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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千年的医学历史中，中医儿科的起源比西方儿科学早得多，我国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儿童疾病的描述，在儿科学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贡献。2400余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名医扁鹊被人誉为“小儿医”。唐代太医署正规培养了五年制的少小科专科医生，隋唐时期就有多部记述儿童疾病的专著问世，隋朝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叙述儿童传染病如伤寒、痢疾、肺结核，营养缺乏性疾病如夜盲、脚气病等；唐代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方》论述了儿童发育进程、用兽乳喂哺、用动物肝脏治疗夜盲及雷丸治疗肠寄生虫病等方法。宋代名医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总结了儿童常见症状和出疹性疾病的处理经验。明代儿科预防成就突出，薛已提出用烧灼脐带法预防新生儿破伤风；张琰的专著《种痘新书》记载了人痘接种预防天花的方法，较欧洲人发明的牛痘接种早了百余年。清代的《幼科铁镜》《幼儿集成》《医林改错》等，均为我国儿科学的瑰宝。
19世纪后，西方儿科学迅速发展，并随着商品和教会进入我国。20世纪30年代，西方儿科学开始在我国受到重视，但由于儿科人才紧缺，各医学院校的儿科学教育应运而生，1937年成立了中华儿科学会。20世纪40年代儿科临床医疗初具规模，各大城市医院普遍设立儿科，工作的重点在于诊治各种儿童传染病和防治营养不良，到国外学习儿科者也日渐增多，对引进国外先进的儿科学经验起了很大作用。1943年，我国现代儿科学的奠基人诸福棠教授编写的《实用儿科学》首版问世，成为我国第一部大型儿科学参考书，标志着我国现代儿科学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儿童的医疗卫生事业非常关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宪法》明确规定“母亲与儿童应受到保护”，并且在全国城乡建立和完善了各级儿科医疗及儿童保健机构，通过推广新法接生、倡导科学育儿、实施免疫规划、儿童生长发育监测、先天性遗传性疾病的筛查、儿童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及时诊治等，大幅度地降低了儿童疾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对保障我国儿童健康，提高生命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儿童常见的肺炎、腹泻、维生素D缺乏性佝偻病和营养性贫血“四病”防治也得到了落实。2021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进一步将妇女和儿童健康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作为优先发展的领域之一。儿科的专题研究也有长足进步，特别是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的外科手术和介入疗法、白血病的综合治疗、微量元素与儿童生长发育、热性惊厥及癫痫与智力发育的研究、儿科急重症的诊疗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20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做了如下定义：“健康不仅是躯体无病，还要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对照此健康目标，我国儿科学在探索如何维护和促进儿童的心理和行为发育，增强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
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社会的发展，儿科疾病谱也在发生变化，儿科工作者的注意力应当向新的领域延伸和发展，从治病、防病到促进儿童身心健康，从药物防治到心理-行为治疗与预防，全面均衡发展。医学的进展，往往是相关学科革命性突破的连锁反应，2005年人类基因组DNA全序列测定最终完成，对于攻克目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疑难杂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基因组学在基因活性和疾病的相关性方面为破解疾病发生、发展的本源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和方向，生物医学的研究结果为某些临床疾病治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效果，分子生物工程的进展会给临床诊疗工作开辟新的道路，医学信息的进展不仅给医学影像带来了革命性的飞跃，而且会在更广泛的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我国的儿科工作者必须团结协作、求实创新，努力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和下一代的健康水平作出新的贡献。
能力检测儿童时期机体处于不断生长发育的阶段，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影，无论是解剖、生理还是疾病的发展规律都和成人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儿童的生长发育是一个连续渐进的动态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解剖、生理和心理等功能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与年龄相关的规律性。掌握这些特点和规律对于保障儿童的健康和提高儿童的生命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