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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标志着第一项历史任务的基本实现。要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首先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实现经济上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通过民族、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任务，与依靠外部资源和市场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相比，非常艰巨。同时，世界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战争威胁，使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任务也更加迫切。 社会主义只有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出超过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速度，才有可能存在和发展 。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把国家工业化，作为改善民生的主要手段和奋斗目标。1944—1949年间，毛泽东在《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论联合政府》、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和文件中，就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做了大量论述。他提出，中国的民族独立要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但是在革命年代，这个任务不能不让位于维护国家独立和建立革命政权。 毛泽东指出：“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之下的旧中国，在腐朽的反动政权统治下的旧中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只能是一种梦想。‘实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资本主义工业化这条路也无法实现。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反动政权，扫清了道路，中国才获得实现工业化的条件。国家工业化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奋斗目标。 ”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作为根本任务，一方面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健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归国家所有，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制度改革，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 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主要产品的产量都已经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 。 而且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营经济日益强大并迅速发展，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现代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增加到56%，国营批发商业的营业额占全国批发商业营业总额的60% 。全国工农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面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为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然而，中国的工业水平仍然很低，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 1952年，中国许多重要工业品的人均产量甚至远远落后于印度，如人均钢产量，印度为4公斤，中国为2.37公斤；人均发电量，印度为10.9度，中国为2.67度 。正如毛泽东那时所说：“ 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 ”“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
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为实现第二个历史任务而奋斗被突出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如何实现工业化就成为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最大也是最迫切的任务。摆在面前的有三条道路：第一条是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就是先通过对内剥夺农民、对外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然后投资轻工业，待进一步积累资金后，再来发展重工业；第二条是德、日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就是用国家的力量，对外积极参与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对内加大税收，较快积累到充足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第三条是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对内实行高积累，在国内原有工业的基础上，优先发展重工业。 这三条路对于中国来说，前两条不可能走也不应当走；最后一条在1945年前后考虑建立联合政府和1947年以后考虑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时，也不存在现实的可能性 。
自从1840年中国被迫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开辟的全球化体系以后，中国的发展就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制约。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都使得在选择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和战略时，不得不受世界形势的影响，并将国家安全放到首位来考虑。正如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 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 ”之所以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是基于中国极端落后的现实和尽快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强烈要求。
经济极端落后和非常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而朝鲜战争和随后的第一次台海危机又使得新中国必须加快工业化的步伐，而此时苏联又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以及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同构，也决定了新中国只能在半封闭的状态下发展内向型经济，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依靠自身实行迅速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来启动工业化进程，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我们获取这种积累的唯一途径。 西方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也认为：“历史的事实是，具有逆反作用的多民族主义——反抗更先进的国家的入侵——素来是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和最强大的推动力，其重要性至少与利润动因等量齐观。 ” 综合国际国内各种因素，中国不可能再走西方那种依靠对外扩张来实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严峻的国际环境又不允许中国慢慢地走先发展轻工业道路 ，特别是在国民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条件下，既要保证高积累的实现，又要保证人民生活的安定。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建设，除了争取苏联的先进工业技术援助外，必须加强国内资金积累、集中配置各种资源、统一调配技术人员和快速提高农业生产。在资金奇缺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情下，把有限资金集中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从经济的角度看是不合理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却是当时的必然选择。
为了加速工业化，中国就需要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而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新中国很快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1953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经济、政治条件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又被简要表述为“一化三改”。“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主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两翼”。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过渡时期总路线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这是文献中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最早表述，并于1956年9月26日被写进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
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写道：“ 采取积极的工业化的政策，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其目的就是在于求得建立巩固的国防、满足人民需要和对国民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因此，我们把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作为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并首先集中力量进行苏联帮助我们设计的一五六个工业单位的建设。 ”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会上就此所做的报告中也提出：“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在1956年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这篇讲话，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1956年9月27日，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完整阐述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问题以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决议指出，在现代中国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工业化问题 。
在选择怎样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决策上，新中国从西方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和苏联工业化道路的成功经验出发，打破了原来设想的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再发展重工业，从改善人民生活入手的计划，挑战中国工业化基础十分薄弱，资金、技术、人才十分匮乏的现实，优先发展重工业，以最快的速度集中力量构筑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经过反复研究、编制、修订，最终形成了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项目为重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加快，都是加快工业化的产物。国家向重工业投资比重，除了“一五”时期和1963—1965年调整时期外，都占50％以上。 1952—1978年，重工业投资高达3500亿元，轻工业投资不过320亿元 。 在工业劳动力中，重工业所占比重1952年为29.9％，1958年曾一度达到80.4％，1976年为61％ 。 同期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所占比重从35.5％上升到55.8％，轻工业比重从64.5％下降到44.2％ ，形成了一个典型的重型化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