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元帝宽弛

汉室盛衰，当以宣、元为界。自宣帝以前，一切根本之计，实未尝行，读第四章第五节，第五章第二、第十二节可见。自元帝以后，则颇行之矣。然汉转以衰乱者，则宣帝以前，朝纲较为整饬，元帝以后，则较废弛也。汉世儒家，常怀根本改革之计，其意非不甚善。然根本改革之计，欲借政治之力以行之，则其道适相反。盖党类（class）既异，利害必不相容。操治理之权者，其利正在于剥削人民。不能辅翼平民，使起与厉己者争，而望厉民者行保民之政，则与虎谋皮矣，有是理乎？元帝以后，所行仁政甚多，然民获其利者，未知几何；而权臣贵戚竞肆贪残，民之受其害者，则不知凡几矣。此其所以日趋衰乱，终至不可收拾欤？

《汉书·元帝纪》云，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所谓“以霸、王道杂之”者，王指儒，霸指法。以儒家宽仁之政待民，法家督责之术绳吏，确为秦汉以降，汔可小康之道。所谓“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者，谓不察实在情形，徒执古事，欲施之今世，汉世儒家亦确有此病也。崔寔《政论》：“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后汉书》本传。寔法家，其言庸有过当，然去先汉之世近，所言二帝之事，必有为后世所不知者，知宣、元确为先汉盛衰之界也。

汉世儒家所怀根本改革之计，虽迄未尝行，然奋起而主张之者，亦迄未尝绝。观眭弘、王吉、贡禹等事可知。《弘传》云，孝昭元凤三年（前78），泰山莱芜山南有大石自立。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字，曰“公孙病己立”。此当系事后附会之谈。 孟弘字。推《春秋》之意，以为当有匹夫为天子者，即说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 。使友人内 官长赐上此书。时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以后世眼光观之，甚似教霍光以篡夺者。然宣帝忌刻殊甚，盖宽饶奏封事，引《韩氏易传》“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 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竟以是诛。且其所用，无一非龁霍氏之人。魏相无论矣，即萧望之亦然。望之当光秉政时，为长史丙吉所荐，与同荐者数人皆召见。光自诛上官桀后，出入自备，吏民当见者，露索，去刀兵，两吏挟持。望之独不肯，自引出阁。于是光独不除用望之。魏相为御史大夫，除望之为属，察廉，为大行治礼丞。地节三年（前67），夏，京师雨雹，望之以为大臣任政，一姓擅势所致，由是拜谒者，累迁谏大夫。孟果有逢迎霍氏之心，安得独邀宽宥？而帝顾征其子为郎，即可知其非霍氏之党矣。徒取诸彼以与此，仁者不为，知孟必更有经纶待展布也。宣帝之世，抗高议者莫如王吉，帝见为迂阔不用，已见上节。吉所非者：世俗嫁娶太早，聘妻送女无节，贫人不及，故不举子。衣服、车马，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贪财诛利，不畏死亡，欲上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又欲去角牴，减乐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俭。皆辅世长民之术，且能毅然责难于君者也。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吉字。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即位，使征禹、吉。吉年老，道病卒。禹至，为谏大夫。迁光禄大夫。初元五年（前44），陈万年卒，遂代为御史大夫。数月卒。用其言：令太仆减食谷马。水衡减食肉兽。省宜春下苑，以与贫民。罢角牴诸戏及齐三服官。事在初元二年、五年。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武帝令民产子三岁出口钱。罢上林宫馆稀御幸者。省建章、甘泉宫卫卒。初元三年。减诸侯王庙卫卒，省其半。盖宣帝所难行者，元帝无不行之矣。禹所言，尚有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诸官奴婢十余万，宜免为庶人，令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无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赃罪者，辄行其诛，毋但免官。盖未能悉行。时又有翼奉。征待诏，以灾异见问。奉以为祭天地于云阳、汾阴，及诸寝庙不以亲疏迭毁，皆烦费违古制。又宫室苑囿，奢泰难共。以故民困国虚，无累年之蓄。不改其本，难以末正。乃上疏，请徙都成周，定制，与天下更始。此则较诸贡禹，谓唯“宫室已定，无可奈何，其余尽可减损”者，尤为卓绝矣。迁都正本，元帝虽未能行，然宗庙迭毁及徙南北郊之议，实发自奉，至韦玄成为相遂行之。在当时，亦不能谓非卓然不惑之举也。见第二十章第一节。此外元帝仁政，见于史者，又有罢盐铁官、常平仓，令博士弟子毋置员，《本纪》初元五年（前44）。轻殊死之刑，《后汉书·梁统传》：统上疏，言元、哀二帝轻殊死之刑一百二十三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注引《东观记》曰：“元帝初元五年，轻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轻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及罢珠厓、见第五章第十六节。北假田官等。初元五年。北假，见第二章第二节。虽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复盐铁官、博士弟子员，《本纪》永光三年（前41）。然已可谓难矣。竟宁中，召信臣征为少府，奏请上林诸离远宫馆稀御幸者，勿复缮治共张。又奏省乐府黄门倡优诸戏，及宫馆、兵弩、什器，减过泰半。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信臣以为此皆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及他非法食物悉奏罢。省费岁数千万。《循吏传》。此亦元帝节俭之一端。王嘉称其“温恭少欲”，本传。信不诬矣。以视武、宣之奢泰何如哉？

然元帝虽躬行恭俭，而于奸以事君者，不能决然斥去，遂致下陵上替，威柄倒持，此则深堪浩叹者也。宣帝之寝疾也，以乐陵侯史高史良娣兄恭之子。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少傅周堪为光禄大夫，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望之、堪本以师傅见尊重。上即位，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向纳之。初，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弘恭、石显，《佞幸传》：恭为令，显为仆射。元帝即位数年，恭死，显代为尚书令。久典枢机，明习文法，亦与高为表里，论议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望之以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国旧制，且违古不近刑人之义，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望之、堪数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疏言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子弟罪过。章视周堪。堪白令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望之见纳朋，接待以意。后朋行倾邪，望之绝不与通。朋与大司农李宫俱待诏，堪独白宫为黄门郎。朋怨恨，更求入许、史。华龙者，宣帝时待诏，以行污秽不进。欲入堪等，堪等不纳。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事下弘恭问状，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更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谒者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召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赦望之罪，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其春，地震。夏，客星见昴、卷舌间。上感悟。下诏赐望之爵关内侯，食邑六百户。奉朝请。秋，征堪、更生，欲以为谏大夫。恭、显皆白为中郎。冬，地复震。时恭、显、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惧焉。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宜退恭、显，进望之等。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伏。遂逮更生系狱。下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杂考。更生坐免为庶人。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伋上书讼望之前事。诏下有司。复奏“望之教子上书，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恭、显建白，望之前欲排退许、史，非颇诎望之于牢狱，圣朝无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上乃可其奏。望之自杀。初元二年十二月。天子闻之，惊，推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请绝其爵邑。有诏加恩，长子伋嗣为关内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元帝世。望之之死，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恭、显惮之，数谮毁焉。更生见堪、猛在位，几己得复进，惧其倾危，乃上封事，言佞邪与贤良并在交戟之内。宜决断狐疑，分别犹豫。恭、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恭、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长安令杨兴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言可赐爵关内侯，勿令与事。会城门校尉诸葛丰亦上书言堪、猛短。上发怒，免丰。然仍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显等专权日甚。后三岁余，孝宣庙阙灾。其晦，日有食之。于是上召诸前言日变在堪、猛者责问。皆稽首谢。征堪诣行在所。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显干尚书事，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稀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会堪疾，喑不能言而卒。显诬谮猛，令自杀于公车。永光四年（前40）。更生遂废。十余年，成帝即位，显等伏辜，乃复进用，更名向。以上略据《望之》《向传》，其事可疑者甚多。元帝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知萧太傅不肯就吏，而又可恭、显之奏，其事皆不近情理。即更生使外亲上变事亦然。更生前后数直谏，堪、猛再用时，亦自上封事，何以身为中郎，乃忽使外亲上变邪？要之，望之、堪、猛、更生等与史高、恭、显等相持凡九年，屡仆屡起，可知元帝非真信恭、显者。《显传》云：“帝被疾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以中人为精专无党而信之，或因般乐怠傲而委政于下，历代人主，如是者诚甚多，然元帝尚非其伦，观其屡起望之、堪、猛、更生等可知。其终于见排，实以恭、显依附许、史，而元帝不能决断故也。自来居高位者，恒不乐于更新。史言望之等多所欲匡正，史高、恭、显等常持故事，盖其龃龉之由。观此，知宣帝以前，外戚、宦官之未甚跋扈，未尝不以政事因循，无所改革，非必尽由在上者之明察也。堪、猛败后二年，建昭元年（前38）。又有京房见贼之事。

京房者 ，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初元四年（前45），以孝廉为郎。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食，又久青无光，阴雾不精。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悦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上意向之。时部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房晓以课事。刺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行，后善之。上令房上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愿以为刺史，试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为奏事，以防壅塞。时中书令石显专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疾房，欲远之。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元帝于是以房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请：愿无属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岁竟乘传奏事。天子许焉。未发，上令阳平侯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去月余，竟征下狱。初，淮阳宪王名钦，即张婕妤子，宣帝欲以代元帝为太子者。舅张博，从房受学，以女妻房。房与相亲。每朝见，辄为博道其语。以为上意欲用房议，而群臣恶其害己，故为众所排。博欲令王上书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中书令石显、尚书令五鹿君及丞相韦侯，皆久无补于民……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阳王即朝见，劝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书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郑弘代之；迁中书令置他官，以钩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因令房为淮阳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柬与淮阳王。石显微司，具知之，以房亲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显告房与张博通谋，诽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房、博皆弃市。此据《房传》。《淮阳宪王传》则谓博为王求朝，实有觊觎天位之心。其说皆非实录。觊觎天位无论矣，即仅欲使入朝佐助房，亦已处嫌疑之际，何至以房亲近而不敢言？房去至陕，尝上封事，言“臣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又当奏事，故复云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太守，此其所以隔绝臣也”。盖其初意，仅欲隔绝房使不得奏事，房既去，乃又造淮阳之狱以陷之也。若当房未去之际，已微司得其与张博之谋，则房之不及岁竟，已可豫知，又何必止其乘传奏事乎？成帝即位后，淮阳宪王上书陈张博时事，颇为石显等所侵，因为博家属徙者求还。上加恩许之。据此，即知张博之狱之诬。不然，王未必敢上书，成帝亦无缘许之也。史但言房从焦延寿学《易》，然王符《潜夫论·考绩篇》称“先师京君，科察考功，以遗贤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而元帝亦使房上弟子知考功课吏事者，则考功课吏之法，亦代有师承。史言焦延寿补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又言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盖皆非指《易》学言。疑别有督责之术，而房从而受之也。督责之术，实君主专制之世致治之基，为石显、王凤等所害而不能行，较之萧望之等之见废，实尤可惜也。不然，元帝何至蒙威权堕损，为汉基祸之诮哉？

萧望之、周堪、京房而外，直臣见厄者，又有御史中丞陈咸、待诏贾捐之，皆以奏封事言显短；郑令苏建得显私书奏之；后皆以他事论死。史言“自是公卿以下畏显，重足一迹”焉。显见左将军冯奉世父子为公卿著名，女又为昭仪，在内，心欲附之。荐言昭仪兄谒者逡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见，欲以为侍中。逡请间，言显专权，罢归郎官。后御史大夫缺，群臣皆举逡兄大鸿胪野王。天子以问显。显曰恐后世必以陛下私后宫亲。遂废不用。其巧于挤排如此。韦玄成、匡衡为相，玄成永光二年（前42）为相，建昭三年（前36）薨，衡代之。皆名儒。史言其畏显不敢失其意。案，毁庙之事，实成于玄成手。衡持之亦甚坚。见第二十章第一节。衡初为郎中、博士、给事中，上疏言：“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一旷然大变其俗。”又言“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宜遂减宫室之度，省靡丽之饰”。其议论，实与王、贡、翼奉等同。后迁光禄大夫、太子少傅。时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衡上疏言：“（论议者）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则颇类乎独持故事者矣。岂衡本史高所荐，稍依附之邪？成帝即位后，衡与御史张谭奏废显。司隶校尉王尊劾衡、谭居大臣位，不以时白，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衡固百喙无以自解矣。显资至一万万。长安豪侠萭章，与显相善。得显权力，门车常接毂。显当去，留床席器物，欲以与章，其值亦数百万。显之交私，可谓甚矣。《后汉书·侯霸传》：族父渊，以宦者，有才辩任职，元帝时佐石显等领中书，号曰大常侍。成帝时，任霸为太子舍人。霸家累千金，疑亦渊之所遗，或倚渊势以致者也。所谓精专可信任者安在？中书政本，更置士人，实为当时急务，而元帝卒不能断，其不足与有为可知。宣帝之叹，有以夫！ sQ7sT4JWGeLMCdKSionoGRBg0Hch0XbVqbm6e3H40j7fIUTpyQLC/SoKpYu2Wp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