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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塔布市，1999年隆冬。这个年轻的西班牙人才13岁。他刚在小冠军网球赛（Les Petits As）半决赛上失利，小冠军网球赛是一个非官方的面向12至14周岁青少年的世界锦标赛。击败他并最后夺冠的是一名法国运动员，与他同岁，身高也和他一样，却轻轻松松击败了他。这名小天才正是人称“法国网球的小莫扎特”的里夏尔·加斯凯。有专家断言，没人在这个年龄对网球的掌握能达到他的水平。9岁时，加斯凯就已经登上《网球杂志》头条，标题是《法国梦寐以求的冠军》。他完美的姿势、单手反手击球的美感、比赛时的攻击性，无不打击着对手的自尊心。与里夏尔·加斯凯握过手之后，这名来自马略卡岛
的少年就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泄了气。他的名字叫拉斐尔·纳达尔。
这天，纳达尔没能成为他这个年龄段的世界冠军。无论是谁今天再看这场比赛（网上可以观看），都会被加斯凯的进攻所震撼：他回球很早，打得对方措手不及。然而，奇怪的是，这种凶猛的击球方式却让人想起纳达尔的成功秘诀，他后来保持了多年的世界排名第一，赢得过100多次赛事，其中包括22次大满贯冠军。加斯凯成了一名伟大的球员，最高曾获得世界排名第七，但他还从未赢得过大满贯，并且总共只赢得过九个冠军。无论他未来成就如何，他职业生涯的高度都无法与纳达尔相提并论。于是，问题出现了：差别到底在哪儿？
回顾纳达尔的历程能给我们答案。他年轻时就经历了诸多失败：他常常输掉比赛，还掌握不了经典的正手技术，这迫使他发展出与众不同的正手技术，在击球后把球拍像套马索一样高高扬起，这种不可思议的姿势成了他的标志动作。这次被加斯凯击败后，二人又在赛场上交锋了14次。毫无疑问，这场比赛之后，纳达尔对自己的比赛更加投入，与伯父兼教练托尼·纳达尔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显然，那天在塔布市的失利教会他的东西，比他赢下比赛学到的还多。他在一次失利中学会的东西，可能十场胜利都无法教会他。也许输给加斯凯的时候，他已经掌握了那些进攻性手法，这并非不可能。我相信，纳达尔需要这次失败才能更快找到自己的天赋。第二年他就在小冠军网球赛上夺冠了。
加斯凯的问题也许正在于此：从踏上网球场的第一天直到16岁，他轻轻松松获得了一系列成功。在他宝贵的成长岁月里，他失败得是否还不够多？他开始失败时是否为时已晚？他是否因为几乎没有遭遇过失败，而缺乏对这种逆境的体验？这种体验让我们质疑失败、分析失败，让我们在奇怪的聒噪声中感到错愕。成功让人舒适，但却不如失败一样充满教益。
有时只有输掉战斗才能获胜——这个说法自相矛盾，但我相信它蕴含了人类生存的秘密。所以，让我们赶快失败吧，这样我们经历的真实比成功更多。让我们质疑失败，我们会从各个角度审视它。正因为失败抵制我们，我们才能从中找到支撑点，成为我们起飞的动力。
一些美国硅谷的理论家在研究创业者如何重新崛起时，会称赞“快速失败”，以及“快速失败，快速学习”的好处，强调早期的失败有诸多益处。在成型期，大脑渴望学习，能够立即从与它相悖的东西中学有所获。专家们声称，经历早期失败并知道如何快速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企业家，比那些事业顺风顺水的企业家成功得更好、更快。他们坚信依靠这些经历的力量，即使失败，也比依靠最好的理论成长进步得更快。
如果他们所言非虚，我们就能明白优秀的学生正是缺乏这些经历，他们一丝不苟、循规蹈矩，进入职场前从未犯过错。他们从简单地循规蹈矩、言听计从中学到了什么？他们会不会想要体验这种触底反弹的感觉？这种反应在我们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身为哲学老师，我经常研究早年失败的益处，以及这些失败如何让人更快成功。
哲学是高三新开的科目。学生需要用从未有过的方式自己进行思考，他们对获取的知识拥有从未有过的自由度，必须敢于在最广的范围内，对问题提出质疑。我以从事哲学教学20年的“后”见之明确定，漂亮地搞砸第一次哲学作业，往往比不经反思地拿到一个平均分要好。第一次很低的分数能让学生的思维发生学习哲学所需要的根本性转变。快速地失败，然后给自己提出真正的问题，要好过稀里糊涂地成功，接下来的进步会更加快速。在这个过程中，一旦接受了失败并进行反思，那么通过失败迈过哲学的门槛要比成功容易得多。
我长期在巴黎政治学院遴选考试的暑期预备班教哲学，按照预备班的课程设置，哲学被称作通识课。课程十分密集，授课地点在索镇拉卡纳尔高中的大花园里，上课的都是高中刚毕业的学生。暑期班从七月中旬开始，历时五周，遴选考试在八月底至九月初举行。我在课上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甚至表现得更快。暑期预备班刚开课时成绩能上巴黎政治学院的学生，在暑期结束时却往往考不上。相反，一开始成绩一塌糊涂的学生当中，不少人却在五周后表现优异，最终考入巴黎政治学院。在这次失败，即一开始的“危机”之际，他们能直面等待他们的新的现实情况，而此时，在暑期班一开始就拿到平均分数的人还什么都没意识到。失败让他们觉醒，而其他人则躺在自己微不足道的成功之上呼呼大睡。因此，并不算长的时间——五周——便足以表明，接受失败比避开失败有益。在一次快速的失败之后迅速纠正，比没有失败更好。
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想法，但在法国却十分少见。美国的理论家们在提出“快速失败”的理念、论述快速失败优点的同时，把相反的理念称为“快车道”，即认为迅速成功是决定性的，必须尽快让自己置身于成功的轨道上。这在诸多方面符合法国对成功的构想，这种想法正是本书所针对的目标。我们似乎中了“快车道”观念的毒。
在美国、英国、芬兰，以及挪威，企业家、政治家和运动员喜欢突出他们在职业生涯初期遭遇的失败，并自豪地展示它们，就像战士展示自己的伤疤一样。相反，在法国这个古老的国度，我们却用和父母还住在一起时获得的文凭来定义自己的一生。
我去企业做讲座时经常遇到一些干部和领导，介绍自己是“76届的HEC”“89届的ENA”或者“80届的X”，他们指的是1976年巴黎高等商学院、1989年国家行政学院，以及1980年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毕业生
。每次我都很惊讶。其中隐含的信息很明确：“我20岁拿的文凭给了我一辈子的身份和价值。”这是“快速失败”的反面：不是要快速受挫，而是要快速成功！一劳永逸地保护自己免遭风险，在规划的职业轨道上安顿下来，用20岁时取得的成功来定义自己一生，这么做似乎非但可行，甚至更合乎我们的期望。痴迷于年轻时获得的文凭，我们怎么会不对生活产生恐惧、对现实感到忌惮？幸运的是，我们与现实的对立无处不在，而失败往往让我们更快地回到现实。无论如何，加斯凯和纳达尔各自的运动员生涯似乎已经证实，最好从成功的轨道上跳出来，而且越早越好。这也是测试自己抗压能力的时机。这确实又是失败的一个美德：你必须先失败，才能从失败中恢复过来。所以不妨早点开始。
在中小学教育体系中，我们也能找到“快车道”这种落后观念的副作用。教师分为两类。没有通过中学、大学教师资格会考，而只获得了中学教育教师资格证
的老师，每周要上18个小时的课。通过了教师资格会考的老师，则每周只用上14个小时的课，薪水还更高。这种差距会随着职业生涯的推进而不断拉大。可以说，我们离“快速失败”观念还很远……那些22岁没能通过教师资格会考的人，要面对更少的薪水和更长时间的工作，直到生命的尽头。这个体系荒谬透顶，完全否定了经验的价值。
在这样的法国，学生们刚踏入高一的门槛就得知道自己想学什么，他们因此会担心进入高二就发现自己并不擅长选择的科目。当有人提醒他们不要选错科目时，他们甚至还不到16岁。我们应该让他们安心，告诉他们，一开始犯错，有时能让他们更快地找到自己的道路，有些失败能比成功让人进步更快。我们应该告诉他们，纳达尔虽然那天输给了加斯凯，但他实际上赢了。或者跟他们讲讲波士顿医学院的老师是如何挑选考生的。由于立志“行医”且看起来满足所有条件的学生太多，波士顿医学院的老师优先考虑的竟是经历过失败的考生。最受欢迎的学生是那些选择了其他专业，但后来意识到自己入错了行，并最终决定“行”医的人。的确，老师们认为，错误的选择让他们更快成长，更快找到自己的志向——简而言之，更好地了解自己。更简单地说，这些人降低了招进来的学生在几个月之后意识到自己不想成为医生的风险：他们已经换了一次车道，不太可能再换一次。
受困于法兰西这种“快车道”观念的不仅仅是高中生和大学生。对于一个法国企业主来说，破产都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大多数时候，他会停滞不前，很难为新项目找到资金。在美国“快速失败”的文化中，他知道怎样向人讲述自己的失败，这次失败会被看作一次经历，一种成熟的证明，表明他至少犯过一种类型的错误，他以后就不会再这么做了。与从未失败过相比，他获得信贷也更加容易。法国却恰恰相反。直到2013年，法兰西银行都有一份“040档案”，记录了经历过司法清算的企业主。榜上有名就意味着被烙铁烙下了印记，可以肯定，他的新项目再也无法融到资金。所幸的是，后来出台的法律让“040档案”成为历史，但它对银行家和投资人的影响却持续存在。
失败，在法国意味着有罪，而在美国，却意味着大胆勇敢。在法国，失败的年轻人就是离经叛道；而在美国，那意味着你年轻时就开始寻找自己的道路。
最后，法国的问题揭示了，我们太看重理性，过于重视那些标志着理性胜利的文凭，而对经验重视不足。作为柏拉图和笛卡尔的传人，我们理性主义有余，而经验主义不足。大多数经验主义哲学家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约翰·洛克、大卫·休谟、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等，这绝非偶然。休谟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尝试。几个世纪之后，美国人爱默生又再次说道：“人的一生就是进行尝试，尝试得越多，生活就越美好。”
然而，失败的经验是关于生活本身的经验。当我们醉心于成功时，我们常感觉自己飘浮在半空中。这是自动出现的情况，不是我们“主动实现”的。相反，失败时，我们会遇到一个并不熟悉的现实，与我们产生冲突。这种状况让我们惊讶，把我们抓住，没有理论能够界定它：这不正是对生命的一种定义吗？我们越早失败，就越早质疑它。这是成功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