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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目标和历史使命。这一时期，社会管理建设也是以巩固人民政权、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加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为主线的。面对社会的急剧转型，创造性地探索了如何减少社会震荡、保持社会稳定有序的正确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转变，更多地采取灵活、渐进的方式，强硬手段和柔性措施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社会治理，巩固政权，稳定局面。群众运动和思想动员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社会舆论导向、道德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压力攻势等方式来改造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而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来实现管理的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集中反映了当前社会的政治要求，因而成为社会软管理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只有在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其持有相对一致的态度时才能获得存在的价值和自身发展的基本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在领导艺术和管理方式方面十分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注意利用政治意识形态的管理功能，善于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来实现党的执政和政府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改造旧社会意识形态，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1）肃清帝国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意识影响。党和政府通过“五评白皮书”、抗美援朝运动、取缔从事反动宣传的各种反动组织和书刊、接管和处理我国境内过去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消除帝国主义的文化影响；结合土地改革运动、婚姻制度改革，使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国各阶层人民接受了反封建的思想教育，逐渐消除封建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
（2）组织发动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全国性运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毫无疑问“要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 确立马列主义即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巩固与加强这种领导，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 ”为此，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1954年8月，中央政治局又批准了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告和总结提纲，强调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根本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以及向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开展严肃的斗争。
（3）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给青年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在各类学校建立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系统；设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课程；引导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劳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各项政治运动，使他们逐步确立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
（4）在理论研究和文学艺术领域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先后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学思想、胡适派及其他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使旧知识分子就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行自我批评，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接受马克思主义。
（5）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醒全党同志做到“两个务必”。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和《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决定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整风整党运动。这次整风整党运动强调在政治上、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抓住了党的基层组织这一环节，获得了巨大成功。从19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为了加快工业化的步伐，我国选择了以苏联为榜样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于是以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写入1954年的宪法为标志，我国开始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价值观的第三次大转变，即放弃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和平共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价值观，转向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旧社会意识形态，结束了帝国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残余、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等反动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为确立新民主主义及其以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迅速形成了人心安定、思想活跃、心情舒畅，思想文化初步发展与繁荣的局面。但在对学术问题以及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简单化和“左”的倾向。毛泽东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直接干预学术争论，使许多领域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牵连，胡风等人被打成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而受到错误处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群众性政治批判运动并不断推动它的发展所必然造成的历史结局。 从此，对科学研究和文艺活动进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和强制限制倾向日益发展起来 。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把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任务 ，积极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各项思想文化斗争，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和政治保证，同时也为展开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在对各种反动的或错误的思想斗争中，党和政府一方面强调，“要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批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样才能确立马列主义——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另一方面，根据党和国家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个体经济存在的基本政策和社会现实，认为“ 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思想体系，既非马列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要批评，但不能肃清，也肃不清 ”。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提出：“ 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我们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打底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教育自己和全国的人民。这就是今天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 ”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新中国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同时，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既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重要保证。 在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毋庸置疑地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艾思奇曾指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思想上的解放战争”：“ 内外反动派的影响以及其他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是很有害的东西，它是使得我们在认识上以及工作上发生错误的主要根源。如果不加以改造、推翻，无疑是会妨碍我们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前进的 。”
思想和意识形态理论的强化同时伴随政治运动的开展。政治运动是为完成一定的政治任务而开展的群众运动，一般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指导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发动者进行发动，有组织、有计划、有贯穿始终的宣传鼓动工作来调动人们积极参与的一种政治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由于革命的艰难性和暴力性特点（没有合法的议会斗争条件），加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内在规定性，都决定了这场革命必须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走群众路线，调动可利用的各种资源才能实现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刚刚建立，缺乏比较完备的法律，而且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本身具有其复杂性。这就决定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不能单纯依靠法律来解决，而必须主要依靠党的政策，依靠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曾经对这种状况做了解释，他说：“ 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为了肃清残余的敌人，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反抗，破坏反动的秩序，建立革命的秩序，只能根据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一些临时的纲领性的法律。在这个时期，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 ”董必武在谈到党领导土地改革时说：“ 仅仅靠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一个法律而不动员人民群众是不行的，必须发动群众，让群众来参加，问题才能解决得比较彻底。 ”在这种情况下，更多地运用政策直接动员社会力量来处理和解决社会治理和社会生活中的基本的重大的问题。董必武曾经谈到，土地改革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是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都是在群众运动中总结了群众斗争的经验才制定出来的。 当时党估计到不这样搞，就不能解放全国的生产力 。 在恢复国民经济、巩固国家政权乃至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群众运动仍发挥了巨大的历史功用，如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等。在夺取、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中，群众运动适应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特点，能够迅速动员、整合革命力量，为既定的目标服务，是行之有效的斗争手段 。
从1949年到1957年，一些涉及全国性的重要的社会改造运动有：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镇压地主恶霸；镇压反革命运动；反特肃谍斗争；剿匪反特斗争；取缔反动会道门；铲除帮会势力；在接管与改造中废除保甲制度，成立里弄居民组织；反盗匪斗争；禁毒、禁赌；禁娼运动和改造妓女；识字扫盲、读书、读报活动；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工作及对私营书摊铺的安排改造；民间职业剧团、流散艺人的改造；清除帝国主义在教育界的残余势力——对教会大学的改造；改造旧的卫生状况、开创预防医疗工作的新局面（包括大规模地对血吸虫病进行群众性防治工作等）；对游民的教育改造；国营企业民主改革；私营企业民主改革；港湾码头、搬运等八个方面的民主改革；“三反”运动，即针对共产党干部队伍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五反”运动，即针对资本家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互助-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对私社会主义改造；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这些社会改造工作，也包括一些社会建设方面的工作都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展开的。 它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成为在一定时期内为完成一定政治任务或实现一定的战略目标而开展的带有群众性的政治斗争 。
这样，中国的社会管理从新中国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责任目标。一旦公众的需求和意识形态或政治目标不相吻合，首先考虑的不是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的改变，而是首先考虑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但是，思想工作也许是“软”的，但政治工作就难免会是“硬”的。 这种“软”“硬”结合的办法正应了中国传统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统治理国的原则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经济剩余极为有限且广为分散，用于工业化的资金积累能力极其微弱。 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6％，而其中用于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支出仅占1/10强，70％～80％用到了偿债、赔款和战争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53年开始工业化以后，中国一直获得了只有发达国家才能达到的约30％的高积累率。这种高积累率是怎么获得的？就是依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运用国家的力量，运用群众运动和思想动员，以计划和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实行一种强制性赶超型工业化，即所谓“勒紧裤带搞工业化”。
政治运动严重干扰了经济建设，在那时即使是搞经济建设也会染上政治运动的色彩。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教训时深刻指出：“ 历史经验证明，用政治运动的方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 ”“ 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的‘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 。”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指出：“ 今后全党对于某一时期出现的重大思想动向和社会思潮，一定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冷静地、细致地加以分析，查明来龙去脉，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问题发生在什么范围、什么领域，就应当在这个范围和领域内解决，而不要任意扩大，更不能搞一刀切，发动带动全局性的政治运动。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对于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应当坚持“ 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