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这部中国史，原名《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是吕思勉先生早年为高中学生写的一本教科书（下文简称《中国通史》）。吕先生是史学名家，实在也是一名文史教学家。这不仅是因为他一生都在学校任教，教的都是文史一类的课程；还因为他撰写过好多种文史类的教科书。早年，他曾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就撰写过中小学使用的《国文教科书》《修身教科书》和《地理教科书》，但他一生撰写的教科书，最多的还是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授书。《吕著中国通史》是大学用的教科书。《白话本国史》原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是他历年在学校教学时的稿子联缀，出版后也被用作教科书。按照中小学教学要求撰写的教科书，按出版的先后，有《高等小学校用新式历史教授书》（1916，中华书局）、《高等小学校用新法历史参考书》（1920，商务印书馆）、《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1924年，商务印书馆）、《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1935，商务印书馆）、《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1935，上海中学生书局）、《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1935，商务印书馆）、《初级中学适用本国史补充读本》（1946，上海中学生书局）和《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1937，商务印书馆）等八种，还有不少刊登于报纸杂志上的有关文史教学的学术文章。所以，说吕先生是一位文史教学家，也是名至而实归了。

《中国通史》原分上下两册，上册一九三四年二月初版，下册一九三四年八月初版。这部教科书当时很受欢迎，上册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就印刷了第十版，下册到一九三五年五月印刷了第十一版。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印刷的七十九版是修正本，次年十月修正本印刷到第八十二版。自二〇〇六年以后，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吉林出版社、香港商务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等都重印过此书的新版。翻印的新版，大都按照此书的初版本，本次我们选编“吕思勉经典历史文集”，采用的是一九四七年的修正本，后者比之于初版，增加了现代史部分的六章约一万五千字的内容。

这部出版了将近九十年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为什么今天还在不断地重印，还值得向读者介绍推荐呢？十六年前，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这部教科书时，我曾写过一篇“导读” 。十余年间，我又重读这部书好几遍，颇有常读常新的感觉，一些原先不甚清晰的想法，现在更清晰了，也有不少新体会、新感受。借这次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吕思勉经典历史文集·插图·导读版”的机会，我把这些年得到的更清晰的新体会、新感受写出来，与读者分享，或可用作阅读时的参考。

众所周知，历史是复杂的，史事有多个面向，任何一本史学著述，都不可能把所有的史事都写下来，把所有的面向都写出来。一般说来，编撰者往往只写他所认为重要的史事，或史事的某些侧面。有时，因为某些外界因素的影响或制约，编撰者还会特意淡化一些史事、回避一些侧面。然而，对于历史学习而言，这样的淡化和回避，是不妥当的，因为读者学了这样的书，只能得到很片面的知识，甚至还有被误导的危险。这对于只读了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或者只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为标准答案的读者来说，尤其如此。所以，吕先生教学生学史，总是强调不能只读一本书、一类书。他说：“ 这不关乎书的好坏。再好的，也不能把一切问题包括无遗的，至少不能同样注重。这因为著者的学识，各有其独到之处，于此有所重，于彼必有所轻。如其各方面皆无所畸轻，则亦各方面无所畸重，其书就一无特色了。无特色之书，读之不易有所得。然有特色的书，亦只会注意于一两方面，而读者所要知道，却不是以这一两方面为限的。这是读书所以要用几种书互相参考的理由。这一层亦是最为要紧的。 吕先生深知一本书、一类书的局限，所以他编著史书，就要克服这个局限。如何克服这个局限，那就是尽量写出一些为人所忽视、或者有意回避，但实在是很重要的史事或史事的侧面。比如，史书中提到关于汉初休养生息造成武帝朝的富庶，都会引用《史记·平准书》的记载：“ 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 引用这段材料，目的是印证当时“国家经济实力的充备和民间经济生活的富足”。

比对本书第三编第十一章，吕先生论述武帝时代的富庶，也引用了这段文字，但还引了紧接这段引文后的几句话：“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可见，司马迁的《史记》原是告诉读者武帝时期社会富庶的两个面向，但后来的编著者，却只引述、书写一个面向。这样的书写，大约是想塑造一个完美无缺的盛世景象。但只书写史事的A面，不写史事的B面，读者得到的历史知识就是片面的。所以，吕先生在引述了这几句话后设问：“果真人给家足，谁能兼并人？又谁愿受人的兼并？可见当时的富庶，只是财富总量有所增加，而其分配的不平均如故。所以汉代的人，提起当时的民生来，都是疾首蹙额。”这就把史事的另一面给揭露无遗了。唯有这样，读者才不会被“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等记载所迷惑、误导。

类似的情形，在第四编第四章“清初的内政”也是如此。清康熙年代的盛世，也是历史编撰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当然，清康熙的功绩和清初政治的相对清明，这也是史实。所以吕先生说：“圣祖的聪明和勤于政治，在历代君主中，也颇算难得的，而在位又很长久。内政外交，经其一番整顿，就颇呈新气象了。”“而清初的政治，也确较明中叶以后为清明。”但是，这只是造成社会富庶的一个原因、一个方面，对此切不可评述过头。读者应该明白：“中国的国民，自助的力量，本来是很大的。只要国内承平，没甚事去扰累他，那就虽承丧乱之余，不过三四十年，总可复臻于富庶。”同样，汉初行“休养生息之治”，“社会上顿呈富庶之象”，其背后也有这层原因，并不是统治者有什么特别高明的本事。

历史书写最怕就是抱着某种目的去掩盖史事的真相。因为普通读者相信史书，以为书上写的就是真实的历史，除非他能有意识地核对史料，或查阅其他专业史书；但能够核对史料、查阅专业史书的人，那已是历史研究者了。这是历史学习上特有的困难。如何克服这种困难，简易可行的办法，就是选一些像吕先生撰写的可靠的史书用作学史的基本读物。历史读物的挑选，并非一定是今胜于昔、新胜于旧。比如，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未能在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的权益。近代以来的历史教科书大都类似于这样的写法：一九一九年一月至六月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政府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会议上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主权等正当要求。然而，英法美等列强操纵了会议，对中国的要求置若罔闻，竟然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比对本书第五编第九章，吕先生是这样写的：

（一九一九年）欧洲和会在巴黎开幕，我国亦派代表参与，……我国对于和会，当时颇抱热望。……时英、美、法、意、日五国，别组所谓最高会议。一切事情，颇为其所垄断。关于山东问题，我国要求由德国直接交还，而日本则主张德国无条件让与日本，相持不决。到四月二十四日，最高会议开会，招我国代表出席。威尔逊朗诵英、法两国和日本的《秘密换文》。又诵《中日条约》和《换文》的大要。问为什么有这条约？我国代表说：“是出于强迫。”威尔逊又问：“七年九月，欧战将停，日本决不能再压迫中国，为什么还有欣然同意的换文？”这消息传到我国，舆情大为激昂。于是有五月四日，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停课，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之举 。

两相比对，后者没有写“二十一条”，前者没有写一九一八年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山东问题换文》以及北洋政府在回复日本外务省照会时表示的“欣然同意”等史事。哪一种更符合史实呢？我们知道，一九一五年订立的“二十一条”，是在欧战吃紧，列强无暇东顾之时，日本强迫中国所签。即使在巴黎和会上，美国代表仍认为：“二十一条之签字，为强力所迫，世界共知。”所以，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山东权益转给日本，不是以“二十一条”为借口，而是以一九一八年九月北洋政府与其签订的《山东问题换文》为借口。这就涉及另一个密约，即《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预备合同》。这个密约约定向日本借款建筑（先由日本银行垫款二千万元）济顺、高徐两条铁路；作为交换条件，《山东问题换文》约定日本不仅可在青岛驻军，还可在济南驻军等。

日本借口这两个密约，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因为有这两个密约，尤其是《山东问题换文》有北洋政府回复“欣然同意”四字，成为列强出卖中国山东权益的借口。所以，吕先生在巴黎和会之前，就叙述了这几件事，并预告读者此为巴黎和会“交涉失败之一因”。很明显，书写了这些史实，北洋政府外交上的无能，及其与巴黎和会上未能收回山东权益的关系便彰显无遗了。但是，遮蔽了北洋政府的无能，也同时遮蔽了日本帝国主义自“二十一条”之后仍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谋划着如何侵夺中国权益的史实；更重要的是它遮蔽了历史对我们的意义。

人们常说：真相是历史学的生命；求取真相，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一般说来，大多数历史学家不会明目张胆地伪造史事，而大部分伪造的史事，读者也能洞察其奸。但是，历史书写中常见的：书写这个史事，不写那个史事；告诉你史事的A面，不告诉你史事的B面。这同样也破坏了历史的真实性，但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来的史书，读者就难以鉴别。对此，我们不妨读读吕先生的这部《中国通史》。除了上文提到的几例，本书第三编第六章说“汉代钱价贵，人民的负担实在很重”；第二十四章说“汉世郡县之佐，都由其长官自辟。所辟的大都是本地人。历代都沿其制。隋文帝才尽废之，别置品官，悉由吏部除授”，其用意是“防弊之意多，求才之意少”；第三十六章说“宋代的人民是很为困苦的。因为唐中叶以后，武人擅土，苛税繁兴，又好用其亲信做地方官或税收官吏之故。宋兴，此等苛税，多所捐除，然而仍不能尽”等，都可以用作弥补或纠正我们历史学习上的盲点或偏见。

历史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反思的学科，是人类的一种自我反省。反省的目的不是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而是自我检讨、自我批判。这是人之心智能逐渐走向成熟的唯一途径。所以，带着批判的态度，检点以往的史事，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才是历史学的应有之义。史事的真相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史事本身，而在于明白了史事的真相，我们才能找对自我检讨、自我反思的方向。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比如，有一位中学生，学习成绩一直不佳，他试着寻找其中的原因：或说老师的教学方式太陈旧，或说班上的学习氛围欠佳，或说家庭生活有干扰的因素，唯独没有对自己的反省、批评。学习上的不努力，实在是他成绩不佳的主要原因。但他不能正视，甚至还有意地回避或遮掩。如此，不管他如何寻找原因，如何拟定各种改进的方法，他的学习成绩恐怕只会停留在原地而不能进步。学习历史也是如此。如本书论我国近代以来的关税问题。前人不知关税的重要，更不知关税与财政、经济有密切的关系，清初中俄交涉，轻易地许其“无税通商”，后来“成为恶例”，且“无从挽回”。直到辛亥革命之后，政府才开始与外交涉，要求重新修订关税。一九二五年，“各缔约国，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的权利，允解除各该国与中国间各项条约中关税的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条例，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发生效力”。“关税自主，本系国家应有的权利，而一经丧失，更图恢复，其难如此。此可见外交之不可不慎。”这句“外交之不可不慎”，道出了历史留给后人的经验教训。同样，如上文提到的“山东问题”。历史著述如果回避了北洋政府外交上的问题，及其与巴黎和会未能收回山东权益间的关系，那么它可能会引导读者寻找巴黎和会失败（即未能收回山东权益）的外部原因。历史著述如果直陈这些史实及其关系，那么它就会引导读者反省北洋政府的问题及其原因，同样也可以悟出“外交之不可不慎”的经验教训。这就是历史对于我们的意义：它对于我们防止重复历史的失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就此而言，一部好的历史著述，不仅要有求真求实的态度，写出历史的真相；还要有反省、批判的精神，让读者体会历史的启示和教益。吕先生的这部《中国通史》处处都有反省和批判的精神。比如，第四编写近代中俄的交涉：

《尼布楚条约》既定，中俄的疆界问题，至此暂告结束，而通商问题，仍未解决 。

凡事不进则退。《尼布楚条约》，中国看似胜利，然而自此以后，对于东北方，并没有加意经营；而俄人却步步进取，经过一世纪半之后，强弱自然要易位了 。

为什么没有“加意经营”呢？吕先生说：

侵略国的思想，是爱好平和之国所梦想不到的。假如中国而有了西伯利亚的广土，亦不过视为穷北苦寒之地，置诸羁縻之列——所以黑龙江两岸，远较西伯利亚为膏腴，尚且不能实力经营。若说如俄国，立国本在欧洲，却越此万里荒凉之地，以求海口于太平洋，这是万想不到的事。然而近世的帝国主义，则竟有如此的。所以近世中国受列强的侵削，历史上国情的不同，实在是其最重要的根源 。

一八五二年，朝廷派员会勘“格尔必齐河上流界标”，然“派出的人员，或以冰冻难行，或以期会相左，辗转经年，终无成议”。蹉跎百年，强弱易位，边境重开交涉，就难免要吃亏了：

（《瑷珲条约》）约成后，侍讲殷兆镛，劾奕山“以黑龙江外之地，拱手让人，寸磔不足蔽辜”。然奕山在当日，亦曾竭力争执。而俄人以开战相胁，这时候的情形，恰和结《尼布楚条约》时相反，倘使开战，中国是万无幸胜之理的，徒然弄得牵涉更广。所以边疆的不保，是坏在平时边备的废弛，并不能专怪哪一个人 。

这几段叙述，就是吕先生在“例言”中所说的“陈古可以鉴今”，读了这样的史书，我们“自然会感动愤发”，自能悟出历史的启示。

受教科书的体例所限，《中国通史》的编撰不易加入太多的议论。但字里行间，仍能读出吕先生的反思和批评精神，只是它们不甚显豁，需要读者细心阅读，反复领会。如第三编中各章所叙“相权”如何从“非天子私人”一步步沦为“天子私人”的演变过程，读者只要将这些内容通贯起来，自能领会吕先生的批判态度。通常所说的历史遗产，并非都是该弘扬继承的，有些正该严加批判，防止它“死灰复燃”。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就看读者能否在这个方面吸取经验教训，提升理性和智慧。

这部《中国通史》与吕先生所撰的其他几部中国通史一样，都是从远古一直写到他生活、甚至写作的年代。这是吕氏中国通史的一个特色。出版于一九二三年的《白话本国史》，其现代史部分，写到一九二一年的华盛顿会议以及稍后的中俄、中日的交涉等；出版于一九四〇的《吕著中国通史》，其最后一章“革命途中的中国”，写到民国成立以后的三十年历史。这部《中国通史》也是如此。这种当代人写当代史，很像西方史学界在二十世纪中期提倡的“即时史”的研究和写作。“即时史”主张缩短历史与历史书写的距离，将那些还处于动荡和变动不居的，或刚刚尘埃落定的史事纳入史家考察和史书撰写的范围，这就打破了学界原先奉行的“当代事，不入史”的原则。 正如法国史学家布洛赫所说：史学家要有“对现时认识的勇气”，这是历史研究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回应 。也有学者认为：“ 正是那些与最近发生的或者现在仍然继续着的历史过程和现象有关的历史教训才是最有重要意义的。 ”吕先生也持这样的信念，并把它实践于自己的通史著述中。他在本书的“例言”中写道：“本书编纂，虽系自古至今，依着时间的顺序排列。然使用之时，即先授第四、五编——近世史、现代史——亦无不可。因为近世和现代的事，和眼前的生活较为切近，学生容易了解，亦容易有兴味。固然，史事系逐步发展，读后世史，必须溯其原于古，乃能真实了解。然必先觉有兴味，乃能引起其探求之心。而读古代史时，得后世史事，以资比较，亦更容易了解。”由今及古，更有兴味；古史今事，相互比较，方能获得真了解，这也是吕先生特别强调的学习方法。

《中国通史》初版于一九三四年，其最后几章，撰述民国成立后二十余年的政治、经济、教育及社会的状况。一九四七年，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三年，《中国通史》出版了修正本。 此时，离初版的发行虽只是十余年，但“十年来，实在是我们抗战建国过程中，一个极艰苦而又极伟大的时代，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极重要的时代，我们怎能不加以一番详细的检讨？ ”所以，在一九四六年，吕先生就为另一部初中历史教科书（《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撰写了一册《本国史补充读本》，从“九一八”一直写到抗战胜利。《中国通史》要出版修正本，吕先生便在现代史部分，以“抗战建国”为主题增设六章，用以补上这段重要的史事。

中国通史的撰写，有其特殊的难处，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时间长、内容多，历史上要考证的地方又很多，况且吕先生还不用助手，都是独撰。然而，撰写中国通史，一直是吕先生治史最终的目标。对此，他有计划地做了长期的准备工作。古代部分，自以“廿四史”为代表的传世典籍为基本资料，数十年如一日，他以读史料、做札记为日课，把“廿四史”通读了数遍，留下了百余万字的读史札记以及各种专题性的史著，这就为通史编撰的古代史部分奠定了基础。近现代部分，尤其是现代的史事，没有现成的资料，那就自己动手搜集、保存。在吕先生遗存的文稿资料中，有许多从报纸杂志上剪贴下来的现代史资料，它们都被分门别类地包扎好，上面还留有吕先生阅读时的红笔圈点。一方面是不间断地收集资料，一方面对资料做“即时史”的研究，逐步编写了《民国三十四年大事记》《胜利年大事记》之类的文稿以及大量的时论文章，这就为现当代史的编写做好了准备。所以，当商务印书馆与作者商量出版《中国通史》修正本时，吕先生很快地就能把修正本增补完成。总之，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吕先生的史书编撰，都是从史料出发的。今日若想要学习“抗战建国”的历史，这部教科书仍是很好的入门书。其实，研究资料的搜集，总是不完备的，但经过仔细的考订，在有限的资料里，仍能看到史事的真相，写出客观靠谱的史书。比如，无论是《本国史补充读本》，还是这本《中国通史》，都及时记录了“南京大屠杀”这件重要的史事，这是我国中学历史教学史上最早载有“南京大屠杀”的两部教科书。吕先生在《本国史补充读本》中写道：“ 日兵入城，大肆杀掠。‘南京暴行’的结果，至今调查还未十分完竣，然其罪恶，则已彰彰于世人之耳目而不可掩了。 ”稍后为《中国通史》做增补时，他已能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人数做出初步的判断。他在书中写道：“（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军民被屠杀者约三十万人。”“敌军陷我首都以后，焚烧、奸淫、屠杀，无所不至。据首都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我军民被敌集体射杀者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尸体经收埋者十五万余具。是为南京大屠杀案。”这个数字，与今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镌刻在墙上的统计数一致。这在“抗战”的研究史、教学史上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从中也体现了吕先生令人钦佩的史识和判断力。

现今，很少有人会一直保存且时常翻阅早年读过的历史教科书。教科书的使用“寿命”如此之短，这实在是历史教学上的一大损失。 吕先生在大学、中学都曾教过“中国通史”，虽然他编写过历史教科书，但并不叫学生买他编撰的教科书 ； 即使使用他撰写的教科书，上课也不照本宣读 ；至于考试，抄教科书或课堂笔记的，都不能得到高分。正如他学生回忆说：教材、课程“ 读得滚瓜烂熟，也会毫无用处。吕先生的题目，常常不是叫你背书，而是要你批评，要你写下自己的意见 ”。对于吕先生而言，他撰写的历史教科书不是用来教和考的，而是让学生自己阅读、学习和思考的。这就给教科书的编撰解除了束缚。

正如吕先生在“例言”中所说：中学生的历史学习，“非专门研究之家。要在仅少时间中，探原于既往以说明现在；所举示的，既不能失之繁芜，又不能过于漏略；既不能失之艰深，又不能过于肤浅”，最主要的是让学生了解历史的大关节目，所以书写上就要提纲挈领、删繁就简。如先秦史上的“禅让”的具体真相如何，因“书缺有间，已难质言”，学生但知“这时代有一种既非父子、亦非兄弟，而限于同族的相袭法就是了”。如“禹启之传”，因“古无信史，诸子百家的话，都不免杂以主观。我们只观于此，而知传子之法，至此时渐次确定罢了”。至于先秦诸侯封地之大小，今文古文，众说纷纭，学生但须记其大概即可：“大概言之，则沿边之国强，而内地之国弱；沿边之国大，而内地之国小。大约由沿边诸国，与戎狄为邻，有竞争磨砺；而又地多荒僻，易于占领开拓之故”。这样的写法，看似简略，却写出了史事的大关节目和要害，最便于中学生的历史学习。

教科书不是用来考试的，可以写些文史学习的基本知识。许多初学者容易搞混、误解的事情，也可以在书中加以说明。比如，讲历代疆域沿革，当区分“声教所及”与“实力所至”；讲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作十二金人，当注意“古以铜为兵器，这金人就是铜人。汉以前单言金的，大概都指铜。今之所谓金，则称黄金”。讲到汉代的商人，当注意汉时的商人“实有工业家在内。因为其时制造和贩卖不分，所以通称为商人。如煮盐、制铁的人便是”。讲宋代因行签差之法而调查民众资产，以及借官卖以省漕运时，特地解释了“手实”“推排”“推割”“入边”“入中”“虚估”等名词含义。此外，东洋西洋之界线，历代所谓“西域”的不同含义等，书中都有特别的说明。这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专门知识，都是一般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这样的书写，放在今天，批评者一定会说，大学的教科书也未有这些内容，中学的教科书写入这许多专业的知识，会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其实，只要不把教科书用作考试标准，那么这些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在现代史学家中，吕先生是少数几位靠自学而成大家的史学家之一。他曾说自己少时的学习，走了不少弯路，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正是出于这一亲身的经历和体验，他的史学著述，多是以青年学生为读者对象，为他们指点门径，开辟阶梯，帮助他们逐步走上治学的道路。这里所说的“治学”，并非今日专业的史学研究，而是希望青年读者在历史学习中，丰富人生的经验，吸取历史的智慧。吕先生曾说：

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读书是要知道宇宙间的现象，就是书上所说的事情；而书上所说的事情，也要把他转化成眼前所见的事情。如此，则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学问。昔人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中确有至理。知此理，则阅历所及，随处可与所治的学问相发明，正不必兢兢于故纸堆中讨生活了 。

这一段文字，节录自吕先生的一篇介绍自己学史经过的文章，用作本文的结语，以与青年读者共勉。

张耕华
二〇二二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