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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特务和土匪、反动会道门等社会黑恶势力，完成剿匪反霸、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外国在华特权、土地改革、企业民主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官僚买办阶级、地主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旧中国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被彻底摧毁，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人民将新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到1952年，最终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四大阶级并存的格局。这四大阶级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被归入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城市是以国营企业为主，存在着个体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私营企业；在农村则是耕者有其田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在政治经济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好形势下，中共中央1953年正式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提前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农业、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的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基本被消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逐步转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社会结构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两大基本阶级和一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简单而稳定的格局。
伴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根本变化，我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已被清除出中国大陆，官僚资产阶级在中国内地被消灭，原来的地主、富农和民族资产阶级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随着工业化建设的全面开展，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思想觉悟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到1956年底，全国职工总数已经达到2473万，比1949年增加了3倍多 。农民阶级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在合作社中参与集体生产劳动，其组织性、纪律性和思想文化水平都得到了提高和发展，变成社会主义集体劳动者。 在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广大劳动人民摆脱了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世代贫穷、社会地位低下、忍辱负重的被压迫阶级获得了做人的权利，成为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以及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旧中国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很多职业被看成是下贱和卑微的。很多体力劳动者，如剃头和修脚的工匠、奴仆甚至艺人等被称为“下九流”，备受凌辱和歧视。新社会提倡只有从事职业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之分。无论哪个社会阶层，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是男是女，人与人之间一律平等。那些在旧中国带有封建等级色彩的称呼，如“大人”“老爷”“老妈子”“下人”，已被新型的称呼“同志”所取代。
工人阶级中的干部在许多方面明显区别于产业工人，因此从阶层结构上来看，一般划分为三大阶层：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一般属于干部序列）。按照这种制度，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便有了泾渭分明的区别。干部身份的获得关键是要由人事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而列入干部编制。产生干部的途径有以下几条。首先，教育是最主要的途径，凡是由国家正式全日制中等专业技术学校、高等学校毕业的具有中专、大专、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学生，在按国家计划分配到工作单位后，均可取得干部身份。其次是转干，即根据人事部门分配的干部指标而将聘用到干部岗位上的非干部身份的人员转为干部编制。再次，由部队转到地方上来的转业人员。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的区别不仅仅是档案管理的一种方式，而且有着重大的物质利益差别。一般来说，具有干部职业身份的人，在工资类别、工作待遇、出差补助、住房条件、医疗、退休等福利待遇，以及由此形成的职业声望上要远高于具有工人身份的人，他们构成传统职业身份体系的最上层。由于国家对进入干部身份的严格限制，对于绝大多数被划为工人身份的人来说，其升入干部身份的难度并不亚于从农村户籍身份转变为城市户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