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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工作本来就与社会管理有着十分直接密切的关系。社会管理的对象是人，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说到底是做群众工作。广大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管理的对象，又是社会管理的主体，离开人民群众的广泛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也就无从谈起。
在新中国社会管理探索中，很快发现，无论是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利益，最终都要落脚到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上。而我们许多工作上的失误，包括由此引发的种种矛盾，不少都源于我们的群众观点、群众立场、工作方法出了问题。 毛泽东明确把罢工、罢课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我们一些干部犯了官僚主义，是由于这些人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而是骂群众、压群众，以致引起群众的不满 。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特别强调在社会管理中要坚持群众路线。他反复指出，在执政条件下要始终牢记“两个务必”，继续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整顿和改进我们的作风。他直截了当地指出：“ 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 ”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很自然地把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贯彻到治国理政之中。为了广开言路，动员群众，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政治治理的积极性，共和国政权在制度建设方面做了创造性的设计：常规的有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非常规的和补充性的有人民信访制度、人民调解制度。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情况的报告做了批示：“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情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 ”批示发至县以上机关党委、党组，成为信访工作制度化建设的开端，指明了信访工作的性质和主要功能。 1951年6月7日，政务院颁布《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对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的原则、机构设置都做了相应的规定 。从1951年7月到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和中直机关有12个部门设立了接待室、人民信件组等专门机构，其他许多部门也配备了专兼职信访干部。 许多大行政区、省、自治区和市先后设置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专门机构，配备了专职干部 。1957年5月，全国第一次信访工作会议召开；同年11月19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颁布实施，标志着当代信访治理制度正式形成。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在化解社会矛盾、进行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一些人民内部矛盾之所以发生乃至激化，究其根本大多在于没有坚持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没有做好。这是当时集中出现类似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缺粮退社等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自上而下有着严密联系的组织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基层作为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占据着基础性的重要位置。不仅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需要通过基层去落实，人民群众的愿望诉求也需要依靠基层去发现和上传，因此，才有“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形象比喻，一再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团结群众等各项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当时在探索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把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可以说抓住了社会管理的根本，为确保社会稳定有序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既注意中央、省市县一级政权的建设，同时也十分重视基层政权的建设，包括着重抓了作为基层政权重要基础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即居民委员会的建设。到1952年，在开展民主建政运动中，居民委员会开始普遍建立起来，对协助政府组织和教育居民群众，开展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年探索中创造的“枫桥经验”，其核心内容就是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就地解决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成为新中国社会管理探索中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成功范例。毛泽东曾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人口大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面对很多的问题和挑战，每一次战略抉择和政策制定都是对执政党的艰巨考验。汤因比指出：“ 中国似乎在探索一条中间道路，想把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近代以来已经在西方和西方化国家生根的工业方式这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而又避免二者的缺点。 ”其所谓的“中间道路”或“新路”，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探索。既要改善人民生活又要保证国家建设，既要重视当前利益又要兼顾长远发展，既要大力发展经济又要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既要维护整体诉求又要考虑少数群体的特殊情况。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宏观有效率之下使国家能够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搞建设，一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当时的最优选择，这之中没有损失和代价是不可能的，而只要是符合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符合民族的持续发展，暂时的牺牲都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这称为“大仁政”。毛泽东1953年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给予了明确而有力的回应。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 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正是这样的“大仁政”，才使新中国仅用30年时间就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40年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大一统的社会管理制度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社会形势，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有限资源的集中管理、统筹规划和使用，促进了政权的巩固及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