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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这个矛盾的运动过程中，前者总是起决定作用。而在毛泽东晚年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中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他最重视的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变革，相对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对于怎样“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对共产主义社会的阐述也不清楚，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对社会性质的判断出现了另一端的偏差，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和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求纯，以为通过发动全民大炼钢铁便可以快速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通过大办人民公社就能够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社会的主要构成是农村社会。 1958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谈到对未来中国农村组织形式的设想时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幼儿园，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 。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决议》还宣布“ 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于是，大办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试验的全民运动迅速在中国农村广泛开展起来。 到1958年10月底，全国74万个农业社就改组合并成2.6万个公社，加入的农户占总数的99%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 。
人民公社初创时，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和军事共产主义社会性质，试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普遍平等、平均的理想社会。毛泽东觉察到平均主义错误，并开始予以纠正。1958年10月，他派人到最先在全国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七里营去调查。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这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 。1958年11月到1959年2月，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决定整顿人民公社，批评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的错误。 《郑州会议纪要》提出：现阶段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八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离高度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 离开这些，就谈不到进入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社会 。毛泽东阐述的划清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界限、商品生产的性质与不同社会制度相联系等观点，对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进行初步反思，不仅对向共产主义社会盲目过渡提出警示，而且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平均主义错误进行了初步纠正，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是在继续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总前提下，作为处理局部问题进行的，还没有从社会发展长期性的角度去改变急于求成的观念，因此是不确定和不彻底的。毛泽东认为，他设计的理想社会是可以通过不太长时间实现的。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针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五七指示”中，毛泽东勾画了一幅理想的社会主义蓝图，把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大学校：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信中对社会各阶层做了广泛的类推：“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这封信对中国未来的社会模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有构思宏大的设计。毛泽东认为，必须发动一场阶级斗争——“文革”。这是毛泽东在超越社会阶段、淡化社会分工“大跃进”运动之上设计的继续坚持的理想社会模式。
“文革”期间，在“把各行各业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下，中国的社会建设走上了一条“五七”道路。机关、学校、企业、部队都办起“五七”工厂、“五七”农场、“五七”大学。“五七指示”成为中国治军、治民、治国的社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