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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先生是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毕生从事文史研究与文史教学，著述总量达一千余万字，现已汇编成二十六卷的《吕思勉全集》。 吕先生著述的主体部分自然是文史类的学术著作，但他也写过几种历史的通俗读物，如《关岳合传》《苏秦张仪》《国耻小史》《三国史话》等 ，《其中《三国史话》是通俗著述中的代表作，也是最受读者欢迎，翻刻重印最多的一本历史通俗读物。
《三国史话》撰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最初刊登在“孤岛”时期由范泉主编的《知识与趣味》上（即《楔子》至《曹孟德移驾幸许都》等篇）。四十年代初，黄素封，杨宽在苏北游击区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他们创办了江苏文化社，邀请学界名家为文化社写几种通俗读物。吕先生应约，又继续写了十个三国史的短篇，与已刊的六篇结集成《三国史话》（即《楔子》至《姜维和钟会》十六篇），列入文化社的丛书，一九四三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一文，原题《南京为什么成为六朝朱明的旧都》，初刊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的《正言报》。其时正值抗战胜利，学界，政界都在讨论“还都迁都”问题，吕先生的这篇文章也是有感而发，想为当时的讨论澄清一些史实上的误解，以及都邑选址上某些为人忽视的问题。一九四七年，应《现实周报》的约稿，吕先生又写了《司马懿如何人》《司马氏之兴亡》两篇，作为“三国史话之余”，分别刊于《现实周报》的第一，第二期。《晋代豪门斗富》原刊于一九四七年十月《现实新闻》双周报。一九八七年，“吕思勉史学论著”编辑组将上述四篇合编成“三国史话之余”，与《三国史话》十六篇一起收入《论学集林》，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二〇〇六年，中华书局重印《三国史话》，在《三国史话》和“三国史话之余”之外，又收录吕先生有关汉末三国的史学札记十八篇，目的是帮助读者了解《三国史话》撰写的学术依据，也为有兴趣作进一步探究思考的读者提供一些学术资源 。《本次印《三国史话》，延续了上述的选编方式，即将《三国史话》，“三国史话之余”和“附录”三部分合编一册，而“附录”部分又新增了几篇有关三国史的读史札记。
翻阅吕先生有关秦，汉，三国的史学著作，涉及的话题何止千千万万。但在这千千万万的话题之中，选出哪些话题来编写通俗读物呢/对此，吕先生有过一番思考。他说：
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往往以知道的（记得的事情多少为标准）讲历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无意义的事实，知道了，记得了，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观点误谬的，知道了，记得了，不徒无益，而又有害。
他又说：
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成功的）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
这就拟定了《三国史话》撰写的思路和目的：一，选大家较为熟悉的话题，用以纠正一些错误的历史认识；二，选有意义的话题，用以讲述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
浏览《三国史话》的目录，诸如《赤壁之战的真相》《替魏武帝辨诬》《替魏延辨诬》《诸葛亮南征考》等等，都是为了纠正一般读者对三国史事的误解或错误的陈见，同时也讲授许多基本的历史知识，分析造成历史误解或错误的原因。字里行间，没有吸人眼球的噱头，没有高头讲章的深奥；有的是娓娓道来，意义深长的解读和别具一格的评析。比如，《三国史话》对曹操的“辨诬”。在学术史上，有不少学者曾为曹操“翻案”。有的说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长期以来一直被描写成“白脸奸臣”，实是冤枉。其实，历史上可称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未必不可同时又是“白脸奸臣”，这说不上是什么冤枉。又有一种观点说曹操虽然攻打了黄巾军，但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甚至是承继了黄巾运动。这实在是将动机与后果混为一谈，凭着后果来推论动机，往往会得出非常荒谬的结论。吕先生对曹操史迹的考证辨误，在《三国史话》中写得很多，其中最与流俗不同的，是吕先生认为曹操是一个“坚贞坦白”的人。这个判断，依据的史料就是《三国志》注引的建安《己亥令》。吕先生说，读《己亥令》当注意：
其（一）是他怕兵多意盛，不敢多招兵，这正和后世的军阀，务求扩充军队，以增长自己权力的相反）分裂时代的争斗，其祸源都是如此造成的）其（二）是他老老实实说《我现在不能离开兵权，怕因此而受祸，不得不为子孙之计）又老老实实承认：想使三个儿子受封，以为外援。
吕先生说：“历来的英雄，从没有如此坦白的。天下惟心地光明的人，说话能够坦白。”反之，历史上“遮遮掩掩，修饰得自己一无弊病的人，他的话就不可尽信了”。所以说曹操实在是一个“心地光明”“坚贞坦白”的人。
又如诸葛亮的史事，社会上流传的故事也很多，诸如“七纵七擒”“攻心攻城，心战兵战”等，已定型为成语而广为流传，但这些“后世侈为美谈”的史事，“其实不中情实”。为此，吕先生写了《诸葛亮南征考》一文，以《三国志》的《李恢传》《马忠传》等记载，证明当时虽然对南中多次用兵，但用兵之后仍时有反复，叛乱也时有发生。这“原不足为亮病”，因为“亮之素志，自在北方；其于南土，不过求其不为后患而止。军国攸资，已非夙望，粗安粗定，自系本怀”。然后人“必欲崇以虚辞，转贻致讥失实矣”。这些流传甚广的错误知识，需要历史学家来辨析真相予以纠正。
古人云：“言理在事，理不离事”。历史上的人或事之所以值得后人再来讲述，不仅在于这些人，这些事本身有趣味；还在于借助这些人或事，可以帮助我们领悟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治学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探求事理，“历史上有许多问题，原是普通的问题，人人能够了解的，学问能够通俗化，其原因就在于此”。
吕先生在《三国史话》中所写的各种事理，都不套用深奥的理论，也不用晦涩难懂的概念术语，只是用平易浅显的文字，说说人人能懂的常事常理。比如《宦官》一节，分析皇帝总是喜欢亲近宦官的原因。他说：
古来的皇帝，昏愚的多，贤明的少。这也不是历代的皇帝生来就昏愚。因为人的知识，总是从受教育得来的。这所谓教育，并非指狭义的学校中的教育，乃是指一切环境足以使我们受其影响的）如此说来，皇帝所受的教育，可谓特别坏。因为他终年关闭于深宫之中，寻常人所接触到、足以增益知识的事情，他都接触不到）所以皇帝的天性，是一个上知，仅能成为中人，如其本系中人，就不免成为下驷了。……（皇帝）专喜和奴仆攀谈，且专听奴仆的话么？这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只够听奴仆的话，而且只有奴仆，本无身分，亦无骨气，所以肯倾身奉承他们。历代皇帝的喜欢宦官，其原理亦不过如此。但是有等人，因其所处地位的重要，其所做的事，往往会闯出大乱子来。
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这就是为什么“历代帝王，多今所谓水平线以下之人”的原因 。况且这里的“阿保”，并非只是宦官，还包括皇帝左右的一些近幸之臣。把国家的命运交付给这种昏愚无知，智力处于“水平线之下”的皇帝们，怎不危险而“往往会闯出大乱子来”？这就把皇帝制度的危害说得深入浅出，明白易懂。
学问的通俗化，并不是要让普通的读者都成为历史学的专家，而是让每一位普通的读者，能从读史中获得教益，学得做人做事的道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以史育人”。比如，《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一节，吕先生从关羽，刘备失误的分析中，引出为人处事不能“心计太工”的道理。吕先生说：
关羽这个人，本领是有些本领的，我们不能因他失败而看轻他。……这件事情（失荆州），如其就事论事，关羽的刚愎而贪功，似应负其全责。如其通观前后，则刘备的急于并吞刘璋，实在是失败的远因）倘使刘备老实一些，竟替刘璋出一把力，北攻张鲁，这是易如反掌可以攻下的。张鲁既下，而马超（韩遂等还未全败，彼此联合，以扰关中，曹操倒难于对付了。刘备心计太工，不肯北攻张鲁，而要反噬刘璋，以至替曹操腾出了平定关中和凉州的时间，而且仍给以削平张鲁的机会。后来虽因曹操方面实力亦不充足，仍能进取汉中，然本可联合凉州诸将共扰关中的，却变做独当大敌）于是不得不令关羽出兵以为牵制，而荆州丧失的祸根，就潜伏于此了。
所以心计过工，有时也会成为失败的原因的，真个阅历多的人，倒觉得凡事还是少用机谋，依着正义而行的好了。
说关羽，刘备的失败，这是说史事；说“凡事还是少用机谋，依着正义而行的好了”，这是说做人做事的道理。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读者但能放宽视野，比照生活中的观察，自能从吕先生的“史话”里读出许多做事做人的道理。
再如《后汉的地理》一节，说到汉代的行政官与监察官。他说：秦始皇灭六国，把天下分做三十六郡，郡的设立，根本的目的是为镇压地方上的反叛，并不是为治理地方而设的。但又怕郡守的权力太大了，便派御史去监视着他。到了汉朝，则由丞相分派若干个史，出去监察各郡，这个史便称为刺史。刺史一度改称州牧，后来又改回刺史。为什么会反复改名/吕先生解释说：
当时主张改刺史为牧的人，议论是这样的，他们说：刺史的责任在监察太守，可是他们的官位比太守小，他们的资格也比太守浅。政治上的秩序，是要使大官去治小官，不该使小官去治大官的。所以要把刺史改名为牧，算做太守的上级官，用资格深的人去做。其实这话是错的。监察和行政是两个系统。监察一系的官吏，可以监察行政官，乃其职权如此，并非把其官位和所监察的官的官位，比较大小而定的。而在事实上，则行政官宜用资格较深的人，监察官宜用资格较浅的人。因为行政有时候要有相当的手腕，而且也要有相当的技术，这是要有经验然后能够有的，所以要用资格深的人。至于监察官，则重在破除情面。要锋锐，不要稳重。要有些初出茅庐的呆气，不要阅历深而世故熟。要他抱有高远的理想，看得世事不入眼，不要他看惯了以为无足为怪。要他到处没有认得的人，可以一意孤行，不要交际多了，处处觉得为难。把现在的事来说，学校里初毕业的人，文官考试刚录取的人，宜于做监察官。在官场上办过若干年事情的人，宜于做行政官。而且行政官和当地的人，总不能毫无联络。对于土豪劣绅等，有时虽明知其不好，也不容易专走方路，把他们尽情惩治的，因为如此，他就要暗中和你为难，使你缓急之际办事棘手，有时为害甚大。就是平时的政务，也不免要受他牵掣的。我前文说行政官必须要有些手腕，这也是其中的一端。至于监察官，则根本不办什么事情，不怕你掣肘。而且汉朝的刺史，只有一年一任，到你要和他为难，他倒早已离开你这地方了。土豪劣绅的势力，大抵只限于本地。要离开本地，赶进京，或者到别地方去和前任刺史为难，是不容易的）所以汉朝刺史的制度，确有相当的价值。前汉时主张改刺史为州牧的人，其议论实不得当。
借助汉代的刺史及其相关的史事，吕先生要说明的是行政官与监察官的区别，说明监察官任用要选那些能“破除情面。要锋锐，不要稳重。要有些初出茅庐的呆气，不要阅历深而世故熟。要他抱有高远的理想，看得世事不入眼”。推而广之，大凡涉及督察的事或负督察之责的人，都需要有这样的考量。这些蕴含在史事中的事理，经过吕先生的钩沉发隐，就清晰明了且读来亲切有味。
如上所述，《三国史话》是吕先生研究秦汉三国历史的副产品，而其撰写，也多出于杂志报刊的邀请约稿。如果假以闲时，再约吕先生撰写更多的“史话”，他一定仍按照既定的思路，目的，来写一些有助于澄清史事真相或能阐述事理的话题。这次我们新编入的《使臣图自利》《才不中器》等几篇札记，就属于这样的话题。
《使臣图自利》中有一段引《三国，魏志，武帝纪》的记载，吕先生据此来评说曹操为人做事的特色。三国时，有一位叫？丘兴的官员将去安定郡任太守。安定郡与羌人的地界接壤，临行时，曹操便告诫他：“羌人如想与中国交往，应由他们自己派人来，你千万不可派人去。因为好的使臣不易得，派去的人一定会为了个人的私利，教羌人对中国提出种种不当的请求。如不应允，那就会失去羌人的民心；如应允了，对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好处。”
丘兴假装答应了。到了安定郡，
丘氏还是派遣校尉范陵到羌人的居地，范陵果然教羌人请求使自己当中国的属国校尉。曹操知道后，笑着说：“我就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不是圣人，不是我特别聪明，只是阅历多罢了！”吕先生又引《周书，突厥传》中的一个案例，以说明这样的使臣并非个案。接着，吕先生又以汉武帝“敝中国以事四夷”的事来做比较。“武帝之欲通西域，本为招月氏共通匈奴，其意原欲宽中国之民力，意至善也。乃月氏不来，而闻大宛，大夏，安息，大月氏之属，或兵弱，或兵虽强而可以赂遗设利朝，欲招致之，以示威德遍于四海，则动于侈心矣。”传统时代的帝王往往不惜靡费重金，招“四夷来朝”，“以示威德遍于四海”，如此可满足他充当天下之主的虚荣心，然社会因此被搞得“疲惫不堪”。正是这种“侈心”的作怪，武帝“明知其为小人而犹听其言且欲激而用之”。对比曹操对？丘兴的告诫，正体现出他不图虚名，综核名实的精神。两相比较，高下立判。这也是为曹操“辩诬”的一个话题。
又如《才不中器》一篇，吕先生引用《三国，魏志，卢毓传》所载卢毓与李丰关于人才选拔及其标准的一段对话。当时议论人才的选拔，该是重品德还是重才能，卢毓认为“必先性行而后言才”。李丰问其原由。卢毓说：才能是用来做善事的，故大才成就大善，小才成就小善。如今选拔官员，只看是否有才能，然而有才而不能行善，这样的人不符合选拔的要求。这就是“才不中器”。吕先生无疑是赞同卢氏的见解，所以他说：“物必成器，然后有用；不中器，则直为无用之材矣。其言可谓深切矣。”读者看了这一篇札记，自可以再作深思：世上的事情之所以有成或不成，有多少是与人的才能有关，有多少是与人的品行有关/有多少事情，非有才能的人不能办妥办好；有多少事情，只需办事者品行端正，认认真真即可办妥办好/人才的选拔究竟是重品行，还是重才能/体会吕先生的评析，再比照自己的阅历，将书上写的与自己的所见所闻融会贯通，就可以作出自己的思考和领悟。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就是体现在这种地方。
因整理吕先生的遗稿，我在先生留下的读史札记草稿的背面，发现了《三国史话》的四页手稿。这四页手稿是连贯的，写的是《三国史话》的第八节，当是《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一篇的初稿。将初稿与刊印稿比对，措辞之斟酌，段落的架构都不尽相同。可见《三国史话》虽然只是通俗类的读物，但吕先生的撰写还是谨言慎行，三易其稿。 此次重印，我们将这几面手稿影印在卷中，阅读之余，还可以欣赏吕先生“刚劲挺拔”类似“颜书《多宝塔碑》”的书法 ，也可体会，学习老一辈学者谨严的治学态度。
张耕华
二〇二二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