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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休闲研究源于工业文明兴起后的西方世界，人们逐渐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一定的闲暇时间。休闲的研究是一个逐渐深入推进的过程，到21世纪初，西方休闲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并集大成于“深度休闲观”。中国的休闲研究是20世纪末自西方学术界引入，并随着中国休闲产业和休闲行为的发展开始不断丰富起来，在“幸福感”等成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生建设的奋斗目标后开始推向高潮。
休闲的研究在西方国家已经开展了长达百余年时间，休闲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和生命状态，渗透于人类文明演进的全过程。1000多年前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近代工业文明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并带来劳动力的适当解放，休闲意识和行为便诞生在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中。马克思在透视工业革命后社会发展内在逻辑的前提下，把“休闲”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进行了研究，为早期休闲学的诞生奠定了研究基础。
美国学者Veblen于1899年出版了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这标志着现代休闲研究的开始。该书认为，休闲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并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这也就是说，休闲已经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生活形态。
20世纪中叶，随着西方社会市场化导向的休闲发展方式和社会福利政策的不断刺激，休闲研究的制度环境和知识氛围发生了变化，文献数量迅速增加，有关休闲概念和休闲理论的研究也随之活跃起来。休闲概念在这些研究中得到了不断完善。
1946年，Baker提出，休闲是人们真正追求的活动，而不仅是简单的辛劳之余的恢复精力之举。休闲本身就是一种活动，而且是最高形式的活动，是合乎理性的精神活动的一部分。他将休闲从一种生活方式升华为一种“人们真正追求的精神活动”，首次明确了休闲的精神属性。
1960年，Brightbil在其著作TheChalenge of LeiSure中提出，休闲是去掉生理必需时间和维持生计所必需的时间后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一概括将休闲从广泛的“生活方式”和“活动追求”概括中提取出“自由支配”的特性。
1963年，Pieper在其著作LeiSure：The BaSiS of Culture中提出，休闲是一种思想或是一种高尚的态度，不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也不是空闲时间的结果，更不是游手好闲的结果，而是人们的一种精神的态度，即人们保持的平和宁静的态度，也是人们为了使自己沉浸在平和心态中感受生命的快乐和幸福。Pieper在Baker（1946）提出的休闲“精神属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界定为“高尚的”精神态度，并表现出“平和宁静”，首次提出休闲的“快乐”和“幸福”特征。
Gist和Feva（1964）认为，休闲可以自由地放松、转换心情，是取得成就并促进个人发展的可利用的时间。这种促进个人发展的观点使得人们对休闲的效能产生更进一步的认识。随后，Dumazedier（1967）在此基础上的研究表明，休闲可以发挥自由的创造力。Kely（1982）认为休闲是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存在空间，是人的一生中一个持久的、重要的发展舞台。自此，休闲研究更注重生命状态和效能的研究。
综上所述，休闲的概念可以总结为，人们利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所真正追求的精神活动，是人们保持平和宁静的态度，使自己沉浸在平和心态中感受生命的快乐和幸福，取得成就并促进个人发展的可利用的时间。
随着休闲研究的推进，人们发现不同的休闲行为的效能存在差异，并非所有的休闲行为都能获得正面的效能。于是人们开始尝试将休闲的类型进行分类，以便更好地选择休闲行为。1982年，Stebbins首次提出了“深度休闲”（Serious Leisure）的概念，并认为深度休闲是一种对业余爱好者或志愿者活动的系统追求，参与者以专注的态度投入这些活动，可以由此获得特殊技能、知识和经验，并且从投入活动的过程当中，获得有趣且充实的感觉。
之所以采用“深度”（Serious）一词，是因为Stebbins认为其强调的是对所参与的休闲活动抱有的坚定信念、持久参与和坚持不懈。他还将深度休闲概括出三种类型、六个特征。三种类型是业余、嗜好、志愿活动，这三种类型的列举实际上是方便人们对深度休闲进行辨认和理解。现实中，我们身边常见到的比较沉浸的嗜好包括摄影、钓鱼、跳广场舞等，当然这些活动都必须是业余的，近年来广泛普及的志愿服务，也能让人获得较好的休闲体验和效能，就像20世纪初流行的“义教”“劳动假期”和“以工换宿”等活动。深度休闲即系统地、有计划地从事业余、嗜好或志愿者的活动。
深度休闲的六个特征分别是：①坚持不懈，即使面临各种困难和内外环境阻碍时，参与者仍会积极持续参与活动。②职业生涯，即参与者有长期参与的经历。一方面，他们将这项活动视为自己日常生活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他们会对这项活动投入时间和精力，就像对待自己的职业一样。认同感，即对所选择的活动具有强烈的认同感，他们会很自豪、兴奋、多次地与其他人讨论所从事的活动。因此，在深度休闲活动中，休闲者会给自己设定一定的目标，并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克服困难和阻碍以实现目标，从中收获休闲乐趣，并获得成就感等持久性效益。在深度休闲活动中，休闲者对于自己喜好的事，往持有一种认真的态度，能深度投入并愿意承诺。休闲者会投入如事业一般的专注，希望获得及展现特殊的技巧、知识及经验，并能乐在其中，其活动表现在具有相当的组织性与系统性，会有规律地安排练习时间与进度表。如今，深度休闲的六个特征已被研究者们广泛用来评估个体的深度休闲特征水平。
Stebbins围绕深度休闲开展的一系列著名研究在休闲研究领域主导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一研究差不多持续了40多年且热度不减，并在这一漫长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深度休闲观（Serious Leisure Perspective，SLP）。多年来，Stebbins和其他许多学者利用这一视角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使其成为休闲研究领域中颇具影响力的存在，SLP已被作为“既定理论”，为所有休闲活动和体验提供分类和解释。
深度休闲观最具价值的研究当属围绕深度休闲界线划定的三个休闲等级。第一等级被定义为“随性休闲”（Casual Leisure），指的是一种参与者在短时间内从事的愉快活动，可立刻达到内在所需的愉快体验和正向的感觉，基本不需要任何训练和学习。这种休闲活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有刷视频、聊微信、看电影等。这些随兴休闲活动难以提供给参与者深度体验，休闲收益相对较低，瞬息即逝，而且容易使参与者产生无聊感或无力感（王苏、龙江智，2011），甚至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第二等级的休闲被认定为“主题计划性休闲”（Project-based Leisure），指的是参与者需要一定的计划、努力和意志，有时还需要些许技术和知识才能参与，多为短暂性活动，此类活动若长时间地持续参与，会使参与者感到无聊而放弃。第三等级的休闲便是深度休闲，深度休闲由于其持续的正面效益和符合人类永续发展的特征，被认为是“最佳休闲方式”。
人们参加不同休闲游憩活动的收效也各有高低。Stebbins（1992）提出，深度休闲活动是追求更具吸引力、更具挑战性和更具意义的休闲活动，可以让人系统地专注于某一活动和爱好，通过坚持不懈的个人努力实现一定的目标，获得持久的效益，达到休闲娱乐、充实自我、实现自我的目的，并能使人更具成就感和社会认同感，是一种深层的满足感及存在感。深度休闲活动是将休闲活动视为生活的一部分，以自由自在的心情去从事活动，以极大的乐趣而非压力去实现自定的目标。深度休闲带来的自我充实、自我享受、自我实现、自我提升、自我满足、自我成就、社会交往等持久性利益，能够使人获得更大的心理满足，提升生活满意感和促进个人身心健康与成长，有更高的休闲满意度和幸福感，可以体验到“最幸福的时刻”，还可以促进个人更好地与他人精诚合作以及分享成就和乐趣，有利于形成相互认同的小团体，促进个人的社会交往。因此，深度休闲被认为是一种“最佳休闲生活方式”。
休闲产业者或心理学家总设法去了解是什么样的高度诱因，让人们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与投入在某些休闲活动上。相关研究发现，当人们参与某项游憩活动时经常完全沉浸其中，没有自我反思意识，但有很强的控制感。深度休闲能使人学习到克服高度挑战性的任务技巧并产生沉浸体验的状态，因此，深度参与者会继续参与休闲活动。这是因为他们在参与选择的休闲活动时体验到沉浸的乐趣。沉浸是一个能吸引人们不断参与活动的重要动机因素，积极的沉浸体验会促进参与和提高对活动的忠诚度。沉浸被认为是“休闲体验的核心”和“高阶状态”。
上述这种体验状态被Csikszentmihalyi界定为沉浸体验（Flow Experience），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会全身心地投入一项活动，其他一切似乎都无关紧要。Csikszentmihalyi（1997）确定了沉浸的八个特征：一是挑战与技巧，即活动在人的技能水平和所面临的挑战之间具有一致性，沉浸发生在一个人的技能完全可以克服挑战，如果挑战水平太低，一个人可能感到无聊，反之则可能会经历焦虑；二是目标与回馈，即活动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并且绩效能实时回馈；三是身心合一，即行动和意识合并，在沉浸的过程中，一个人的注意力完全被如此强烈的活动所吸引，除了手上的活动，没有意识到要考虑其他任何事情；四是全神贯注，人们高度专注于手上的工作，暂时进入沉浸状态的人群会放下他们的担忧；五是丧失自我意识，即在沉浸状态下，没有机会思考自己；六是完全掌控，即在沉浸的过程中，有一种被控制的感觉；七是时间改变，即在沉浸状态下时间似乎过得更快；八是自成性经验，即沉浸是一种自我体验，从而使参与者认为该活动值得去做，或为自己着想，而不是为了一些外在的利益或奖励。
沉浸理论是一种已被定性和定量研究支持的休闲理论。沉浸理论中所描述的“全身心地投入和忘记周围一切”的体验被认为是一种最佳体验或享受。也就是说，沉浸体验是一种令人感到非常愉快的活动，这种活动可以加速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因此，沉浸有助于心理健康、减轻压力和改善日常生活质量。沉浸的概念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获得最佳体验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它澄清了活动如何和为什么变得有意义。
相比深度休闲而言，游憩专门化被理解为一些深度休闲活动追求的表现形式或结果，因为在深度休闲的情形下，参与者会获得更高水平的技巧知识与经验。深度参与者会尽其所能地避免将一项消遣变得简单或无聊，参与者透过发展先进的技能与知识来迎接并寻求新的挑战。Scot和Shafer（2012）的研究说明，深度休闲的持久效益与游憩专门化存在直接的正相关。Tsaur和Liang（2008）发现深度休闲的参与者会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持续性投入活动的专门化行为，这说明两者具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性。Diton等人（1992）提出，随着人们在休闲活动中的进步，他们的动机、资源偏好、友谊的选择以及对管理实践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在某些情况下，进入高级参与阶段可能导致人们围绕他们所选择的追求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和身份。
由于认识到游憩活动参与者在承诺和兴趣等方面的多样化特征，学术界开始强调将其划分为有意义的同质分组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Bryan提出了游憩专门化（Recreation Specializeation）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种从一般到特殊的行为连续，这一连续性直接反映在游憩活动所使用的设备和技能上的设置偏好，以作为该类参与者识别、描述和规划游憩活动的重要方式。这个连续行为致力于既定活动中使用更复杂方法的热心参与者，将不断提高技能、装备、参与和投入，从而达到更进一步的阶段，即游憩参与者随着参与程度的深入，影响排练和表演活动相关的技能与知识越来越丰富，乐器、道具设备的使用程度及更换频率也会逐渐提高，该行为态度使得他们对活动越来越重视，坚持连续性参与，并且形成相关的休闲社交圈，从而达到游憩专门化程度。
有关专门化的研究已有一段较长的使用定量方法的历史。游憩专门化提高了人们对各种活动群体多样性的理解，比如远足者、垂钓者、划船者、观鸟者等。许多研究已经检验了专门化和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包括涉入、依恋、深度休闲等方面。有关游憩专门化的测量方面，Bryan建议使用“可用设施”“技能”“承诺”“环境偏好”和“过去活动的经验”作为基准，评估参与者所展示的“游憩专门化”的各个维度。
虽然休闲早在1946年就由Pieper在Baker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概括出“快乐”和“幸福”的属性，但真正将这一属性的研究推向高潮的学术潮流发生在近几年的中国。这是因为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提出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当代中国社会建设领域的集中体现和理论概括，也是未来我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因此，学界开始围绕这一新时代的重要发展任务开展深入和丰富的研究。
幸福感通常从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被人们认识。生活质量方面的认知是因为人类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从整体上看在不断提高，人类曾梦寐以求的“丰裕社会”正成为现实，于是一些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者在尝试建构生活质量的主观指标体系过程中，发展了生活质量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测量（邢占军，2002）。生活质量上的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一般将主观幸福感界定为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研究者们选取的主观幸福感维度主要包括总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领域满意感。中国进入新时代，一个更高层次的幸福社会呼之欲出，学者们基于我国情的幸福感研究多集中于生活质量视角。因为更高层次的幸福社会意味着，决策者不仅要致力于创造能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客观条件，还要关注人民能否从这类客观条件中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邢占军、张干群，2019）。
幸福感的另一个研究取向，是源于心理学界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积极心理学的范畴。这一领域的诞生，以Seligman和Csikzentmihalyi在2000年发表的《积极心理学导论》为重要标志。积极心理学主张心理学应研究人的积极品质，以促使正常人获得幸福为目的。积极心理学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便是对心理健康的评价与测量。一些研究者认为，人们的幸福感状况取决于一定时期内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权衡。如果人们较多体验到愉快的情感而较少体验不愉快的情感，便可推定他们是幸福的。从这个角度看，幸福感是个体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它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邢占军，2011）。
亚里士多德是较早对幸福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他认为“幸福孕育于休闲之中”这一思想让模糊的幸福感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实现载体。休闲时间在人的生命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因此，休闲方式的选择对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休闲活动中，人们可以保持一种平和与放松的精神状态，脱离束缚，甚至会更具主动性与创造性，以实现自我完善与个人发展。Kleiber、Samdahl和Scot（2000）等人指出，个人感受到的放松状态是现代休闲的核心。因此，休闲及休闲活动表征的是一种相对自由的、摆脱了束缚的生命状态，必然与个体的幸福感相关（王心蕊、孙九霞，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