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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瞅啥？”
多少年过去了，我还是回答不上来。那个少年恶霸不只在寻衅，也为“凝视”这件事不安，我没有及时避开眼神，提醒了他心里的缺口。贫乏年代里的玩具只有愤怒，他因为敏感而回到了一种比动物本能恶劣的社会本能。多少年过去了，这些贫乏的、凄惨的少年人故事在银幕上有了那么点儿诗意。
观看先于语言，也先于态度，是不是我已经在无意中看了他很久，是不是眼神里真的有躲闪的敌意？他拳头大，他说了算。如今，我和他依旧只靠一点儿本能和几句学来的话活着，活得不值得一看。回想那天，他打完我一顿以后也不知道该干点儿什么，只好像一对刚谈恋爱的人那样沉默地分手。如果他是个更邪恶的人，或者是个成年人，可以审问我一个更棘手的问题——
“你笑啥？”
据说亚里士多德写过有关喜剧的书，传下来这本是伪书。我猜他可能没有写，因为写不成。我不知道悲剧是不是更伟大，很可能只是更容易分析，悲剧有收敛的意义，能把痛苦整理成可以思考的东西。而笑太散漫、太崎岖多义了，我们为浅薄的场面而笑，也为沉重的悲苦而笑。目睹比我们差的人，我们笑，看到好的也落到尴尬下场，我们接着笑。人类一思索，创造了悲剧，上帝就发笑，因为那悲剧不值得一看。
如果你想要为可笑的事定出一个等级来，也是件可笑的事。崇高和自以为崇高不一样，我几乎没见过经得住追问的崇高，倒是始终看到好笑的事。如果我们就是活在一个没有上下的世界，一个以颠倒为进步的年代，又凭什么来区分笑的高低？
“你笑啥？”
因为我还可以笑。
除了在无聊或癫狂里毁灭，除了在震怒之下一声叹息，除了若有所思的略深一些的无聊，我确实知道的，可以选择的，只剩下了正在笑这件事了。
老舍的《我这一辈子》的结尾是“我还（在）笑”，这可以作为一切故事的结尾。
脱口秀到底是不是喜剧，好像是个问题吧？
问题出在这个“剧”上，沿着这个方向聊，我们会为如何定义编写、扮演这一系列动作而烦恼。任何对脱口秀的严肃评论也都在为脱口秀演员提供讽刺素材，他们诚恳的，也是骄傲的标准只有一个：好笑。
你当然还可以细想这个“好”是个什么样的激发和连接，这个“笑”是个什么样的生成机制，然而，很可能重要的只是两个字连起来之后的，或者之间的什么东西。就像你没法问一只鸟该怎么飞，如果这鸟细想这件事，会从空中掉下来。
几个月里，我们在上海、北京两地，在做的是一件访问飞鸟的事：笑是什么，脱口秀是什么，不是什么，可以是什么……他们面露困惑，越是认真，越是迟疑。
这种迟疑比任何回答都叫我感动。
也许东东枪、罗丹妮和我促成了一次对他们有点儿意思的自寻烦恼：像一只鸟考虑飞那样考虑脱口秀，为什么要站在舞台上，此时的他和观众的关系，到底是真的拉近了一些，还是在共同“退而求其次”。当然，这两种情况都不错。真希望他们回答完以后就把答案忘掉。
如果你在场，能感到这些回答的真诚，然而真诚与真实无关，真诚没有底，越向下看，越有让人不安的东西，聪明人知道停留在哪一层，该每次拿多少出来。由于受访者们对真诚的渴望，谈话进行得要比想象中的艰难；如果你在场，就知道现场说的和纸上看到的有不少出入，这是纸上文字的优点。比如呼兰又把他的谈话“叫回来”（call back），因为他在几个月之后有了不同的想法和说法。我问他旧的说法是不是删掉，他回答：也保留吧。他们想修订的内容大多是关于“意义”的，意义即超越性，从脱口秀里当然想不出什么明确的意义来。然而他们在认真地想着这件事。
这很感人。我看着建国热切地把一段乱七八糟缠绕在一起的事情用一塌糊涂的方式说出来，他明知道有更漂亮的说法，却极力去够那没有底的、有点儿危险的东西，心想这真是感人。
令我安慰的是这本书并不好笑，我们没有试图把它弄得好笑。如果你和脱口秀演员进行了一场好笑的对谈，很可能是因为没有任何交流效果。我目睹到他们想要在日常做到和台上一样，想要以真实为约束，想要在日益增多的“商务”里争取一点儿清醒，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徒劳，我为能看到这些而荣幸。
迄今为止，脱口秀是件值得信赖的事。
就在日常场景之中，你也有机会穿透表面，遭遇到某种真相——那种强烈的震惊和明显的合理性让我们觉得它是真相，这被认为是一种恐怖的经验。
感谢我们自己，那也可以是一种笑的经验，社会的天赋是把恐惧、阴暗的“世界之夜”化为娱乐。据说笑所需要调动的面部表情是最少的，人一发笑，看起来彼此相似，结论是“众乐乐”，今天的话是“以欢乐达成共识”。
感谢我们每一个人。稍加努力，你就会看出人群是一个幻觉，我们在群体之中仍然是独自的个体。笑仍然是我们自发或自寻的，哪怕是坐在观众席里，我也可以吃吃地独自偷笑或者不参与哄笑，只要这笑话是花钱买来的，不是上司在酒桌上派发的。在以颠倒为进步的年头，这是一种安全的自为。
我读过本邪门的法国童话，其中有一则说：河狸巨大的阳具可以入药。猎人捉住河狸，常常把那话儿割掉就放了。时间长了，河狸观察出人要什么，已经被阉过的自以为安全，见了猎人不知道躲，常常是又被一枪放倒，虽然事后人也承认是误会。于是，河狸又增加了点儿经验，远远看到人，自觉地仰面朝天躺倒，摊开四肢，摆成大字，展示阉割的痕迹。等猎人检查完走了，它慢慢地翻身坐起来，心里难免有点儿羞愤。
那就再说个太监的故事吧。
明代党争涣散，文人做事不得要领，不得不一再表演悲壮，发泄完气节就草草收场。悲剧演到如此荒疏的地步就是喜剧了。后来，士大夫们干脆都老老实实地排好队去听宦官训话。据说宦官是品级越高的说话越粗野、越下流，有位钦差老公公总喜欢先质问：小猴崽子，你这顶乌纱帽是哪里来的？
一个文官回禀：是前儿在前门的某家裁缝店里花五分银子做的。那老公公噗嗤一乐，挥挥手说，滚你娘的蛋吧。此人事后解释：阉人没有中气，一笑，气就散了。同僚以为这真是高明，简直是一种消极抵抗。
也不知那宦官心里是不是也在哀告：你以为我好受吗？何苦呢，让我笑一笑吧。
我也是这么一个怂人，在网上匿名骂人实在是怂得太丢脸，就想：如果被疾言厉色地逼问“你笑啥？”，只好低声下气地讲个笑话，或者像小说和电影里的捷克人那样表演一个笑话了。
各位看官，有卵的，无卵的，大家散了吧。几百年就那么过去了，谁还记得那个太监的名字，那个文官的名字，谁又会记得你和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