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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兵既逼江宁，清廷战守俱穷，乃以耆英、伊里布为全权大臣，与英使璞鼎查订立条约十三款，是为中国与外国订约之始。此约中国割香港与英，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许英人携眷居住，英国派领事驻扎，英商得任意与华人贸易，无庸拘定额设行商，进出口税则订明秉公议定，由部颁发晓示，并订明英商按例纳税后，其货物得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除照估价则例加收若干分外，所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英国驻中国之总管大员与京内外大臣文书往来称照会，属员称申陈，大臣批复曰札行，两国属员往来亦用照会，惟商贾上达官宪，仍称禀。凡以破前此口岸任意开闭，英人在陆上无根据地，税额繁苛，及不许英官平行之局也。又偿英军费千二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烟价六百万元，限四年分期交清。第一期六百万元交清后，英兵退出长江，惟仍占舟山、鼓浪屿两处，俟偿款全清，五口均行开放，然后撤兵。此约条款殆全出英意，清廷以福州系省会，欲以泉州代之，又不愿。钤用御宝，欲代以钦差大臣关防，以英人不可，卒未能得。约定于是年七月二十四日，即1842年8月29日也。
当英人侵扰沿海时，闽粤江浙均不能抗，而独未能得志于台湾。是时台湾总兵为达洪阿，兵备道为姚莹。英人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犯基隆，因中国炮击却退，触礁而沉。中国获“黑夷”百余及刀仗、衣甲、图书等。九月，再犯基隆，遣兵登陆，又为中国伏兵击退。明年犯大安港时中国募渔船防敌船。有粤人伪通英船所携粤中汉奸，诱之入土地港，英船遂触礁，官兵乡勇奋击，获白夷十八、红夷一、黑夷三十、粤东汉奸五。事闻，诏加达洪阿太子太保衔，赏姚莹二品顶戴。台湾本属福建，以在海外，特加兵备道三品衔，与总兵皆得专折奏事。基隆之捷，陈明事属隔海，恐督臣转奏稽滞，由驿递径行呈奏。奉朱谕，嗣后攻剿夷匪折件，由五百里奏报，如大获胜仗，即由六百里奏报。大安之役，乃由五百里奏闻。自是驿递相望，督臣怡良颇惎之，又虑英人报复。时俘获监禁台湾者百六十余人，镇道谓解省既不可，久羁亦非计，奏明倘夷船大帮猝至，惟有先行正法，以除内患。报可。闽督怡良闻之惧，亟令泉州守函止之。镇道不听，除英酋颠林等九人及汉奸黄某、张某奉旨禁锢外，余悉杀之。时英人尚据鼓浪屿，闻之大怒，遍张伪示，谓中华之辱莫甚于此。见姚莹致刘韵珂书。及和议成，订明被禁英人及因英事被禁之华人，一律释放。于是颠、林等九人及散夷二十五人均送厦门省释，而英人谓两次俘获均遭风难，夷胁江浙闽粤四省大吏入奏，诏怡良渡海查办。甫至，兵民即诸行营为镇道诉冤，全台士民，陆续奔诉者甚众。怡良虑激变，受其词而迫镇道自认冒功，奉旨革职，逮入都交刑部审讯，旋以业径革职，免其治罪结案焉。此事措置盖迫于势不得不然，论者以此咎怡良，未为平允。然谓镇道冒功则实诬。当时兵勇确曾协力战斗，革镇道之职，已足以全和局，乃并因此议叙之官绅概行撤销，则亦稍过矣。达洪阿、姚莹多杀英俘，自今日观之，诚不免于野蛮，然今昔思想不同，不能执此以议昔人。莹致刘韵珂书谓镇道天朝大臣，不能与夷对质，辱国。诸文武即不以为功，岂可更使获咎，失忠义之心？惟有镇道引咎而已。颇有大臣之风概也。
英人用兵实缘种种积衅，鸦片之利或其所歆，然必挟兵力以求仇，则究为义所不许。故当时虽许以通商，仍可要以禁烟，而诸臣不明外情，置诸不论不议之列，烟禁遂暗中解除。咸丰五、六年间（1855、1856），各省竞行抽厘以充军饷。八年（1858），乃以洋药为名，收百斤三十两之税，除官员、兵丁、太监外，人民概许买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