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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吕思勉先生的重要著作，论者常以他的通史与断代史并举。顾颉刚说吕先生的通史著作“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严耕望则称赞他的断代史，说吕先生是“通贯的断代史家”。确实，吕先生的这些史学成就，仅这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就令人惊服，况且还有许多其他的文史著作！这在前辈史学家里也是很罕见的。这些著述虽初版于半个多世纪之前，但并未被置之高阁，而是一直在翻刻重印，常读常新，至今仍是我们学习中国史的必读书。
这几部断代史的研究与撰写，正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期间的二十余年，吕先生的生活条件很是艰苦，工作条件也极其简陋。但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和辛勤的劳动，于一九四一年完成《先秦史》，交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秦汉史》和《两晋南北朝史》也分别于四七，四八年由开明书店出版，《隋唐五代史》完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九五九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晚年的吕先生体衰多病，计划中的《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虽已做了不少资料的札录，可惜未能完稿。国史长编未能完璧，实是史学界的一大遗憾。但写成的这四部断代史，总共有三百多万字，已是鸿篇巨帙。而“宋辽金元明”的资料札录，以《宋辽金元明史札录》为题于二〇二〇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正如严耕望所说：吕先生“以一人之力……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独力完成四部，即《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宋以下两部亦已下过不少功夫，此种魄力和坚毅力，实在令人惊服。 我想前辈成名史学家中，除了诚之先生，恐怕都难做得到。这不是才学问题，而是才性问题” 。
与同类著作相比，吕先生的这几部断代史在内容安排和书写体裁上自成一格。这几部断代史“ 每部书前半综述这一时代的政治发展概况，后半部就社会，经济，政制，学术，宗教各方面分别论述。前半有如旧体纪事本末，尚较易为功0后半虽类似正史诸志，而实不同。除政制外，多无所凭借，无所因袭，所列章节条目虽尚不无漏略，但大体已很周匝赅备，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 ”。撰史体裁上的“新”，还在于吕先生使用的是考史的写法，而不是撰史的写法。吕先生认为： “必须拥有详确的史料，对各方面的历史发展情况作出正确的概括和分析，才有可能把复杂的历史情况真正贯通起来。由于前人对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史料没有做过细密的整理考核，我们今天要在短时期作出正确的概括和分析是困难的，加以融会贯通就更难办到。 ”所以，在融会贯通地撰史之前，先要做一番细密的整理考核。
以考史的方式来撰写史著，原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色，传统史家多有撰考史札记而成史学名著的，如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吕先生继承了前辈史家的传统，并将考史札记的撰写系统化，专题化，这就为他的通史和断代史的撰写打下了基础。《先秦史》的政治史部分，有《三皇事迹》《五帝事迹》《夏殷西周事迹》《春秋战国事迹》等各章，几乎都可以在吕先生的《读史札记》中找到考史札记的雏形。而文化史部分，则全由专题性的考史札记组成，如将其拆散，每一个自然段就可以看作是一篇札记。如《兵制》一节，共有十个自然段，给每个自然段拟个标题，那就是十篇考史札记：（一）春秋战国之间上兵制的一大变》（二）古代兵制》（三）出兵之法》（四）作丘甲与用田赋》（五）各国之兵数》（六）各国兵之强弱》（七）用兵之失本心》（八）女子从军》（九）车与骑》（十）兵器。又如《秦汉史》第十七章第六节《交通》，有二十个自然段，若给每一个自然段拟一个小标题，可得札记二十篇：（一）乘车为体制起见》（二）畜牛者多于马，民间驾车，官家运输多用牛》（三）宫中用辇》，四）民间多用驴》（五）国家奖励民间养马》（六）汉之马政》（七）汉道路之修治》（八）汉时边方之道，（九）汉时道旁植树》（十）前后汉驿法一大变》（十一）私家可置驿》（十二）邮驿》（十三）烽燧》（十四）汉时传舍》（十五）亭传之置》（十六）关梁》，十七）传信于郡国以符》（十八）水运与海运》（十九）汉世之造船》（二十）僻陋之地少舟船。 所以，严耕望说：大家都“推崇赵翼《廿二史札记》，其实即把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全作有系统的札记看亦无不可” 。”吕先生的考史札记，都是从读史料入手的，为解决史料，史事中的实际问题而撰写，等到札记有了一定的积累，论文或论著也就水到渠成了。学者评说吕先生史著，总是“踏实而有创见”或“严谨，踏实而有见解”并举，原因就是吕先生的创见，见解都是以踏实的考史为基础，而不是悬空的发表观感或意见。这几部断代史最便于作研究和教学上的参考。 严耕望说：“十几年来诸生到大专中学教历史，常问我应参考何书，我必举诚之先生的书，盖其书既周赡，又踏实，且出处分明，易可检核。 ”“ 极便初学者作为研究各断代史的入门读物 。”
论者都说吕先生是持进化论史观，他曾在《历史研究法》中说“读史之先，应该预先知道的”第一条，就是“要知道史事是进化的，打破昔人循环之见” 。然而，仅仅停留这一层面上，还不足以了解吕先生的历史观念。我们读吕先生的这几部断代史，便可体会他对历史的演进有一种深刻而独到的看法。他说：
治化之升降，必合役物以自养及人与人相处两端言之。以役物之智论，后人恒胜于前人。以人与人相处之道言，则后世诚有不如古昔者。 "
换言之，考察社会或历史的进退，必须综合“役物之智”与“人与人相处之道”两个方面；尤其要看到这两个方面并不总是同步和同向发展的。这是非常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理论问题。吕先生说：孔子所说的大同之世，与老子所说的“郅治之极”，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农业公产社会。在那个时代，“群以内既康乐和亲，群以外亦能讲信修睦”；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简言之就是“养生送死无憾”。依今人看来，古人论大同之世或“郅治之极”，只止于“养生送死无憾”，未免目标太低。 但吕先生认为：“养生送死无憾”这六个字，实在也是“不易得 ”。他说：
他又说：
役物之智”与“人与人相处之道”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制约的。理想的状态当然是相辅而相成，但实际的情形往往是互为制约，甚至起到“转受其祸”的反向作用，这就表现为历史演进上的“进”与“退”。结合了这两个方面，吕先生认为“《春秋》三世及《礼》家大同，小康之说”正可用来阐述古代历史的演进轨迹。在中国史上，大同与小康之界可划在炎，黄之际，他说：
争战的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最终导致了大同之世的破坏，此后，社会就进入到小康时代。所以称之为小康之时，那是因为大同之世“固有之良规，亦非一朝夕之间所能尽毁，大同之世之规制，留遗于后者，盖犹历若干时”。孔子说小康之治，数禹，汤，文，武，周公为止，其后“公产之世之分职尽坏，人不复能恃其群以生，群亦不复能顾恤其人，一听其互相争夺，而人与人相处之道苦矣”。 所谓“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 ”，社会就转入了乱世。
就先秦的历史来看，“役物”之道和“人与人相处之道”已呈现出背向而驰的情形：一方面是“役物之智”或“驾驭自然之术”的精进不休，另一方面是“人与人相处之道”及社会组织，社会情形停滞不前，甚至由大同转为小康，再转入乱世。然而，人心并不甘于此，仍想把社会挽回到正常态。先秦时代的思想家以及西汉时代的社会改革，都极力想把社会从病态，变态挽回到它的常态。吕先生说：“先秦之世，仁人志士，以其时之社会组织为不善，而思改正之者甚多。此等见解，旁薄郁积，汇为洪流，至汉而其势犹盛。此等思想，虽因种种阻碍，未之能行，然既旁薄郁积如此，终必有起而行之者，则新莽其人也。”然自王莽改制失败之后，“此等议论，渐不复闻。汉，魏之间，玄学起，继以佛学，乃专求所以适合社会者，而不复思改革社会矣”。“ 故以社会演进之道言之，自东汉至今二千年，可谓误入歧途，亦可谓停滞不进也 。
至于隋唐五代的历史，似乎只是后汉，魏，晋历史的反复0即宋以后，思想界“亦惟使人强抑其所欲求，以期削足而适履，此与言佛，老者不求改革社会，而惟务抑厌人之本性者”相似。吕先生说：
论史者率以汉，唐并称，其实非也，隋，唐，五代，与后汉至南北朝极相似，其于先汉，则了无似处，何以言之？绝先汉虽威加四夷，然夷狄之入居中国者绝鲜，后汉则南单于，乌丸，鲜卑，氐，羌，纷纷入居塞内或附塞之地，卒成五胡乱华之祸。而唐代亦然，沙陀入据中原，犹晋世之胡，羯也。蕃，浑，党项，纷纭西北，卒自立为西夏，犹晋世之氐，羌也。而契丹雄据东北，与北宋相终始，亦与晋，南北朝之拓跋魏极相似，一矣。汉有黄巾之起，而州郡据地自专，终裂而为三国，唐有黄巢之起，而长安之号令，不出国门，终裂而为五代十国，二矣。不特此也，汉世儒者，言井田，言限民名田，法家则欲行均输，管盐铁，初犹相争，《盐铁论》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之争是也：至新莽遂合为一，田为王田，兼行五均，六筦是也：功虽不成，其欲一匡天下，措斯民于衽席之安，其意则皎然也。而自魏，晋以来，人竞趋于释，老，绝不求矫正社会，而惟务抑厌其本性，以求与之相安。……宋儒之所主张者，则以古代社会之组织为天经地义，而强人以顺从古代之伦纪而已”人心之不能无慊于古道，犹其不能无慊于今日之社会也。而宋儒于此，亦惟使人强抑其所欲求，以期削足而适履，此与言佛，老者不求改革社会，而惟务抑厌人之本性者，又何以异？此又其若相反而实相类者也。 世运岂真循环耶？非也。世无不变之事，亦无骤变之物，因缘相类者，其所成就，亦不得不相类，理也 。
所以，两汉之间也是历史演变的一大界，自此以下，“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成了言政治者的金科玉律，社会之演进遂呈停滞不进的状态。
如今， 我们都已明白：进化不等于进步；进步也不等于“直线向前进，没有倒退，偏差和间断 ”;"更不等于“役物以自养及人与人相处两端”的同向，同步而并进。从历史上看，人类在“役物以自养”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与成就，那是不会有人表示疑义的0但在“人与人相处之道”方面，自也有“后世不如古昔”的情形，有些方面甚至未见有明显的进步。 正如英国史学家卡尔所问：“我们对社会的整顿，我们对国内或者国际的社会环境的控制，是否有任何进步，是否真正没有明显的退步。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的进化难道不是无可救药地落后在技术进步的后面了么 ”？半个多世纪前，吕先生在断代史方面的著述中讨论过的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故有因新史料的发现而推进了研究上的新发展。但新史料不易得，而历史研究的基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吕先生的断代史，使用的都是常见的正史，政书等普通史料，但他能从常见的普通史料里，看出新问题，得出新论断，这就显示了作者敏锐的眼光与通贯的史识，所谓“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比如，《先秦史》中论秦统一的原因：
论秦统一的原因，论者多已指出法家的改革，地理上的优势，兵力上的强盛等原因，然吕先生还特别指出社会风气方面的原因，这就显示了一种博通的眼光。“侈靡之风未甚”，这是法家改革所以能取得成效，秦的兵力所以能强于东方六国的深层原因。所以，吕先生教人治史，强调要“重常人，重常事，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 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又如，《秦汉史》中论二世继位的事：
吕先生的这段论述，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时并无直接的史料可以佐证，只是运用了“理证”的方法，按“古太子皆不将兵”的惯例而做出的论断。现今，北大藏西汉竹书《赵正书》和湖南益阳兔子山出土的秦简都有关于二世即位的新材料，其记载与吕先生的推断若合符节，虽尚不能完全推翻《史记》的记载，也至少可见二世继位的史事有多重的面相，也可见得先生论史之通贯，透彻。又如，《秦汉史》中说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论者常叙其轻徭薄赋，无为而治的一面，吕先生却提醒不可忽视其“刻剥其民为史所不详者多”的另一面。他说：
同样，史书记唐初的贞观之治，也是“颇过其实”，不可尽信：
其实，常见的普通材料用来论证史事，仍需要对它作一番谨严的辨析，尤其是先秦时代的材料，以经，子两类典籍居多。经，子都是学术类的典籍，与记事为主的史籍有所不同。所以，用经，子为材料来研究史事，在方法上有所不同。故《先秦史》设有《古史材料》一章，专门讨论先秦史的材料问题，也多有吕先生特独的意见。比如，他说经，子的著述多是“轻事重言”：
他又说：
古人大都不自著书，有所称述，率本前人，故书虽成于汉世，说实本于先秦；又先秦人书，率至汉世，始著竹帛，其辞亦未必非汉人所为，或有所润饰也 。
所以先秦诸子的学术，可以分家不可以分人。叙先秦诸子的思想，不能按诸子生卒年代的早晚，而当按其思想倾向来分其先后，他认为：
农家之所愿望者，为神农以前之世。道家之所称诵者，为黄帝时之说。墨家所欲行者为夏道。儒家与阴阳家，则欲合西周以前之法，斟酌而损益之。切于东周事势者，实唯法家 。
这种处理史料的方法及其对诸子思想的看法，在有关的著述中也是罕见的。
一九五一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先生遂入华东师大历史系任教。次年，高校有“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运动结束时，吕先生写有一份《学习总结》，按要求对自己的著述加以检讨。他对已出版的三部断代史，写了这样的评语：
《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初版以后，吕先生曾作过一次仔细的校订，订正了部分错字和刊误。 在吕先生的遗稿中，有《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的三册札录 。这大约是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重读旧著时，初步将“有独见”，可成“精湛之作”的地方摘记而成的札录。所录的内容极为简略，但依一定的格式，句首标有类别，句末注有初版的页码。如“史籍：多藏人家，人当作民，史记独藏周室，周室苞诸侯之国言。（先3）经籍：先人之说，或后世乃著竹帛；后出之书，或述先人说，故成书时代难定学术年代蚤晚。（先15）”这样的札录共有一千五百条，其中《先秦史》322条，《秦汉史》437条，《两晋南北朝史》）741条。按札录的页码可回找原文来阅读，可知它们确是吕先生的“有独见之处”，只是大多未在书中展开论证或说明。札录所涉及的内容，之所以在书中未作详细的论证或者说明，可能是为了避免论证或叙事上的枝节蔓延。 然而，这些真知灼见因融铸在这大部头的著述中，往往被人所忽视 。遗憾的是，吕先生这许多真知灼见，都还未来得及撰写——如果天假其年，这每本数百条札录，先生都可以写出一篇篇长短不一的“精湛之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吕先生的这四部断代史由杨宽，吕翼仁，吕先生的女儿）做过一次整理校订，作为“吕思勉史学论著”，于一九八二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其中《隋唐五代史》增补了初版时删去的总论部分。二〇〇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这四部断代史收入“吕思勉文集”新版重印，其中，《先秦史》《秦汉史》和《两晋南北朝史》增补了吕先生的摘录，《隋唐五代史》只是按照先生留存的上册抄件，将删节，删改的地方恢复或补全。《隋唐五代史》的完整手稿，先生的家属已捐赠给常州市博物馆收藏，但至今尚未找到，故下册未能按手稿校对，补全。
吕先生的断代史曾有多次重印出版，也有多家出版社将它们收入新编的各种丛书，如九州出版社的“吕思勉讲史系列”（二〇〇八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大家讲史丛书”（二〇〇九年），北京长征出版社“领导干部读经典丛书”（二〇〇八年）和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大师的国学课系列”（二〇一三年），沈阳出版社还出版了《先秦史》和《秦汉史》的文白对照版（二〇一三年）。此外，这几部断代史在港台也有多种翻印，重印本：如香港太平书局版，一九六二年），台北市开明书店版，一九六九年），台湾九思出版社版（一九七七年）等。
此次重印吕先生的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都以开明书店的初版本为底本，《隋唐五代史》因初版有较多的删改，现参照《吕思勉全集》的第七，八册的刊印本。初版中的删改，刊误等，也参考吕先生和杨宽，吕翼仁的校订成果重新改过。原书是繁体直排，双行夹注，现改为简体横排，单行夹注0其他如习惯用词，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均未改动。断代史的摘录，原是吕先生为进一步的研究所做的准备，文字简略，都是提示性的辑要，且标有初版的页码。现按吕先生的原稿刊印，作文下注，以便于读者的阅读参考，读者如以吕先生的著述为基础，做更深入的思考或研究，那就是对吕先生及其治学的最好纪念和继承了。
张耕华
二〇二二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