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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平准书》述汉武帝初年情形云：“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世皆以是为文、景二帝休养生息之功，其实亦不尽然。《高后本纪赞》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曹相国世家》言：参之相齐，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萧何卒，召参。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 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 ？吾是以先之。”参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则汉以无为为治，由来久矣。有为之治求有功，无为之治则但求无过，虽不能改恶者而致诸善，亦不使善者由我而入于恶。一统之世，疆域既广，政理弥殷。督察者之耳目既有所不周，奉行者之情弊遂难于究诘。与其多所兴作，使奸吏豪强得所凭借，以刻剥下民，尚不如束手一事不办者，譬诸服药，犹得中医矣。故历代清静之治，苟遇社会安定之际，恒能偷一日之安也。
文帝颇多仁政。《汉书·食货志》言：贾生说上以积贮，上感其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纪》在二年（前178）。晁错复说上务农贵粟，帝从其言，令民入粟边拜爵。错复奏言：“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案，据《本纪》，二年已尝赐天下田租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后十三岁，孝景二年（前155），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终两汉之世皆沿焉。其于农民，可谓宽厚矣。初即位，即下诏议振贷及存问长老之法，令郡国毋来献。《本纪》元年。以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令之国。二年。 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 。七年。亦皆恤民之政。又除关，无用传十二年。夫货物流通，则价贵而生之者益劝，此尤于人民生计有益，故论者亟称之。除肉刑之举，为千古仁政。十三年。然前此已除收孥相坐之法、元年。诽谤妖言之罪矣。二年。其于刑狱，亦不可谓不留意也。景帝虽令民半出租，复置诸关，用传出入，四年。宽仁似不逮文帝，然尽除田租，本难为继。符传之用，特以七国新反，备非常，注引应劭说。此亦势不容已，后遂沿而弗改，实非帝之初意也。景帝尝令郡国务劝农桑。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后三年（前141）。改磔为弃市，勿复磔。中二年（前148）。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中五年。又诏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后元年。又减笞法，定棰令。中六年。其宽仁，固无异于文帝也。
然汉人之称文、景，亦有颇过其实者。《汉书·文帝纪赞》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乎！仁哉！”《景帝纪赞》曰：“周、秦之敝，网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其称颂之可谓至矣。然应劭《风俗通义》言：成帝尝问刘向以世俗传道文帝之事，而向皆以为不然。其说云：“文帝虽节俭，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彩画，华榱璧珰，轩楹皆饰以黄金，其势不可以书囊为帷。即位十余年时，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然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以故礼乐、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温饱完给而已。其后匈奴数犯塞，深入寇掠，北边置屯待战，转输络绎，因以年岁不登，百姓饥乏，谷籴常至石五百，不升一钱。前待诏贾捐之为孝元皇帝言：太宗时民赋四十，断狱四百余。案，太宗时民重犯法，治理不能过中宗之世，地节元年（前69），天下断狱四万七千余人，捐之言复不类。又文帝时政颇遗失。太中大夫邓通，以佞幸吮痈疡脓汁见爱，拟于至亲，赐以蜀郡铜山，令得铸钱。通私家之富，侔于王者、封君。又为微行，数幸通家。文帝代服，衣罽，袭毡帽，骑骏马，从侍中、近臣、常侍、期门、武骑猎渐台下，驰射狐兔，毕雉刺彘。是时待诏贾山谏，以为不宜数从郡国贤良出游猎。太中大夫贾谊亦数陈上游猎。案，二贾之言，皆见《汉书》本传。又《袁盎传》言上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盎谏乃止，知文帝确不免轻俊自喜。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谊又恶通为人，数廷讥之，由是疏远，迁为长沙太傅。既之官，内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书曰：‘阘茸尊显，佞谀得意。’以哀屈原离谗邪之咎，亦因自伤为邓通等所诉也。”案，《史》《汉》皆但云贾生为绛、灌之属所毁而已，不云为邓通所诉也，岂所谓为贤者讳邪？成帝曰：“其治天下，孰与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亦以遭遇匈奴宾服，四夷和亲也。”上曰：“后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几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语何从生？”向对曰：“生于言事。文帝礼言事者，不伤其意。群臣无小大，至即从容言，上止辇听之。其言可者称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后人见遗文，则以为然。世之毁誉，莫能得实。审形者少，随声者多，或至以无为有。……然文帝之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难及，似出于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聪明远识，不忘数十年事，制持万机，天资治理之材，恐文帝亦旦不及孝宣皇帝。”然则文帝乃中主，虽有恭俭之德，人君优为之者亦多。即以西汉诸帝论：元帝之宽仁，殊不后于文帝，其任石显，亦未甚于文帝之宠邓通也。文、景之致治，盖时会为之，王仲任治期之论，见《论衡》。信不诬矣。《汉书·东方朔传》：朔对武帝，言文帝身衣弋绨，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缊无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即刘向所辨世俗不审之辞也。《汉书》于朔事虽明为好事者所附著，然文、景《纪》中所举亦此等说也。信审形者之少，随声者之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