。他说，在这些人之前，西欧和“马格里布”
（“Maghreb”，来自阿拉伯语“al Magrib”，意为“日落之地”、西方）一样，是一个通用地理概念，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意义。对阿拉伯地理学家来说，马格里布即日落之地和不祥之兆。马格里布因此与“马什里克”（Mashrek）对立，即“黎凡特”
，“日出之地”。费弗尔还说：“谈到西方的衰落，总有一种有点可笑的感觉，因为西方的名字就是指夜晚即将到来的土地。”但对于布舍龙而言，西方的真与美恰恰在这种“衰落之光”中展现出来：这种担心让我们成长，这种自我怀疑表现的是高度的文明。
“这个‘我们’是谁？”布舍龙问道，“身份认同的退步可悲可叹，是我们的现代性挥之不去的阴影，如果它伤害到今天这个‘我们’……那是因为‘我们’忘却了历史最宝贵的遗产，就像欧洲之痛。身处世间，强烈的担忧，应该成为成就伟大和永不满足的强大推动力。”
因此，按照布舍龙的说法，西方的特点是辉煌里总是夹杂着隐忧，并把自己的不满足变成一种动力、一种人文主义的力量。他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担忧让我们走向封闭，导致“可悲的身份认同退步”。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失败。曾经让我们沐浴温暖的太阳正在下落。这不再是一片可以和谐共处的土地，不再是一个能融合不同族裔，将他们纳入单一共和国价值观的国度。曾经，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如今却传不远了。除了时尚、奢侈品和美食等少数领域，我们不再是其他民族的榜样。但是，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西方人，如何能在“日落之光”中展示我们的伟大，那么这次失败会让我们重新振奋。
亚里士多德警告我们：抓住“凯罗斯”并不容易。在希腊神话中，凯罗斯是一个光头但扎着小马尾辫的神。人想要抓住他，手就会从他光滑的头皮上一划而过……除非能抓住他的小辫。为此必须眼疾手快、不怕困难。也许这正是我们今天所缺少的。执着于虚构的过去来捍卫一个一成不变和封闭保守的法兰西身份，甘于恐惧而拒绝时代的改变，这是向简单和容易退缩。历史证明，甘于恐惧比唤醒勇气更容易，但也更危险。
要理解结束和开始、失败和希望、悲伤和欢乐可以同时存在，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汉娜·阿伦特
来说，真正的政治是“开辟一个新时代”，否则就只是对时事的简单管理。阿伦特是《文化的危机》一文的作者，她认为，政治的美德本质上是“肇始之德”。因此，让我们直面我们的集体危机，问一句：什么开始了？更准确地说：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开始了？屈服于本能的烦恼就是逃避这个属于政治范畴的美好问题，转而沉迷于另一个问题，即失去了什么？第二个问题一开始可能合情合理，但当它成为唯一的问题之后，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了。任由它抹去其他问题，就是同时无视危机的美德和政治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