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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明代即知外人科学技艺之长，而引用之。然其渐改旧法，实自咸、同以后，则因迫于战败而然。物之静者，非加之以力则不动，物理固然，无足怪也。
中国借用西洋兵力，实始清初之借荷兰以攻郑氏，然其关系甚浅也。至洪、杨军起，而其关系乃稍深。当太平军入湖南，即有创守江之议者，谓宁波、上海等处，外人驻有舟师以防海盗，可与商派，入江助剿，未果行。及江宁陷，向荣以长江水师不备，檄苏松太道吴健彰与外人商议。领事答以两不相助，事乃已。吴健彰者，粤人，尝为洋行帮办，后援例得官。而匕首党刘丽川香山人。亦在洋行，与之相识。咸丰三年（1853），丽川谋起事，托领事温那治先容于太平军，温那治许之。使轮船二，溯江西上，至镇江，为清巡船所获，得温那治与太平军书，并洋枪火药及刘丽川奏折。温那治书言：三月间在南京，蒙相待优厚，并为照顾贸易之事。我兄弟同在教中，决不帮助官兵，与众兄弟为仇。今寄来火器若干件、火药若干斤，即祈早为脱售云云。则当时领事与太平军，确有往来。惜乎太平军不知世界大势，不能善用外人，而转使其为清人所用也。时两江总督为怡良，咨粤督穷治此案，卒亦未果，而丽川起兵陷上海，杀知县，劫道库，方露刃以胁健彰，领馆中人挟之去，健彰遂居领馆，诡称公出，规脱处分。言官劾其通夷养贼，擅将关税银两运回原籍。奉旨交督抚严讯。奏言无其事。惟以与本管洋行商伙，往来酬酢，不知引嫌，避居洋行，捏报公出，遣戍新疆。而向荣请留之效力赎罪。《中西纪事》谓其钱可通神云。《纪事》又云，上海自通商以来，莅事者率以和番称胜任，盖民心虽排外，巧宦已从而媚之矣。然丽川踞上海，亦不能有所为。至咸丰四年（1854），而英、法助清军平之。丽川居上海，官兵碍租界，不能攻。是年冬，英、法让出陈家木桥一带，由官兵筑墙，丽川来扑，洋兵合力败之，于是官兵攻其东南，洋兵攻其北，又派船截其由江入海之路。五年（1855）一月一日，上海陷，丽川亡走，被擒杀。
当太平军初起时，外人厌恶清廷殊甚，使能据公理，与立约束，外人之承认，指顾间事耳。然太平军固见不及此，此亦时会为之，未足为太平咎也。戊午、庚申两役，外人所获权利甚多，乃有助攻太平之议。换约后，法使噶罗干首称愿售船炮，如欲仿造，亦可派匠役前来，并请在海口助剿。王大臣等奏闻，不许。迨俄人换约，俄使伊格那提也夫亦言愿派水兵数百，与清陆军夹攻，又言明年南漕有无阻碍未可知，在上海时，有粤商及美商愿釆台米洋米运京。如由伊寄信领事，将来沙船钓船均可装载，用俄、美旗，即可无事。诏江浙督抚及漕督议奏。漕督袁甲三、苏抚薛焕皆言不可听。曾国藩请温诏答之，而缓其出师之期。总署奏亦谓然。而谓初与换约，拒绝过甚，又恐转生叵测，宜设法牢笼，诱以小利。法夷贪利最甚，或筹款销其枪炮船只，使有利可图，冀其昵就为用。请令曾国藩酌量办理。代运漕米一节，由薛焕招商运津，华夷一体，无须预与该夷会商。十一年（1861）夏，又据赫德议，请购小火轮，又称法如必欲代购，亦请援例照许，其后曾否购到无可考，然攻太平军则未尝用也。《中西纪事》卷二十。
是时苏、松、常、太相继为太平军所据。苏抚薛焕驻上海，布政使吴煦及苏松太道杨坊募印度人防守，以美人华尔为将，白齐文副之。又欲募吕宋人。苏州王韬献策，言募洋兵费巨，不如募中国壮勇，用洋人统带，教练火器，从之。于是华尔、白齐文以募勇500守松江，称常胜军。华尔、白齐文愿易服入中国籍，苏抚以闻，诏赏华尔四品衔，后加至三品，以副将补用。白齐文以战功亦赏四品衔。时李鸿章募淮勇于安徽。同治元年（1862），上海官绅筹银18万两，雇汽船七，迎之。三月杪，毕至，诏授鸿章苏抚，常胜军属焉。薛焕为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于是外兵颇助清军，而饷项亦出沪税。外国水陆队及经理税务商人，时传旨嘉奖。常胜军会英、法兵陷嘉定、青浦，守松江，又随淮军入浙，陷慈溪，华尔伤死，遗命以中国衣冠敛。诏优恤，于松江、宁波建专祠。白齐文代将其军，通于李秀成，谋据松江以应。又至上海索饷，不得，殴伤杨坊，劫银4万两去。鸿章共美领事，替之，代以英人戈登，定军额为3000人。白齐文降秀成，劝其弃江浙，据秦晋齐豫，清水师之力所不及也。时避难上海者数十万人，苏州诸生王畹亦献策，以水军出通泰，掠商船，使物不入上海，避难者必汹惧，夷必求好，不则以精卒数千，伪为避难者，入租界中，夜起焚劫，夷必走海舶，我乃抚之归，夷必为我矣。秀成皆不能用。戈登从程学启陷太仓、昆山，又从攻苏州。纳王郜永宽等人约降，戈登为之保任。秀成微闻之，走，永宽等杀谭绍光，叛降清。学启杀永宽等，戈登怒，袖短铳索鸿章，鸿章避之，数日乃已。常州既陷，裁常胜军，戈登加提督衔，洋弁之受宝星者，六十有四人。淮军勇悍，而火器不精，其战胜，得常胜军之力实不鲜也。白齐文为淮军所俘，致之美领事，美领事使归国，约毋再来。白走日本，入漳州，与英人克令细仔俱投太平军，后为左宗棠所获。福州美领事庆乐索之，宗棠不与，致之苏州，及兰溪，舟覆而死。
中国初与外国交涉，恒不愿其直达政府，一则沿袭旧见，以示体制之严，一亦以交涉每多棘手，多其层次，可为延宕转圜之计，并可掩耳盗铃，以全体面也。迨咸丰八年（1858）戊午英约，第五款订明，特简内阁大学士尚书中一员，与英国钦差大臣文移会晤，商办各事，乃不得不一变旧习。十年（1860）十月，设总署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命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司员于内阁部院军机处挑取八员。又以崇厚办理三口通商大臣，驻扎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通商事务。其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及内江三口，潮州、琼州、台湾、淡水各口，命江苏巡抚薛焕办理。新立各口，惟牛庄归山海关监督经管，其余各口，由各督抚会同崇厚、薛焕，派员管理。各国照会，随时奏报，并将原照会一并呈览。吉、黑边界事件，由将军等据实奏报，一面咨礼部，转致总理衙门。各将军督抚，仍互相知照。案，咸丰八年（1858），钦差大臣关防，由粤督接管，此时归诸苏抚者，以英人要免黄宗汉也。及同治四年（1865），乃以此职归诸两江总督，谓之南洋大臣，拨江海关税二成，粤海、山海、闽海、沪尾、打狗各关税四成。江浙厘金20万，湖北、广东、福建、江西各15万，为筹办海防，添制船炮军械之用。九年（1870），天津教案既结，署三口通商大臣毛昶熙以为徒挠督臣之权，奏请并归直督办理，命李鸿章议复。鸿章赞之，于是以直督兼北洋大臣，冰泮移驻天津，冰合仍回保定，增设海关道一，管理交涉。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谕，向来沿海沿江通商省份，交涉事务本繁，及内地各省，亦时有教案，应行核办。各省将军、督抚，往往因事隶总理衙门，不免意存诿卸。总理衙门亦以事难悬断，未便径行，以致往还转折，不无延误。嗣后各省将军督抚，均着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仍随时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和衷商办，以期中外一气相生，遇事悉臻妥洽。及二十七年（1901）六月，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乃谕该衙门已改为外务部，各将军督抚即着毋庸兼衔，惟交涉一切，关系繁重，皆地方大吏分内应办之事，该将军督抚仍当加意讲求，持平商办，用副委任云。
咸丰庚申条约既定，各国均遣公使驻京。同治十年（1871），日本来议约，曾国藩、李鸿章请立约后遣使日本，未报。十三年（1874），台湾之案既结，李鸿章再以为请，并请公使到后，再于长崎、箱馆各处，酌设领事，以理赋讼。并请派员出驻泰西各国，总署乃议许之。
总理衙门之立，奏请饬广东、上海，挑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来京差委，挑选八旗子弟学习。除俄罗斯章程由该馆遵旨酌议外，其英、法、美教习及学习之人，薪水奖励，应仿照俄罗斯馆议定之例办理。此特以备翻译而已。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抚苏，奏设广方言馆于上海。后移并制造局，译出西书颇多。三年（1864），又在上海设制造局，五、六年（1866、1867）间，左宗棠奏请在福建设船厂，命沈葆桢时丁忧在籍。司其事。六年（1867），设同文馆于京师。十年（1871），曾国藩、李鸿章始派学生赴美国游学。十一年（1872），设轮船招商局，筹办铁甲兵船。光绪二年（1876），设船政学堂于福州。六年（1880），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南北洋电报。七年（1881），设开平矿务局。十三年（1887），又开漠河金矿。十五年（1889），总署请造铁路，张之洞请先筑卢汉线，迨二十二年（1896），乃以盛宣怀督办其事。是年又设邮政局，此戊戌以前所办新政之大略也。皆一支一节，无与大计，然反对者犹甚多，主持其事者，必几费笔舌心力，乃克排众议而底于成。此以见图新之不易矣。 李鸿章要筑津沽铁路，难者纷然，谓京通大道，自此无险可守。鸿章驳之曰，敌兵至，并拆毁铁轨而无其人，虽无铁路，又何守焉。同文馆之设也，御史张盛藻请毋庸招集正途。奉批：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大学士倭仁上疏曰：“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1860），称兵犯顺，冯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憾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伏读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谕大学士九卿科道云，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仰见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今天下已受其害矣，复扬其波而张其焰邪？闻夷人传教，常以读书人不肯习教为恨，今令正途学习，恐所学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惑，适堕其术中耳。”当时守旧大臣，其见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