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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社会治理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断调整和完善社会治理方式，西方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治理经验，形成了众多的社会治理理论，社会治理的理想、主体、体制和运行机制都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二战以后，对社会治理具有重大实际影响的理论，从社会政策层面来说，主要有福利国家理论、“第三条道路”理论，从社会治理主体和方式角度来看有“新公共管理”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等。
社会治理的发展演变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特定的历史条件状况密切相关。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发展演变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相伴随的。西方主要生产方式经历了自由竞争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和全球化市场时期，其理论研究大体经过了产生、发展与反思三个大的发展阶段，西方社会治理的实践也大体上经历了政府有限社会治理阶段、政府全面社会治理阶段、社会治理改革阶段。
1）自由竞争时期：政府有限社会治理阶段
从18世纪中后期的工业革命到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在这一时期，资本所有者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由竞争、自由经营和自由贸易。政府对社会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政府与私人领域相分离，即公共部门与市场相分离，政府公共权力的行使以不干涉私人领域为前提。因此，政府充当社会的“守夜人”，承担了较少的社会管理职能。社会管理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和社会安全领域，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权利学说、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学说和人民主权学说中对公权与私人领域的分离都做了描述和宣扬。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个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是自然法为人类规定的自然权利”，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是社会的“守夜人”。以追求社会和谐、社会均衡为目标的社会秩序理论的产生，是西方社会治理理论产生的标志。但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思想占社会主流，政府的社会治理职能有限。政府的社会治理职能主要是进行社会秩序管理，济贫的职能由政府承担，但其履行尽量利用非政府组织进行。社会济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之一，但在早期主要由教会组织的社会慈善机构来承担。西方国家的教会慈善救济有着比较长久的历史。尤其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竞争的加剧，为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一些教会在社区纷纷建立慈善组织。例如，1869年，英国伦敦成立了第一个以济贫为主要功能的社区服务组织——慈善组织会社。
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全面社会治理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主要国家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随着竞争的加剧和资本的膨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跌宕起伏，这一时期既是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又是国家全面干预社会治理的时期。一方面，两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焕发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激烈而无序的竞争也带来了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的灾难；另一方面，劳动人民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程度日益加深，不断陷入贫困之中，西方国家对此采取了全面干预经济的措施，建立和完善福利国家。尤其是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学说为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建立福利国家制度和强化社会治理奠定了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在这一时期，政府的社会治理职能不断加强，社会治理的领域不断扩大，政府干预涉及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事业、社会治安、社会稳定等领域。二战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也是福利国家建立和完善的阶段。“ 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使人们认识到市场的作用是有限的，凯恩斯主义兴起，政府在社会管理格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 ”由其倡导的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宏观控制得到重视，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福利理论与福利国家理论使西方社会治理理论逐渐走向成熟，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社会关系管理制度，努力建设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始终注重提高消费需求，以促进充分就业、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作为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标。
一是普遍建立起覆盖面广、保障项目多、保障水平高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这主要表现在：医疗、养老、失业等完善的社会保障使民众生活无忧；名目繁多的福利补贴提高了民众实际收入，其中包括家庭补贴，各种医疗现金补贴；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成为民众的法定权利。二是建立和完善基本社会关系管理制度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基本社会关系主要是指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文化、科技、法律等其他社会关系。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资本与劳动合作的制度，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种资本与劳动合作的制度主要体现在劳资关系和集体劳动权利的管理上，如利润分享制度化、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劳资共同决定制度等。三是扩大政府投资，刺激消费需求，促进充分就业，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四是加强社会安全防护，维护社会稳定。二战的创伤以及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刺激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盛行，造成了西方国家普遍的个人精神和信仰的空虚，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家庭危机、吸毒、酗酒、犯罪、精神病发病率不断上升等。此外，政府机构的不断膨胀，政府职能的无限扩张，以及僵硬的科层制和官僚作风使民众的不满情绪高涨。不断爆发的各种妇女、种族和学生运动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使得政府不得不采取高压手段以维持社会秩序。
3）全球化市场时期：社会治理改革阶段
20世纪后半期，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信息革命”日趋成熟并广泛渗透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国际分工不断扩大和深化，世界各国形成多层次、多向性的联系和依存关系；西方各国原来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分化并重新组合，“公民社会”日益壮大并要求更多地参与社会管理过程，希望公共行政改革的过程是一个更大程度还政于民的过程。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一方面使得资金、技术、信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效率的提高，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增加了各种贸易和金融风险，加剧了世界各国的竞争。
20世纪70年代，沉重的社会福利压力和社会管理上的失误，使西方国家出现了自身难以克服的社会危机，政府社会管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开始反思福利国家建设理论，出现了重视教育、就业培训、科技与知识投入的“第三条道路”理论、“社会投资型国家”理论、“风险社会”理论，标志着西方社会治理理论进入了反思阶段。因此，在全球化市场时期，西方国家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全面参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创新，增加社会事业的投入，注重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社会管理出现了新的动向，调整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已成为一种时代呼声。
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先后对传统公共管理进行了改革，不断改革和调整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和社会政策。英国现代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和“社会投资型国家”理论。这是西方高度现代性社会面对全球化同时带来的风险和机遇所做出的回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英国布莱尔政府的推动，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先在英国，继而在欧盟、美国演绎成一种新的思潮。英国布莱尔政府以教育、培训、基础科技领域为主要投资方向，以人力资本投资为核心，将“消极的福利国家”转变为“积极的福利国家”或“社会投资型国家”。美国克林顿政府从1993年开始推行大规模的政府改革，即“重塑政府运动”，改革的内容是精简政府机构、裁减政府雇员、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机制以及推行绩效管理。1986年，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该书指出我们正处在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这种转型正在以全球规模悄悄地发生。针对风险社会，许多学者提出要实施全球治理，以此来避免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风险。
这一时期社会治理的主要特点：在社会福利方面，改革福利国家制度，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实施积极充分的就业政策，将“福利”转变为“工作”，并适度限制福利支出的增长，达到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目标，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走向多元化和民主化。 在管理模式方面，积极寻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主动利用基本社会组织、社会利益群体、非政府组织进行社会协作治理，重视社会资本、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探索公民参与，政府、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共同治理的社会管理模式，社会管理的主体由政府一元主体走向多元主体协作治理 。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和促进社会发展，不断调整和完善社会治理方式，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治理经验，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社会治理理论。二战后，对社会治理具有重大实际影响的理论主要有福利国家理论、“第三条道路”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等。前两者主要是从社会政策层面出发的，后两者主要是从社会治理主体和方式的角度出发的。
国外关于全球化对社会治理影响的研究，一方面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切入点和理论背景，另一方面为我国学者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借鉴。同时，各国在这一领域的实践为我国社会治理机制改革和创新提供了借鉴。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既十分紧迫又需要长期努力 。
1）社会控制理论
社会控制理论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理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社会学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的社会学家开始关注社会控制领域，从社会学的层面对社会控制系统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对社会控制的原理、方式及其变迁进行了研究，应对广泛存在的转型期越轨行为，探寻社会秩序的实现。
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学家罗斯作为第一个系统提出“社会控制”概念并进行大量研究的学者，极大地推动和丰富了社会控制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美国经济社会迅速变迁的时期。这一时期内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移民，导致私有观念的极度增长，使得人性中的“自然秩序”遭到破坏，越轨行为频繁发生。因此，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共赢机制来维护社会秩序。社会控制是由舆论、法律、信仰、社会暗示、宗教、个人理想、礼仪、艺术、人格、启蒙、幻象、社会价值观、伦理法则等多种手段来实施的。而这些与社会心理密切相关。罗斯的社会控制理论是积极的，确保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以某一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所实施的阶级控制。这就要求实施社会控制的主体必须是社会集体利益的保障者，具有正义、友善、无私等美好道德，而不是有着私利动机的阶级统治者。当然，社会控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控制由于需要、阶级、文化和习惯等因素的变化，必然会发生变迁，但是这种社会变迁应当有利于人类的福利，有利于个人的自由，促进社会竞争，从而达到保护社会财产和精神财富的目的。罗斯的社会控制理论是建立在社会美德基础上的优于自然秩序的社会管理理论。 社会控制的实施在于确保社会公共利益和共同秩序，而这为政府等社会公共管理部门实施社会控制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 。
2）福利国家理论
“福利国家”一词最早由英国大主教威廉·坦普尔在1941年提出。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贝弗里奇向英国内阁提交的《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报告》）正式采用“福利国家”的表述，按照报告规划，英国政府开始实施“贝弗里奇计划”，并于1948年宣布建成“福利国家”。之后，瑞典、法国、丹麦、挪威等国纷纷成为“福利国家”。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黄金时期”，普遍福利政策的广泛实施，逐步实现了社会保障全民化。 到20世纪70年代末福利国家的“黄金时期”结束之前，西欧社会开支占国民收入总值的比例已经超过45% 。20世纪70年代以后至今，西方福利体制进入调整和改革期。 福利国家理论的基本观点 如下：第一，只要政府实行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社会福利等政策，通过对遗产和收入实行累进所得税、举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等措施，就可以解决市场经济存在的许多缺陷，如失业、贫困和不平等。第二，一个国家只要致力于经济增长，使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并使国民享有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等福利待遇，就算得上是一个福利国家。第三，福利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和监督，扩大社会福利，实现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
福利国家模式在世界主要国家得到传播和复制，成为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象征。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鼎盛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起，社会保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普遍福利政策的广泛实施、“福利国家”的纷纷出现。普遍福利型的社会保障政策，使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扩展，逐步实现了社会保障全民化，并在西方世界建立起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国家保障体系。
福利国家以国家对社会领域的积极干预为典型特征。这种干预行为在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恢复和发展中，对于稳定社会秩序、解决战争遗留创伤、促进就业、发展经济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福利国家的实施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其持续性不断受到质疑。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学术界就已意识到社会福利制度的严重弊端，这些弊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中均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暴露出来。这表现在：一方面，福利国家政策加重了福利国家政府的财政负担，赤字严重；福利国家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缺乏持续性。另一方面，是众所周知的问题，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造成了西方国家严重的“懒惰病”。社会成员工作积极性受到很大损害，自愿性失业严重，社会成员享受福利的“搭便车”现象十分普遍。社会面临着丧失活力和发展动力的潜在危险。此外，十分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福利刚性等因素使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和危机更为严峻。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工业国家的国家形态，是为了应对工业化和市场化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生存危机所实施的一项国家干预行动，却在发展中遭遇了严重的制约问题。当前，改变政府崇尚福利多元主义或混合的福利经济的新思想正在重塑西方国家的发展。一种新的不同于福利国家理论的福利社会观念正在西方兴起，与之相随的是社会管理和治理理念的变化。
3）“风险社会”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风险社会”（risk society）。在风险社会理论看来，风险社会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性，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和科技现代性内部裂变所产生的现代性的新发展，是现代性发展的继续。和吉登斯的晚期现代性观点类似，贝克并不认同现代性的终结，人类社会仍存在着一个完全现代性的阶段。当今工业社会日益消逝，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而是表明一种更加充分现代性的开端——这种新的现代性是一种超越古典工业设计的现代性，也可以称为反思性现代性或者第二次现代性。
在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了。当全球化到来时，这种“风险的逻辑”便超越了“生产的逻辑”。占据当今时代中心舞台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表现为对人类及其他生命体的不可抗拒的威胁，如环境污染、核事故等。因此，超越工业社会的风险社会，则将人们从工业社会的不确定性和生活模式中解放出来。
4）“第三条道路”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受到自由主义的强烈批评。新自由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反对政府干预，反对福利国家，主张市场自由主义。该理论认为福利国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福利国家“给它所设想的受益者——被它界定为弱者、贫穷者和不幸者的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上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认为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好方式，对市场的任何干预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市场是“永动机，它们只需要一个法律框架和不干预它的政府，就能提供不间断的增长 ”，而增长是最好的社会政策，政府再分配不能真正解决贫穷问题。20世纪80年代，西方各国普遍将新自由主义或新右派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采取减少社会福利支出的社会政策。西方学者经过对福利国家的反思和政策调整，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了“第三条道路”理论。“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的意义在于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第三条道路”政治支持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这种经济试图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动力机制的同时，把公共利益作为一项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 。它主张动态地看待平等问题，强调机会均等同样需要再分配。“ 对福利制度的改革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哲学的一个主要部分。 ”“第三条道路”关于福利的基本观点就是，倡导一种积极的福利（positive welfare），主张用“社会投资国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的概念取代“福利国家”的概念。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资助；“ 积极福利”的福利开支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包括企业）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这种福利不仅关注富人，而且关注穷人 。
5）“新公共管理”理论
这一理论缘起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造成的“滞胀”困境以及对传统官僚制管理模式弊端的反思。所谓“新”，是相对于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科层制）基础上的传统公共管理（公共行政）来说的。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突出的特征是：通过法规和等级权威实施管制；政府是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唯一提供者；政治与行政分开，文官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行政必须由终身受雇的职业化官僚担任，等等。“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NPM）有不同的名称，如“管理主义”“企业化政府”“市场导向型公共行政”等。它的内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人们往往把它与商业管理、市场机制、“三e”（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和效益）联系起来。《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把在新公共行政的模式中公共服务组织的规范性含义概括为：“ 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宁要小规模机构不要大规模机构的倾向；宁要劳务承包而不要通过没有终结的职业承包而直接劳动的倾向；宁要提供公共服务的多元结构（宁可出现多种提供者的竞争，并存在使用者对供给者运用控制手段，如美国选举产生的校董事会制度）而不要单一的无所不包的供给方式结构的倾向；宁可向使用者收费（或至少是指定了用途的税收），而不是把普通税金用于资助不具公共利益的公共事业的基础的倾向；宁要私人企业或独立企业而不是官僚制作为提供服务工具的倾向。 ”“ 新公共管理”在许多方面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的范围：它关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而不只是管理者本身；它重视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但政府不再被认为是唯一的管理主体；它本质上仍然是统治手段，却强调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 。然而，“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模式也绝不是完美无缺的，对于其内在缺陷及其以此为取向的政府改革前景如何，国内外仍持有不同评价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观点。
6）治理与善治理论
长期以来，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新公共管理”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是，随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政治与行政的关系在理论上的重新定位，官僚制下的“统治”概念已无法涵盖“新公共管理”所引发的一些新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英国学者罗伯特·罗茨在分析梳理几种不同的治理定义的基础上指出：“治理标志着统治（government）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指的是一种新的管理过程，或者是一种变化了的有秩序的统治状态，或者是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发布了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下了如下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 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J.N.Rosenau）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的治理》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 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 。 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对流行的各种治理概念做了一番梳理，认为作为一种理论的治理有五种主要的观点 。可以看出，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不可能是万能的，它也内在地存在着许多局限 。
治理理论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的传统思维方式，即市场与计划、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它把有效的管理看作是两者的合作过程。在西方的治理理论中也存在着一种危险的倾向，尤其是全球治理理论，强调治理的跨国性和全球性，削弱国家主权和主权政府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客观上有可能为强国和跨国公司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国际霸权政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所以， 对于治理理论，特别是全球治理理论的这一危险倾向，必须给予高度警惕 。
法国学者斯莫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善治”的概念。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在斯莫茨看来，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6个：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 。善治（good governance）是治理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过程。 有学者认为善治有以下基本要素：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和公正 。
总之，善治的过程是一个还权于民的社会治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民广泛参与、政府与各级各类社会组织有效合作，良性互动，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得以实现。可见，健全和发达的社会组织是实行善治的基础。各国因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千差万别，善治的程度也有很大不同。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广泛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国际组织倾向于使用善治这一分析框架分析国际国内问题。近年来，作为治理理论发展形态的善治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逐渐显示出它的理论魅力。
受到地区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各个国家和地区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社会治理模式差异。其中，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兴移民国家特别强调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市场取向型社会管理模式；以英国、瑞典为代表（包括法、德等国家在内）的西欧和北欧国家形成了以中央政府福利干预为核心的福利国家取向型社会管理模式；而东亚国家受转型前威权国家特征的影响而形成了国家支配型社会管理体制，并试图在市场和福利国家的不同取向中实现平衡。 这三种模式是在结合各地区历史、文化等国情因素和现实实践特征的基础上得出的，作为社会管理基础，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关系的不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社会管理模式 。
上述主要介绍的几种理论，均有其复杂的理论渊源和实践背景，学术界对它们的评价褒贬不一，在不同地区的实践也有很大差别。以上要点绝不是这几种理论关于社会治理意义的全部论述，更不可能概括理论本身的全部内涵。即便如此，对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也已经足够。我们至少能从中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社会治理没有统一的模式。任何一种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都是特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借鉴国外的经验和理念，必须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能简单“拿来”。例如，关于发展社会保障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针对一些人脱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搞福利国家的观点指出，我们“ 反对现在要在中国实现所谓福利国家的观点，因为这不可能。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共十七大报告才提出“ 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的发展目标。
第二，正确认识“福利国家”。我们应从政治学层面认识“福利国家”，把它作为政治学概念。无论是“福利国家”“福利社会”，还是“第三条道路”理论主张的“社会投资型国家”，都意在强调国家的社会职能。“福利国家”正是资产阶级为维护其政治统治而突出社会治理职能的一种改良资本主义的国家形态，它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改良“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 ”。这种改良的实质是，“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马克思、恩格斯这一科学判断用来分析“福利国家”同样是正确的。“福利国家”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而且“ 实际上，创立福利国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 ”。“福利国家”在一百多年的实践中，有得也有失。对此，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政界和学界好像过多地关注了“福利国家”消极的一面，如政府财政压力增大、有悖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竞争精神、助长懒惰之风、阻碍经济发展等，而对其积极的一面关注不够，如通过突出国家的社会职能，克服市场失灵、促进社会和谐、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等。另外，近年来，西方国家对“福利国家”的反思也并不是对其进行全盘否定。
第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构建新型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无论是“第三条道路”理论用“社会投资型国家”取代“福利国家”的主张，还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理论，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主张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互动，以高效地实现公共利益。为此，就要进行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建立健全政府与社会开展合作的体制机制。我国经历了长期的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的阶段，当前，加强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把握西方社会治理的规律，积极借鉴有益成果。
总之，国内外社会治理理论的研究都在发展之中，尤其是我国的社会治理理论研究还很不成熟。国内2000年前的整体性研究以及取得的部分成果已失去了其实践基础，而且在概念上也易与目前提出的“社会治理”概念相混淆。但整体性研究也包含狭义社会治理的研究，如对社区、社会组织、社会保障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更重要的是这种探索的开拓性意义，它将为进一步的探讨提供宝贵的启示。 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有益成果，是深化我国社会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经验 。
“社会治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多表述为“社会管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及其所涵盖的知识体系，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根据30多年来的研究状况，对社会治理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引进（1980—1992）。该阶段主要涉及国外尤其是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理论。如（苏）В.Г.阿法纳西耶夫的《社会管理中的人》（贾泽林等译，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苏）С.И.波波夫和Б.И.休休卡洛夫的《社会认识和社会管理》（赵承先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苏）A.M.奥马罗夫的《社会管理——某些理论与实践问题》（王思斌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保）M.马尔科夫的《社会管理学》（俞仲文译，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社会主义相关著作。在引进的同时，我国学者也开始了对社会管理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如施九青著的《社会管理体制中的党政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马洪、孙尚清主编的《经济社会管理知识全书》（1—4）（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王兰垣、金愈庆、荣长海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动·社会制度》（白山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把社会管理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专门问题，单列一节进行了全面阐述。田杰、林德根主编的《社会管理哲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管理活动和理论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分析研究。
第二阶段：创建（1992—2002）。该阶段，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社会管理，出现了一些研究社会管理的专门著作，但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研究的盛况相比，明显不足。能够收集到的成果有：《社会管理学概论》有三个版本，分别由童星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商英伟等编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风笑天等编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此外，还有王兰垣等主编的《社会管理学纲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张明锁编著的《社会管理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和赵万里等著的《中国社会管理引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刘瑞主编了《社会发展的宏观管理》（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版）。严实编著的《新加坡的廉政与社会管理》（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介绍了新加坡概况，良好的社会秩序，精神文明建设及管得严、管得好的几点启示。马志刚，刘健生所著的《新加坡的社会管理》（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介绍了新加坡的基层组织、公共行政制度、法律与执行、社会福利政策、住房问题及税收、教育、人口、公务员制度等。骆承烈、张林主编了《儒家思想与社会管理》（黄河出版社1997年版）。此外，还有白锡能、骆沙舟主编的《基层社会管理与基层政权建设》（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一阶段的研究围绕我国社会管理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理论探索和框架梳理，既有总体性的理论架构，也有具体部门社会管理的专题探讨，呈现出深入细化的研究趋势。
第三阶段：深入（2002—2012）。2003年的“非典”，尤其是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有关社会管理的研究明显增多，学术论文成倍递增。仅2011年，直接以“社会管理”命名的就有图书74种，论文3891篇，各种文章19882篇。代表性的著作有窦玉沛主编的《社会管理与社会和谐》（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郑杭生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6——走向更讲治理的社会：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丁元竹所著的《社会发展管理》（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黄舜著的《中国社会管理研究》（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7年版）、邓伟志、张钟汝、范明林主编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境外公共政策扫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何增科主编的《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邓伟志主编的《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冯必扬等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魏礼群主编的《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这一阶段，有关社会管理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进展，包括概念的界定、特征、分类、发展环境与发展特征、国外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介绍以及对个案的实证性研究等，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很好的借鉴。
第四阶段：繁盛（2012年至今）。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在第七部分“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中，将社会建设置于“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整体布局中，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社会治理研究也必将成为社会科学领域长期的重要研究课题。历史研究是现实研究的基础，社会治理发展道路的研究意义和价值也将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凸显。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社会管理”表述为“社会治理”，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独立成篇，“社会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不仅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战略规划中受到重视并在实践中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且在学术研究领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顺应当前社会发展形势，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热点，也是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涉及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
2014年，是社会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一年，政府向社会放权力度加大，中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进入新阶段。2014年，有关社会治理的研究急剧增多，仅以“社会治理”或“社会管理”为标题检索读秀，中文图书41种，期刊论文1702篇，学位论文80篇，主要集中于政治学、法律、社会学、历史学方面，社会治理现代化成为研究热点，主要领域有社会治理体制、社会组织、社会矛盾化解和公共安全研究。综合研究报告有《2014中国社会管理发展报告》（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管理问题研究中心，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4）》（郑永和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3～2014）》（殷星辰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分析了社会治理的形势、发展现状，在对实践探索进行了考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国家行政学院 龚维斌主编的社会体制蓝皮书《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报告（2014）》，主要内容包括社会管理体制、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社会管理机制和社会创新典型案例，从不同侧面回顾和总结了我国社会管理的发展、变革，对2014年的改革走向进行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上报告的作者有的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有的是从事该领域管理工作的专家型领导，均具有较高的权威性。由王伟光主持的“全面深化改革研究书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6—10月陆续出版）包括15个分册，书系中关于社会治理的著作有俞可平著的《论国家治理现代化》、李培林著的《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王名等著的《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李友梅等著的《城市社会治理》等4部，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治理发展的重要参考。 着眼于历史演化、变迁方面的作品有严强的《社会治理演化的历史考察》 、 王学杰的《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的主要工具及其反思》 、代山庆的 《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 、孙柏瑛等人的 《十年来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组织的行动路线——基于多案例的分析》 、刘震等人的 《社会治理的嬗变：历史、现状与展望》 等。
就目前社会建设史的研究现状而言，远没有跟上其他学科社会建设研究的步伐，没有起到为相关研究提供历史依据、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发展规律的作用。突出问题是：研究领域比较狭窄，还存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关注领袖人物和政府决策的偏向；研究问题挖掘深度不够，很多研究停留于对历史过程的简单描述，理论分析比较单薄；缺乏长时段的全景研究，个别事件、地域的研究相对较多。
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理论或政策建议，应该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不仅要求在逻辑上是严谨的，而且要求这个逻辑体系是从历史事实中归纳出来的，是能够回到历史事实中去接受检验的。当前的社会治理研究已取得了重要的理论进展，但仍远远落后于社会治理创新迅速发展的实践，已有的研究成果缺乏具有总体性、前瞻性和发展性的战略视角，大多存在以下缺憾：一是对策建议多而基础研究少；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照搬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或“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治理，另一种是一味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三是缺乏史学的视野和历史的分析。大量关于社会治理发展和建设的理论或政策建设，不是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历史规律出发，而是从某个断面或局部的经验事实出发，甚至从某种舶来的、先验的政治价值观出发去建立自己的观点，不可能做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从国内外研究的现状来看，学者们对社会治理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进展。中国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制度、文化背景，在社会转型时期，又存在许多变动性和不确定性因素，这使得社会治理的形态非常复杂，运作中出现种种问题。与社会治理创新迅速发展的实践相比，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需求，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社会治理的研究缺乏具有总体性、前瞻性和发展性的战略视角，大都存在以下缺憾。
一是急功近利，导致对策建议多而基础研究少。由于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做支撑，对中国国情下的社会治理机制分析不够，大量对策建议失于肤浅和片面。
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按照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或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治理，相关研究更多的是“移植”西方相关理念，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单位社会”等中国具体国情的冷静分析和清醒认识。另一种倾向是一味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社会治理基本理论是从国外引进的，但我国的社会治理具有自己的特征，需要把国外的理论和我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理论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放在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上面。
三是缺乏大历史的视野和历史的分析。大量关于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或政策建设，不是从中国社会及政治发展的整体历史规律出发，而是从某个断面或局部的经验事实出发，甚至从某种舶来的、先验的政治价值观出发去建立自己的观点，未能做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一些神学理论，如上帝创世论，单就逻辑而言也是完备的，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经不起历史事实检验。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理论或政策建议，应该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不仅要求在逻辑上是严谨的，而且要求这个逻辑体系是从历史事实中归纳出来的，是能够回到历史事实中去接受检验的。研究视野又往往局限于对当前社会治理实践的研究，对于社会治理的历史发展的深入探讨和社会治理创新的战略发展定位的研究较为欠缺，有关社会治理的历史发展仅是其理论论述的背景，言之不详。迄今为止，尚没有一本专著把整个转型中社会治理变革的发展历程作为研究对象。
因此，迫切需要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历史发展变革进行系统研究，理清社会治理发展的基本脉络，探讨社会治理发展变革的内在规律和逻辑演进过程，分析社会治理的得失经验及发展趋势，从中总结和发现规律，并进行理论概括，从而为有效应对社会治理迅速发展态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实际上，只有理性分析中外在制度背景、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基本国情以及面临的现实问题上存在的诸多差异，充分考虑我国的特殊社会体制和政治法律文化背景，才能真正将各国制度的精华提取出来，为我国社会治理发展提供制度借鉴，为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奠定系统的理论基础。加强社会治理研究，有助于发现规律，总结经验，提供政策建议，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技术水平，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加强社会治理研究，有助于化解矛盾纠纷，维护人民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加强社会治理研究，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建设提供借鉴，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