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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要通过这项中心任务，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不然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 ”。毛泽东把民生问题放到人民群众是否拥护党、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在城市里站住脚、社会是否安定等战略高度来强调，深刻认识到对社会治理与民生建设的密切关系。在新中国建设中，一手抓社会治理，一手抓老百姓衣食住用行等民生建设，通过发展经济，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减少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具体来说，当时的民生建设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土地改革的完成，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耕地和生产资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在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农民的口粮已经以稻米、面粉等为主；多数地区农民的口粮，则由过去以糠菜为主变成了以玉米、高粱等粗粮为主。 有些农民开始改善居住条件，翻盖旧房或另建新房，开始购用过去买不起的搪瓷面盆、暖水瓶、细布、胶鞋等商品 。
1949年，共产党进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切实保障民生。具体措施如下： 着力恢复生产，解决工人的失业问题，包括为了将旧有人员全部接收下来，采取了“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 ”、“ 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 ”等特殊办法。为了避免新增失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采取了以工代赈、生产自救、专业训练、遣返回乡，不惜投入资金、拨付救济粮、救济金，帮助失业人员渡过难关等措施。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把救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就业作为当时八项重要工作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7月至1953年底，以工代赈者达280余万人次，生产自救者达15万余人，参加转业训练者15万人，还乡生产者14万余人，领取失业救济金者达460余万人次 。伴随“一五”计划的实施，失业问题得到了缓解，失业率明显下降，甚至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为了支持重工业建设的快速发展，全国人民都做出了巨大牺牲和无私奉献，长期处于低标准的生活状态。中国共产党在提高农业积累率的时候，也注意了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对1953年底开始实施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进行了不断调整和完善。1956年春天，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特别讲到1954年至1955年中共中央在粮食征购问题上所犯的错误：“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70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他指出：幸亏我们发现了这一问题，“1955年就少购了70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 毛泽东还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 到1957年时，全国失业率降至5.9% 。
在职工工资水平提高的同时，职工劳动保险、福利事业也在发展。政务院于1951年公布、195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对国营企业职工的养老、劳保医疗、工伤等劳动保险做出了详细规定，从1952年起，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度。1952年6月27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规定从1952年7月起分期在全国公职人员中推行公费医疗制度。这两项制度的出台，标志着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建立。企业中的职工福利事业如托儿所、疗养院、休养所等均有发展。职工住房状况与城市环境也有所改善。1949年至1952年三年中，全国城市共维修房屋面积约2000万平方米，新建住宅面积1462万平方米，修建排水管沟1037公里，清除垃圾约2000万吨。
依着于户籍制度之上，国家对城市居民实行了十余项保障福利制度，尽管保障水平很低，但市民从生到死基本上由国家（单位）保障起来。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国家既无力将保障福利制度延伸到农村，也无力让大批农村人口进城分享市民的福利保障，只是对那些严重危害健康的流行性疾病的治疗，采取减免费用的办法。在合作化运动后，以集体经济为依托，广大农民自发创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它与国家积极加强农村基层卫生保健工作相应和，在提升和改进农村医疗卫生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55年，广大农村形成农业合作化高潮，以合作社的集体经济为基础，山西、河南、山东、河北、贵州、上海等地农村出现了一批由合作社自发组织的保健站和医疗站。它们基本是在乡政府领导下，以自愿为原则，每个农民缴纳几角钱保健费，免费享受预防保健服务及免收挂号费、出诊费、注射费。保健站坚持预防为主、挂签治病、巡回医疗、送医送药上门，医生分片负责所属村民的预防和医疗工作。对于这一制度的出现，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它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对发展生产力和人民群众医疗保健都十分有益的制度。此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合作医疗制度得以规范和推广，它与保健站、卫生员一起成为我国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
由于政府重视，这一时期，卫生事业发展较快，医疗条件改善明显。1952年医院、疗养院的床位数达到18万张，比1949年增加了114.7％，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份增加172.7％。1953年后，各省、地、县先后建立起各级卫生防疫站，作为防治传染病的主要部门。1955年卫生部颁布实施《传染病管理办法》，对防治传染病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同时，全国普遍开展、推广新法接生，改造旧产婆，培训助产人员，大大保障了产妇和婴儿的生命健康。在“面向工农兵”卫生工作方针的指引下，政府投入一定资金加强了三级医疗保健网络的建设。1956年，大部分乡村组织个体开业医生组建了联合诊所，联合诊所数量由1950年的803所发展到51000所以上，公立医院病床增加到32.8万张。1956年，中央发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对除“四害”、讲卫生、防治与消灭疾病提出了原则性要求。从此，爱国卫生运动和防疫工作得到了更大的推动。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直接领导下，我国医疗卫生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第一次卫生革命。
这一时期，没有直接使用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等概念，但是社会管理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建设等结合起来建设和发展，这既符合当时的发展水平和认识水平，也有其独特优势。因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建设本来就相辅相成，结合起来进行能够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比如，当时通过军事方面的斗争，政权方面的建设，经济恢复和经济新秩序的建立，特别是民生建设各项事业的发展，为社会的稳定有序打下了一个扎实基础；同时通过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又为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尤其是社会治理和民生建设的结合，由于有扎实的民生建设作基础，这一时期各项社会管理探索也进行得比较顺利，社会风气、社会环境为之一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秩序、新风尚逐步建立起来，新中国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探索初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