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具有古老而灿烂的文明，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的大国、强国。但自欧洲工业革命兴起，中国逐渐落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亡国灭种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曾欺凌过中国，除了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取得胜利外，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 其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经济技术的进步。 两大历史任务就这样摆在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国人的面前：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另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技术的进步，为了使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了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就必须破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无数的仁人志士为此前赴后继，进行着不屈不挠、英勇卓绝的斗争和探索，提出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主张，梦想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和社会。但是，由于没有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这些良好的愿望在实践中不断碰壁，无法解救濒临危亡的中国社会。毛泽东曾多次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 ”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造成整个社会处于激烈的对抗和震荡之中，不要说发展和进步，连起码的社会安定都无法保障。
面对民族的衰落、国家的危亡，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种解救的方案。维新派、君主立宪派、旧民主主义革命派等提出的方案尽管各不相同，但共同之处都是主张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与它们不同的方案，虽然也主张向西方学习工业化，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但在社会制度上反对学习西方，而主张向俄国学习，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救中华民族的最好的武器，用社会主义的道路振兴中华民族。
就在中国的政治家与思想家苦苦探索救亡自强工业化道路的同时，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西方也逐步从自由贸易时代过渡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严酷逻辑日益凸显，欧洲各国内部的劳资阶级冲突日益激化，社会抗争运动此起彼伏，这些情形深深地震撼了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战的爆发，更使得很多学人开始深刻反思西方文明的内在困境。对于中国近代的革命家与思想家而言，他们一方面要学习西方，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以及富强目标；另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贫富分化产生“天然的”警惕情绪。比如严复、孙中山这样的思想家与革命家，一方面，他们因为“睁眼看世界”而拥有了较为开阔的视野，了解进步与变革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他们在少年和青年时期所奠定的知识基础依然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观念层面依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悠久潜流——“大同理想”的影响。
在这样的视野中，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也看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内在缺陷，看到了超越西方文明的可能性。尤其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短期内的迅速成长，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赶超西方”的现实可能。社会主义的概念传入中国之后，其内含的平等理想，相对于已经使得很多中国知识精英在深入了解之后而产生失望的自由主义观念，显得更为贴近中国的古典理想。此时，社会主义一方面包含崇高的共同体价值理想，另一方面也已经经历过工业化的“洗礼”——无论是西欧的福利型国家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与现代生产方式相容，并且有效地提高工业化的效率和水准，因此，也更容易获得中国人的认同。
对于这一认识过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有过十分精彩的描述。他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就这样，救亡自强的历史任务最终交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手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带来列宁先锋队型政党的先进组织模式，也带来了在落后国家推进工业化的现实样板和具体方法。由此， 由救亡意识催化的工业化诉求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方案，在中国发生了深刻的融合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最合乎中国的实际，最能把中国从灾难深重中解救出来，所以吸引和凝聚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 经过28年艰苦奋斗，扫清了挡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政治障碍，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政治上的现实可能性 。
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勾画了新中国新社会的蓝图，“ 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抗战胜利后，中国大地一时呈现出和平的曙光，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设想“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新社会的美好前景和建设新中国的强烈愿望，鼓舞和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将革命进行到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和根据地建设实践出发，参考苏联的建设经验，对新中国的前途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在筹划新中国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并提出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进一步明晰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以及经济形态、文化建设的基本构架，并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这样憧憬：“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毛泽东豪迈地宣告：“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会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称“ 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 ”。《共同纲领》在一个时期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它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将新中国的前景具体、详尽地规划出来。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