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吕思勉先生一生写过两部《中国通史》，一部是《白话本国史》，一部是《吕著中国通史》，后者也叫《中国通史》。为什么后一部“通史”会有两个书名？吕先生著书，不会自称“吕著”；但初版封面，却分明印有“吕著”二字？常有读者来问我这个问题。

原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吕先生将这部通史的上册，交给上海开明书店准备出版时，开明书店刚刚出版周谷城先生的《中国通史》，为了加以区分，开明书店的王伯祥先生便致信给吕先生，建议在封面上用小号字标出“吕著”二字，以便与周先生的《中国通史》相区分。所以，在初版的封面上，中间竖排“中国通史”四字，上面再横排“吕著”二字（小一号字体），书名确是《吕著中国通史》。但初版的书脊、扉页和版权页，却还是印作《中国通史》。后来书店重印周先生的《中国通史》，也在封面上加了“周著”二字；附在书尾页的广告也写为《周著中国通史》《吕著中国通史》。这样，开明书店出版的这两部“中国通史”，不仅开本一样，封面的设计、用纸也完全一样，就靠“吕著”“周著”二字来作区分。然而，吕先生自己并不称《吕著中国通史》，但凡涉及这部书的时候，吕先生都称《中国通史》。一九九二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印此书，整理者将“吕著”二字纳入书名，当时是要区别于吕先生的《白话本国史》。此后，《吕著中国通史》的书名，遂为学界所接受和沿用（下文简称《吕著》）。不过，近年来，也有出版社重印这部书时，仍以《中国通史》为书名，这也并不算错。

史学名家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吕先生的这两部“通史”有很高的评价，他在《通史的撰述》一节里，列举了当年“较近理想的”通史家七位、通史著作八种，说《白话本国史》“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他对《吕著中国通史》的点评是：

吕先生近著尚有《中国通史》二册（其体裁很是别致，上册分类专述文化现象，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

这里说的《中国通史》，就是这部《吕著中国通史》。顾先生概括这部书的特点有三：一是体裁别致，二是叙述与议论兼顾，三是批判的态度与石破天惊的新观点。这是确评。笔者围绕顾先生小结的三个特点，说点个人的理解与体会，或许可以给读者用作阅读时的参考。

一、关于体裁的别致

吕先生的这部通史，一册分类专叙各种文化现象，一册按时代顺序叙政治大事。这在中国通史的著述史上，唯此一家，独一无二。关于这部书的体裁，吕先生在书中有两点说明）其一，是由于学校授课内容的变动，这见之于书的《自序》。原来，这部通史是先生任教光华大学通史课程时编写的，初时，光华文学院院长钱基博先生，因怕大学的通史教学与中学重复，建议吕先生改讲文化史。不久（1938年），教育部的大学课程，将中国文化史的课程改为通史（强调要注重文化），则通史课程仍需讲授。这样，吕先生便把讲授的内容分成文化史、政治史两个部分。其二，是出于编撰内容上的考量，这见之于书的《绪论》。

吕先生说：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一为理乱兴亡，一为典章经制。这种说法，颇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所谓纪传，大部分是记载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的，志则以记载典章经制为主。表二者都有。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逆料明天。典章经制，则为人豫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永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

先生认为，古代史家将史籍记载的重心分为“理乱兴亡”和“典章经制”，在今日仍有借鉴的价值，只是范围要扩大，内容要调整。这个观念，不仅反映在《吕著中国通史》的撰写，也用之于他的几部断代史的著述。

通史，顾名思义它的著述是强调一个“通”字，不仅要有时间上的古今贯通，也要有内容上的融会贯通。所以，通常大家都认为，“通史”的最佳写法，是能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融为一炉。那么，《吕著》的撰写能不能将“理乱兴亡”与“典章经制”合成一体做融会贯通的叙述？最早有此疑问的、且当面请教过吕先生的，是杨宽先生。他后来写道：“吕先生一向认为通史体例远比旧式的史钞体例为优，早在二十年代初叶就采用通史体例写了《白话本国史》。为什么到晚年著作这四部巨大的断代史的时候，他反而不采用通史体例呢？”这里所说的“通史体例”，就是指像《白话本国史》那样将“理乱兴亡”、“典章经制”等内容做融会贯通的叙述。杨先生的询问虽是针对断代史，其实也同样可以解释《吕著中国通史》的体裁问题。吕先生的回答是：

当时运用这种通史体裁撰史的条件还不成熟，还需要做一番努力才有可能用这种体裁写出令人满意的著作。他说：必须拥有详确的史料，对各方面的历史发展情况作出正确的概况和分析，才有可能把复杂的历史情况真正贯通起来。由于前人对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史料没有做过细密的整理考核，我们今天要在短时期作出正确的概括和分析是困难的，加以融会贯通就更难办到。

其实，融为一炉的历史书写，不仅要对史料、史事“做过细密的整理考核”，还要能梳理出史事间的复杂联系，才能达到“融为一炉”。关于后一点，吕先生曾对张芝联先生（也是吕先生的学生）说过：

各时代之历史（各有其重要之因素……。但各时代重要之因素又有其共同之因素；如近代士习之陋，科举制度实为之；科举制度之弊，则与专制政体有关系。以科举制度说士习之陋，则觉其亲切而有味，略去科举制度而径以专制政体说明士习之陋，则如谈遗传者，忽其父祖而径称高曾，必不能见其真相矣。现今谈经济史观者，多说其牵强附会以此。以彼辈于史实所知太少，与经济现象只有间接关系之事，彼辈皆欲以经济现象直接说明之也。要之，最高原理为甲，由甲生乙，由乙生丙，必不能略去乙而径以甲说明丙，然乙及与丙同生于甲之现象，仍受统驭于甲，亦不可不知。如此层层推上去，较高之原理自可逐渐建立也。

换言之，史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联系网，只有弄清楚这个联系网（纵向、横向的，等等），弄清楚史事与史事间的联结点，才能做到对史事作融会贯通式的解读。所以，仅仅将一朝一代的政治、经济、刑法、文化等“剪开”分“贴”在各个章节（如各个朝代）加以叙述，看似是政治、经济的贯通，实在未必是真的“融为一炉”。而将“理乱兴亡”与“典章经制”分头叙述，看似分为专题，但专题上的论述仍需要、仍可以达到融会贯通。如果这样的理解不误，那么通史之“通”，不在于形式，主要在于内容。就书写方式（说话也是如此）来说，“通感”的表达不能仅靠史事的罗列，而要靠“叙”与“议”的兼用，这便涉及顾先生所说的第二个特点。

二、叙述与议论兼顾

关于史书中的“叙”与“议”，也要稍作一点说明。叙述就是陈述史实，议论就是作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读吕先生早年编撰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他曾在书的“例言”中一再强调，他编的教科书“只叙事实，不参议论”。他说：“研究科学，贵于注重客观的事实，减少主观搀杂的成分。这在自然科学尚然，何况历史是社会科学。至于编纂历史教科书，则更甚一层。因为傥将编者的意见参入，不但减少学者研究的精神，而且教者与编者，意见不同，便生窒碍。所以本书是只叙事实，不参议论。但是前此学者的议论，实系公允，而且成为史学界的常识的，也宜为相当的输入，仍一一注明其出处。 ”但为什么在撰写《吕著中国通史》时，不仅不避开“主观搀杂的成分”，甚至还加重了有关议论的分量，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这其实反映了吕先生在历史教学上的一个观念。

我们知道，历史教学与其他学科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它的教学内容总是要重复。无论是小学、初中、高中，还是大学，说起历史，总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具体人物。但在不同的学阶，它的教学目标和要求是不同的，这就决定了历史教学总需要在内容的详略粗细、叙事与评论的比重及深浅等方面做出相应的安排和设计。按吕先生的看法，高中的历史教学“贵在注重客观的事实”，而初中的历史教学“实在只要知道一个（历史的）轮廓”。他说：

（问学生）有一条河，其下流是以定期泛滥的，因此遗下很肥沃的土地，为世界上最古文明的源泉。这是什么河？在什么国里？不常读书的人，或者仓猝之间，竟记不起尼罗埃及的名字。然而只要这个人，是受过教育；他所受教育，不是白受的；总记得这条河是在非洲的北部，决不会误以为在欧洲、在亚洲，而河流与文明的关系，与最古文明的关系，他也还是了解的。如此，这个人的书，就算是没有白读。反之，在科举式的考试下读书，竟可以尼罗埃及等名词，背得烂熟，而这一条河，在历史上，在地理上，有何等关系；因而与人有什么关系；竟茫然不知。

这与古人说“对马的认识，在牝牡骊黄之外”是一个道理。

至于大学的历史教学，其目标和要求都要有较大的提升，这就是吕先生所说的）希望学生或读者“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豫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吕著中国通史》是大学的教材，夹叙夹议就成为它的特色。下文引一段《吕著中国通史》中的《赋税》一章，看看吕先生叙事与议论兼顾的特色。《赋税》一章有论间接税，吕先生是这么写的：

创设新税，自当用间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于农民。此义在先秦时（只有法家最明白。《管子、海王篇》说：要直接向人民加赋，是人人要反对的。然盐是无人不吃的；铁器亦不论男女，人人要用，如针、釜、耒、耜之类；在盐铁上加些微之价，国家所得，已不少了。这是盐铁官卖或收税最古的理论。此等税或官卖，古代亦必有行之者。汉代郡国，有的有盐官、铁官、工官、收工物税。都水官，收渔税。有的又没有，即由于此。当此之时，自应由中央统筹全局，定立税法；或由中央直接征收，或则归之于地方。但当时的人，不知出此。桑弘羊是治法家之学的，王莽实亦兼采法家之说；见第五章。所以弘羊柄用时，便筦盐铁，榷酒酤，并行均输、算缗之法；千钱为缗，估计资本所值之数，按之抽税。王莽亦行六筦之制。见第五章。然行之既未尽善；当时的人，又大多数不懂得此种理论。汲黯说：天子只该“食租衣税”。晋初定律，把关于酒税等的法令，都另编为令，出之于律之外，为的律文不可时改，而此等税法，在当时，是认为不正当，天下太平之后，就要废去的。见《晋书·刑法志》。看这两端，便知当时的人，对于间接税法，如何的不了解。因有此等陈旧的见解，遂令中国的税法，久之不能改良。

这是就亦叙亦论。再录一段：

移民实边，是一件最难的事。有移殖能力的人，未必有移殖的财力。国家出资移民，又往往不能得有移殖能力的人，空耗财力，毫无成绩。商人重利，其经营，一定比官吏切实些。国家专卖之物，如能画出一部分，专和商人出资移民的相交易，一定能奖励私人出资移民的。国家只须设官管理，规定若干条法律，使资本家不至剥削农民就够了。这是前朝的成法，可以师其意而行之的。又明初用茶易西番之马，含有振兴中国马政，及制驭西番两种用意。因为内地无广大的牧场，亦且天时地利等，养马都不如西番的适宜，而西番马少，则不能为患。其用意，亦是很深远的。当时成绩极佳。后因官吏不良，多与西番私行交易，把好马自私，驽马入官，而其法才坏。现在各民族都是一家，虽不必再存什么制驭之意，然借此以振兴边方的畜牧，亦未尝不是善策。这又是前朝的成法，可以师其意而变通之的。

这也是亦叙亦论，这里强调“师其意而行之”、“可以师其意而变通之”，那更是由古及今的叙论结合了。读了这两段文字，我们就会明白，“叙述与议论兼顾”是方法，目的还是在于他要“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判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提出他的一些观点与看法。这就是顾先生所说的第三个特点。

三、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判中国的文化和制度

古人说：“往事不可追，未来犹可期。”已经过去的往事，何以想去追思它呢？显然，历史中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的不完满。追想往事，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所以，用一种反思、批评的态度去回顾历史，这本是历史学的应有之义。对吕先生而言，“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是每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做的事。所不同的是，他的反思、批判包含了“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

石破天惊，通常用来形容一些新奇而惊人的议论观点。我想，与其强调吕先生议论的新奇惊人，倒不如说他说出了“人人都有、却人人都未能说出”的想法或观点。之所以不必强调新奇惊人，那是因为吕先生的评论，都是本着常识。它们既不新奇，也不惊人。读者只要本着常识就能理解。比如《吕著中国通史》第十五章《教育》，吕先生讨论了教育事业以及宋代书院的价值，他写道：

凡国家办的事，往往只能以社会上已通行的，即大众所公认的理论为根据。而这种理论，往往是已经过时的，至少是比较陈旧的。因为不如此，不会为大众所承认。其较新鲜的、方兴的，则其事必在逐渐萌芽，理论必未甚完全，事实亦不会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提给大众看，国家当然无从依据之以办事。所以政治所办理的事情，往往较社会上自然发生的事情为落后。教育事业，亦是如此。

接着，吕先生叙述了宋代的书院之设，说都是当时有道德学问者所提倡，或为好学者所集合；他们都是无所为而为之，所以能够真正研究学问等等。随后，吕先生又写了一段议论：

新旧两势力。最好是能互相调和。以官办的学校（代表较旧的、传统的学术；以私立的学校。代表较新的、方兴的学术；实在是最好的办法。

教育指望全由国家来包办，那政府一定是举鼎绝膑、力不能及。这本是常识，也是社会科学的成说。如此，宋代的书院制度留给后人的启示是什么呢？私立教育是否只有分担政府负担的功能呢？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的不同究竟在哪里？吕先生由书院之制的叙述，进而议论到公立私立的差异，强调它们的不同，根本上在于代表了思想上、学术上的新与旧。教育是社会的事业，官府不该包办；社会办的事业与官府办的事业，有新旧的差异。这都是常识。只要常识健全，理解上不会有什么困难。

又如《族制》一节，吕先生在叙述了中国历史上家庭制度的变迁后说：

中国社会，（一）小家庭和（二）一夫上父母下妻子的家庭，同样普遍。（三）兄弟同居的，亦自不乏。（四）至于五世同居，九世同居，宗族百口等，则为罕有的现象了。……在经济上，合则力强，分则力弱，以昔时的生活程度论，一夫一妇，在生产和消费方面，实多不能自立的。儒者以此等家庭之多，夸奖某地方风俗之厚，或且自诩其教化之功，就大谬不然了。然经济上虽有此需要，而私产制度，业已深入人心，父子兄弟之间，亦不能无分彼此。于是一方面牵于旧见解，迫于经济情形，不能不合；另一方面，则受私有财产风气的影响，而要求分》暗斗明争，家庭遂成为苦海。试看旧时伦理道德上的教训，戒人好货财，私妻子、而薄父母兄弟之说之多，便知此项家庭制度之岌岌可危。

他又说：

不论何等组织，总得和实际的生活相应，才能持久。小家庭制度是否和现代人的生活相应呢？历来有句俗话，叫做“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可见所谓家庭，实以扶养老者、抚育儿童，为其天职。然在今日，此等责任，不但苦于知识之不足，如看护病人，抚养教育儿童，均须专门智识。实亦为其力量所不及。兼日力财力言之。如一主妇不易看顾多数儿童，兼操家政。又如医药，教育的费用，不易负担。在古代，劳力重于资本，丁多即可致富，而在今日，则适成为穷困的原因。因为生产的机键，自家庭而移于社会了，多丁不能增加生产，反要增加消费。如纺织事业。儿童的教育，年限加长了，不但不能如从前，稍长大即为家庭挣钱，反须支出教育费。而一切家务，合之则省力，分之则多费的，如烹调，浣濯。又因家庭范围太小，而浪费物质及劳力。男子终岁劳动，所入尚不足以赡其家。女子忙得和奴隶一般，家事还不能措置得妥贴。

传统的小家庭，能否与现代人的生活相适应？能否担当其养老抚幼的责职？今日的年轻夫妇是否还是忙得像“奴隶一般”？吕先生说）“我们对于一种制度，要想加以讨论，总是觉得这种制度，有不甚妥帖之处，而后出此。倘使这种制度，更无弊病，人们是不会想到去讨论他的。所以在讨论之先，必须深究其弊之所在，然后考虑其究竟可以改良？抑或必须革命？”《这就是吕先生研讨“宗族”“家庭”等问题而真正想安顿的落脚点。他认为）学习历史，所探求的是“理而非事”，“既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所希望的是读者能“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豫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读了上面引录的《吕著中国通史》议论，我想起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的《导言》里写有的两句话）“过去和现在成为一对分不开、拆不散的伴侣。”“历史本质上是以未来的名义对当代提出的警告。 ”确实，没有对现实的关切，没有对未来的热爱，一个历史学者如何会去思考和追问这样的问题呢？史家对历史的热爱，和对现状与未来的关切，也可以有多种方式。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温情与敬意”是一种方式，吕先生《吕著中国通史》的“冷峻的批评”也是一种方式。如将钱先生的《国史大纲》与吕先生的《吕著中国通史》相比较，那么读钱书，如同与慈母谈心；读吕著，则如同与严父对话。一个人的心智如要得到健康的培育，既要有慈母般的温情谈心，也要有严父般的冷峻对话。史学经典的阅读也是如此。然而，对吕先生来说，对历史持一种冷峻的批评态度，全是出于他的治学的目的。他说：

大凡一个读书的人，对于现社会，总是觉得不满足的，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必先对于现状，觉得不满，然后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若其对于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做学问干什么？所以对于现状的不满，乃是治学问者，尤其是治社会科学者真正的动机。

我曾说：吕先生写的中国通史，都有他的特色，不同层次上，都适合用作学史的入门书。“入门书”三字，不可误解为只适合于初学者的书。其实，吕先生的中国通史，都是浅而不陋，深而不玄，既适合用作通俗学习的入门书，也可以当作深入研读的经典书。其冷峻的批评态度，本是历史学习的应持的立场，也是我们滋养心智的必需品。这就是《吕著中国通史》作为中国通史方面的经典书，能够经久不衰、常读常新的真原因！

张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