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断代史等方面的著述和成就，已为大家所熟知。其实，他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著述也相当丰富，有通代式的著述如《中国近代史讲义》，也有专题性的《日俄战争》和通俗类的《国耻小史》，而之所以不为大家了解，那是因为他的这些近代史著作，或是通俗读物，或多是授课用的讲稿，且生前大都没有刊印发表。这些未刊或已刊的著述，有几部很值得今天的读者用作学习近代史的参考，那就是吕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中国近百年史概说》《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日俄战争》和《国耻小史》。

《中国近代史讲义》和《中国近世史前编》是吕先生在上海光华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的两份讲义。光华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办学条件、师资设备等均不如当时的公办大学。光华大学的历史系，常年只有四五位专职的教师，除了本系的课程，还要给国文、政治等系科的学生开设选修课程。所以，吕先生在光华任教时，任教的课程很多，计有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史、文字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孔子大同释义、《史通》选读、《文史通义》研究、《史记》研究、《汉书》研究等。这两部讲义，就是为讲授中国近代史而编写的讲稿。《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现都留有先生的手稿，上面也有吕先生不止一次的改笔、补充和订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又由杨宽、吕翼仁先生做过一遍校订。

《中国近百年史概说》是抗战年间吕先生在常州乡下辅华中学（今常州市第三中学）任教时的讲稿。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上海光华大学停办，吕先生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回到故乡常州，应邀在游击区的青云中学（抗战时苏州中学常州分校）、辅华中学讲学。辅华中学没有校舍，以坂上镇的旧寺庙大刘寺的大殿用作礼堂，大殿旁盖些简易的小屋，用作学生的教室和教师的宿舍兼办公室。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先生的日记，记载了当时的窘困：“ 予此次之病，盖因习于伏案阅读研求，即为休息，而自去秋以来，奔驰于城乡之间，伏案之时减少。……坂上赁屋未得，日间居办公室，已不甚安定，晚间四人合居一室，止一桌，不能占用，变为闲荡，于是星期四、五、六三夜，精神失其安定。 ”"当时的教学也没有课本，吕先生便编了这本《中国近百年史概论》，从明末西力东渐讲起，直到北伐胜利，完成全国统一为止。《中国近百年史概论》现存油印稿一册，上面有吕先生的订正和改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先生曾做过校订。

《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的题目系编者所加，分《商业》《财产》《征榷》《官制》《选举》《刑法》《学校》七节，其中前六节原为《中国制度史》的《商业》《财产》《征榷》《官制》《选举》《刑法》各章近代部分的叙述 。（《学校》一节原系单篇油印稿，上面有吕先生的订正和改笔。一九八五年五月，吕先生的《中国制度史》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初版发行，其中《商业》《财产》《征榷》《官制》《选举》《刑法》六章的近代部分，都删去未刊。这些删余的稿子及《学校》一篇，后来都编成《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

《日俄战争》完稿于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十月收入商务印书馆“新时代史地丛书”初版印行，次年十月又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一集），一九三三年五月又刊印国难后的第一版。这部著述是我国学界有关日俄战争“最早的研究性著作 ”。

《国耻小史》原分上、下两册，是吕先生早年在中华书局任编辑时撰写的一本历史通俗读物，一九一七年二月收入中华书局“通俗教育”丛书初版发行。此书在当时就很受读者的欢迎，至一九三六年已重印到第二十四版，一九四一年还有续印本。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吕先生的近代史著述，重新进入了读者的视野，开始以合编、选编的方式陆续重印或新版。本次我们重印吕先生的近代史著述，也延续这种选编的方式，而选择这六种著述合刊一册，一方面是它们各具特色，有系统性的通代研究，有专题性的个别探讨，也有通俗性的普及介绍，可以较全面而多样地了解史事的全貌；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六种著述最能体现吕先生近代史研究的特色， 而这个特色，正可用来弥补我们在历史学习上的某些认知盲点。

任何一位史学家，不论他是考史，还是评史，其背后总有一种“史观”为指导。这里说的“史观”，主要是指历史观，它是史家对历史的根本性的看法。“史观”是史家的研究之所得，是他的研究成果；但也是他用来阐述、解读历史的工具。吕先生不是专门的史学理论家，但他的治史也有他的“史观”，那就是文化史观，这在他的近代史著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吕先生的文化史观有两个要点：

一，文化是控制环境的行为；环境不同，控制的方法也不同，文化自然也就不同。吕先生说：“人必有其所处之境，与其所处之境适宜则兴盛，不适宜则衰亡。这是很容易明白的。”这里所说的环境，首先是人所面对的自然环境，但“文化既经造成以后”，“文化就成为环境中的一个因素”，“就又成为人们最亲切的环境”。前者可称为“自然的因素”，自然的环境；后者可称为“人为的因素”，人为的环境。相对而言，自然因素的变迁较为缓慢；人为因素的变迁较为快速而剧烈。而人“不但能改变自己，还能改变环境，使与自己适合。所以人类不但能适应环境，还能控制环境。人类控制环境的行为，为之文化”。“不同的环境，自然需要不同的控制方法，就会造成不同的文化。”

二，文化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变化有快慢（还有彻底不彻底），这就发生了与人与环境的适宜与不适宜问题，这是文化盛衰兴亡的根本原因。吕先生说：环境是不能无变迁的，当环境发生了变迁，人们控制环境的方法也当随之变迁。但是，文化的变迁总是滞后于环境的变化。有些是习惯于原有的文化而不思变化、不愿变化；有些是出于私人或集团的利害考量而不肯变化。“文化是无所谓优劣的”，所谓优劣，就是看它能不能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能改变则更臻兴盛，不能改变则日就衰亡”，全看它“能否改变、以及改变的速度，能否与环境的变迁相应”，这是民族国家盛衰兴亡的根本原因。

用文化史观的眼光来考察中国历史，吕先生把中国史分为三个时期：

1.中国文化独立发展时期。

2.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时期。

3.中国文化受欧洲影响时期。

第一期的界限，截至新室灭亡以前。之所以称为“独立发展”的时期，那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环境，没有受到太多、太强烈的外来影响，主要还是环境自身的变化，尤其是人为环境的变迁，逐渐产生了一种对文化改革的要求。第一期的历史，大致演进到西汉的时候，人为环境的演化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宜的情形：土地兼并，贫富不均，以及民生之艰难，汉时的儒生无不痛心疾首，他们“对于现状，是认为极度的不安，而想要彻底改革的”。然而，最后还是那种得过且过、听其流迁的思潮成为主流，为适宜环境而必须的文化改革，在西汉末年已经呈现出一种消极的颓势。所以，吕先生认为：王莽改革，实系先秦以来言改革者之集大成；王莽的失败，实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从此以后，“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遂被视为政治上的金科玉律了。

第二期的划分，是因为环境因素中受到外来的印度文化的影响。印度文化之所以能对传统社会产生影响，这也与自身的文化有此种需要有关。吕先生说：“新室的革命失败以后，我们遂认现社会的组织是天经地义而不可变。不以为社会的组织，能影响于人心，反以为人心的观念，实造成社会的组织，遂专向人的观念上去求改良。在这种情形之下，印度的哲学思想，是颇为精深的；其宗教感情，亦极浓厚；适合我们此时的脾胃，遂先后输入。”只是“中国在受印度影响的时代，因其影响专于学术思想方面，和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没有什么直接的紧迫的关系”。而输入之后，遂“与中国固有的哲学宗教，合同而化，而成为中国的所谓佛教”。

到了第三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吕先生说：“自欧人东来，而局面乃一变，其文化既与我大异，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异族之比，我国受其影响，遂至凡事皆起变化，此为现在所处之时期，就此时期之事而讲述之，此则所谓近世史者也。”这“凡事皆起变化”的近世史，就是吕先生要在近代史中阐述和解读的内容。

循着文化史观的思路去解读中国近代史，需要阐述三个问题：一，到了近代，我们的环境发生了哪些的变化，这个变化始于何时，与历史上的情形相比，它有什么特殊性。二，我们原先的文化是怎样一个状况，即进入近代历史阶段时，我们的文化正演化到怎样的一个状况。三，因环境的变化而激发的文化改革，有没有发生，如何发生0吕先生的近代史，就是按照这三个问题的逻辑关系展开的。吕先生说：“自秦迄今二千余年，就大体言之，疆域实无甚变更，政治亦无甚根本变动，四方异族程度皆较我为低，虽亦有时凭恃武力，荐居上国，至于声明文物，终不得不舍其故有者而从我。”换言之，传统时代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为环境，都没有太大、太剧烈的变化。真正发生的大变化，那是从近代开始。

历史时段的划分，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划分在某一时间点，以某一历史事件为前后分界的标志。比如，常见的近代史就以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为起点。另一种是大致划出一个时段，或以某一类事件的出现为标志。吕先生的近代史属于后一种分期法。

导致中国历史发生急变、剧变的，是“一个向不交通的区域”及其文化，在此时交通往来了。这就是“欧人东来”与“西力的东渐”。这种外来的文化影响，最初是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和西欧诸国商人的通商活动，然后其带来的影响却深远而广阔。所以，吕先生说：“近几百年来，欧洲人因为生产的方法改变了，使经济的情形大为改变。其结果，连社会的组织，亦受其影响，而引起大改革的动机。其影响亦及于中国。”不仅影响遍于全国，而且“凡事皆起变化”。这是前所未有的。

当“西人东来”之际，传统文化又处于怎样的一种状况0这在本书的《入近世期以前中国的情形》《外力侵入时代中国之情形》等章节有专门的叙述。与一般近代史的著述不同，吕先生的近代史，在叙近代历史之前，先设一些章节用来概述古代的历史。这是因为史事是前后联系，不了解古代的历史，自然也就不能读懂近代的历史。吕先生说：“史事前后相因，又彼此皆有关系，欲强分之，正如抽刀断流，不可得断一事也。”然而，概述古代的历史，不能复述秦皇汉武，而要以文化史观的眼光把进入近代史前的文化——国人控制环境的行为及其特征做一鸟瞰式的概述。那就是：

（一）当时中国的政治，是消极性的，在闭关时代，可以苟安，以应付近世列国并立的局面则不足。

（二）当时中国的人民和国家的关系是疏阔的，社会的规则都靠相沿的习惯维持，所以中国人民无其爱国观念，要到真有外族侵入时，才能奋起而与国家一致。

（三）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都是中国社会的生活情形所规定的，入近世期以后，生活情形变，风俗习惯亦不得不变，但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的生活，所受新的影响不一致，所以其变的迟速，亦不能一致，而积习既深，变起来自然也有相当的困难。

古人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文化演进的一个普遍法则。吕先生说：“既和异国异族相交通，决没有法子使环境不改变，环境既改变，非改变控制的方法，断无以求兴盛而避衰亡。所以在所谓近世期中，我们实有改变其文化的必要。”吕先生在近代史著述中所叙述的史事、人物等，都是文化变动中的一个个具体的案例：有的是守旧如故，还是用“旧眼光”来对付新问题，如清廷官员与俄国交涉伊犁问题时的做法。有的是文化改革的“先觉者”，如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等等。文化改革虽然是一波三折，却也屡仆屡起，它构成了吕先生笔下的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因改变的速率、程度上的差异，吕先生把近代历史分为二期：“一，自欧人东来，至清末各国竞划势力范围止，此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二，自戊戌变政起，讫于现在，此则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也。”文化的改革，正体现了文化的生机，所以它“时时在改变之中，迄于今而犹未已”。

文化史观不仅可以用来阐明中国近代历史的逻辑结构，也是吕先生论述史事发生缘由、评述史事及人物的历史归责时的一把标尺。比如与俄国的交涉。吕先生指出：近代初期，英法等西人的入侵，多限于通商传教二端，唯俄罗斯除了通商之外，还一直带有政治和领土上的目的。其初“俄东方兵力未充，费耀多罗之来，从卒一千五百人，而清使者从卒万余，都统郎坦又以精卒万人自瑷珲水陆并进。议既不谐，从行之天主教士徐日升、张诚调停亦不就，清兵将围尼布楚，俄人不得已，悉如中国意以和。定约六条”。这六条，就是《尼布楚条约》。此时的“与俄交涉，看似占胜，然其失策有二：一则尼布楚条约得地虽多，而不能守，仍视为边荒弃置之，遂启俄人觊觎之心；二则陆路许俄无税通商，当时以此为怀柔之策，亦启后日要索之端也”。为什么这么说呢0如用文化史观的眼光来考察，你就会发现此类冲突及国人的吃亏，实在是难免的：

中国历代对于属地，系取羁縻政策的，政府或设官以管理其通路，如汉朝的西域都护是；又或驻扎于几个要点，如唐朝的都督府是。此等官吏对于服属的部族加以管理，有违命或互相攻击或内乱之事，则加以制止。防患于未然，使其事不至扩大而成为边陲之患，此即所谓守在四夷。但中国的政情，是以安静为主的。不但向外开拓，即对于边疆的维持，亦不能费多大的国力。所以到服属的部族真个强盛时，中国所设的管理机关，就只得撤退。再进一步，就患仍中于边陲了。……总而言之，开疆拓土，甚至于防守边陲，在中国政治上，实向不视为要务。在如此情形之下，驾驭未开化的蛮族，尚且不足，何况抵御现代西方国家的侵略？……这也是前此的政情所限定的：并非任何一个人或一件事的失策。

凡事不进则退。自《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对于东北方的疆域，清廷并没有加意经营。一个半世纪之后，强弱就移位了。趁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俄人再次进兵到黑龙江口，清廷派黑龙江将军奕山为全权大使，与俄签订《瑷珲条约》，把黑龙江以北之地，都割给俄国，而以乌苏里江以东，为两国共管之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行船。

吕先生说，

此约既定，侍讲殷兆镛参奏奕山，以黑龙江外五千里之地，藉称闲旷，不候谕旨，拱手让人，寸磔不足蔽辜。就条约观之，诚如殷氏所论。然据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则奕山当日未尝不竭力争执，而俄人以开战相胁。当时的形势，是万不能和俄人开战的，边备废弛，兵力衰颓，由来已久，断不能令身当交涉之冲的一个人独尸其咎。

吕先生又说，

自欧人东航以来，中西之间种种隔阂，至五口通商之役而爆发，经过咸丰戊午、庚申两役，而作一小结束，短短的二十年间，中国权利丧失的，不知凡几，这真是可以痛惜的事。但亦是无可如何的。因为此时，中西的文化，隔阂太深了，冲突终不可免。中西文化的隔阂，关系最大的：（一）为国际法上见解的悬殊。（二）则人民骤与异文化接触，而又激于累败之辱，不免发生褊狭的排外心理。（三）中国和外国交涉，向守厚往薄来之戒，对于利益，不甚注意，于此时的局势，亦不相宜。此时的要务：在于（一）消除妄自尊大之念。（二）及盲目排外的感情。（三）而对外则不丧失权利。此非深知此时的局面，为旷古所未有，一切旧见解《旧手段都不适用不可行，在当时如何可能呢。所以交涉的失败，只是文化要转变而尚未能转变当然的结果，并不能归咎于任何一个人。

虽然文化的转变一波三折、屡仆屡起，但吕先生对历史的演进始终抱着乐观的态度。他说：回想鸦片战争、五口通商时的历史情境，“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崛起抗战，亦还不满百年，我们的转变，也不可谓之迟了”。所以，他在《中国近世史前编》的卷首，以“转变，伟大的转变”向全体国民作号召，也殷切期望这个古老的文化能够实现“伟大的转变”！且深信“前途之大有希望，实无疑义”。

正如有学者评论：吕先生的近代史独具特色，与现有的各种近代史著述相比，他既不属于“革命范式”，也不能归类于“现代化范式”。 “他不如‘现代化’叙事或‘革命’叙事那般对中国历史的未来走向有明确的判定，因而也 某种程度避免了因目的论而导致对历史真实的遮蔽。”"这是知言之论。 众所周知，吕先生是一位大同主义者，他相信历史的未来走向还是能达到“风通道一”的大同之境 。不过，那是历史的远景，也是他的愿景。就近代历史而言，与其寄希望于历史的远景，倒不如寄希望于今人能从近代史的学习中悟到历史的启示：“一个民族的文化，当其发生剧变之时，总不免相当的牺牲和苦痛。当这时代，对于新文化，深闭固拒愈甚，则其所受的牺牲和苦痛愈深。”所以，一定要打破文化的平衡。 何谓“文化的平衡”？那就是“文化进展到一定的程度，便要发生平衡的现象。所谓平衡，便是乐于保守，惮于改革” 。）所以，他寄希望于文化“唯能变才有生机”，寄希望于我民族的文化能够“转变”，能够实现“伟大的转变”！古人说“往事不可追，未来犹可期”，又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读者于此，正该深长思之。

张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