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国内外城市园林绿地规划的发展历程及趋势

0.2.1 国外城市园林绿地规划的发展历程

19世纪，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日益加快，西方国家的人口、产业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规模急剧扩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西方国家较早地意识到绿地对城市环境的重要作用，开始有意识地从区域和城市角度进行绿地系统规划的研究。早期的绿地规划理论比较关注通过绿地布局来控制城市化的无序发展和社区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城市化进一步发展，导致人口爆炸、生态危机、粮食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各国普遍重视绿地的作用。绿地规划与设计的方法有了较大的发展，并与生态保护、绿地系统生态学、信息学、城市防灾减灾相互结合渗透。从19世纪开始，西方国家先后产生了三种不同导向的绿地系统模式：第一，以城市结构优化为导向的理想绿地模式；第二，以环境与生物保护为导向的生态绿地模式；第三，以人类利用和功能区分为导向的功能绿地模式。

1.理想绿地模式

理想绿地模式是在西方工业化浪潮中作为解决城乡结构问题的规划手段提出来的，其发源地为19世纪的英国。早在1829年，拉顿就针对城市化过程中的伦敦地区提出了以双层环状绿地围绕伦敦城区来控制城市膨胀的理想绿地模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ne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理论明确提出在城市中心配置公园，在城市外围配置永久性的环城绿地，希望通过环城绿地控制城市规模，防止城市蔓延成片（见图0-1）。田园城市是以绿地为空间手段来解决工业革命后的城市社会“病态”的方案，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希望通过建立新的城乡结构来缓和社会矛盾和环境矛盾的思想，其核心理念在于把人与自然、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考虑，走和谐发展之路。为了实践这一理论，霍华德于1903年在英国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座田园城市——莱奇沃斯（Letchworth），后来又建设了第二座田园城市——韦尔温（Welwyn）。田园城市模式具有相当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对其后一个世纪的城市发展和绿地规划有着深刻的启迪作用。

1924年阿姆斯特丹国际城市规划会议专门讨论了绿地对于解决城市化问题的作用，明确提出在城市建成区周围配置绿地环绕带（green belt），以控制城市规模的过度膨胀。1943年伦敦区域规划委员会专门讨论了在大城市和卫星城之间设置绿地隔离带的问题，并进行了伦敦绿带规划。

可以看出，早期的理想绿地模式基本上以环城绿带为主要内容，着眼于城市总体建设用地规模的空间控制，并没有与城市内部结构优化结合起来。

2.生态绿地模式

人类活动的集中化及自然区域的逐渐丧失正引起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的严重失衡。自然空间的丧失意味着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及生态多样性的减少，这给那些适应人工环境能力较差的乡土物种带来极大的威胁。人类的开发在减小现存自然区域面积和数量的同时，也引起了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割裂，这使得其形态和布局结构很难有效地维持其生态功能。现存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由于城市、道路、郊区、农业土地等不合理的土地使用而变得相互孤立且破碎不堪，小而孤立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只能容纳很少的乡土物种。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割裂抑制了物种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疏散，不利于它们之间的基因交换，从而增加了其灭绝的危险性。从美国威斯康星州卡迪兹镇区（Cadiz Township）的森林面积丧失与割裂过程（见图0-2）可以看出，在这百余年的时间内，自然空间的丧失与割裂可谓触目惊心。从表0-1可知，随着森林总面积和斑块平均面积的减少，自然物种栖息地也随之减少。因此，保护任何类型的自然区域都有助于减少栖息地的丧失。但其中最严峻的问题是各个斑块之间的相互孤立与分散。所以当前最紧迫的工作就是将各个分裂的自然空间进行连接，使之重新成为一个系统。

麦克哈格较早地提出系统地运用生态手法进行规划。1969年，他在其著作《设计结合自然》中提出运用叠加法分析和评价环境状况。拉尔鲁和特纳继承麦克哈格的生态方法，将绿地规划和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相结合，分别提出了以生态保护为目的的绿地空间系统的四种配置类型和六种配置形态。其中关于群落、廊道概念的应用反映了景观生态学的原理。

1986年，福尔曼（Forman）和戈德罗恩（Godron）在《景观生态学》一书中提出“斑块—廊道—基底”（patch—corridor—matrix）的景观结构基本模式，为城市绿地的规划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以生态保护为目的的绿地规划至少包括现存生物空间、恢复受到破坏的生物空间、创造和完善生物空间系统等三方面内容。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网络方面的实证研究内容不断增多。例如，Lynam A.J研究发现，绿地系统构造不断发生变化，对生物种群的栖息、繁殖、迁徙和多样性产生影响；Natuhara Y与Morimoto Y运用绿地系统生态学理论进行了基于生物生存空间保护目的的绿地空间规划研究，包括农林绿地的管理与配置、生物空间网络分析与地图化等。为了达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需要制定合理的地区规划与绿地规划。在开展绿地规划之前，应对生物状况进行详细调查，分散孤立的公园绿地不利于生物繁殖，通过河流、林道将生物生存空间连接成有机开放的绿地网络，对维护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生物空间系统（biological space system）是欧洲生态学领域内新的研究动向。生物空间系统包括大规模保护地、保护地之间的通道和生态回廊。保护地之间的绿带、绿道有助于生物的移动，对生物空间之间的连接有明显的作用。为了保护生物空间系统，欧盟在进行覆盖大部分欧洲地区的欧洲生态网（European ecological network）规划。欧洲国家除了调查本国生物空间的状况，还开始进行跨国的生态空间系统网络建设。如荷兰正在实施国家生态回廊战略，通过生态回廊将自然保护区、多功能森林、自然恢复区等连接成绿色网络。

3.功能绿地模式

功能绿地模式着眼于不同功能、规模和不同服务半径绿地之间的组合。美国的城市绿地系统是该模式的早期代表。绿地系统（park system）是由不同功能的公园绿地、林荫道、公园路组成的，是美国城市公园运动的产物。查尔斯·艾里奥特为波士顿大都市地区制定的发展计划力图将公园、开放空间、历史保护区和游憩地有机地组织在一个大规划中。他的构思不仅是现在美国经常见到的用带状空间或绿道等将分散的土地连接在一起，而且是围绕一个满足人类多种需求的母体，组织一个大的计划方案，并创造一个有凝聚力的单元，使之作为整体发生作用。1876年世界上第一个绿地系统总体规划——波士顿绿地系统总体规划出台，1895年基本形成绿地格局，成为一个以自然水体保护为核心，将河边湿地、综合公园、植物园、公共绿地、公园路等多种功能的绿地连接起来的网络系统。被称为波士顿城市公园系统的“翡翠项链”（emerald necklace），为约翰·查尔斯·奥姆斯特德最为出名的设计，如图0-3所示。

然而早期的城市公园系统较多地考虑土地特性和环境美化，直到20世纪上半期“服务圈学说”开始应用于绿地配置研究。关于服务圈的一些学说主要指不同功能和规模的设施具有不同的服务半径。20世纪初，奥姆斯特德为西雅图制定初步公园和康乐发展的综合性规划时就开始注重公园、康乐场所的均匀分布，要让该市居民步行10～15min就可抵达其中的一个，去享受散步、娱乐、参观、运动及其他室外活动的愉悦。科米（Comey）曾经提出儿童游戏场的有效服务半径为800m，1919年武居高四郎在日本根据其学说进行了小公园的规划研究。

随着绿地功能分类的深化，以及社会学家佩里通过研究邻里社区问题，提出邻里单位六个基本原则及模式图，服务半径成为绿地配置中普遍采取的一个标准。20世纪20年代制定的《东京公园计划书》综合了以上研究成果，将公园绿地按照功能进行分类，并针对不同功能的绿地制定了面积规模标准、服务半径标准和配置标准，提出了比较完整、系统的功能绿地模式。此后，功能绿地模式经过不断的修正和检验，成为城市绿地规划中最普遍采用的规划方法，并且成为绿地法规的重要内容。1976年日本的《都市公园法》规定，城市公共绿地必须根据功能和服务半径进行配置，实际上是功能绿地模式方法规划后的一个重要成果。

0.2.2 国内城市园林绿地规划的发展历程

1.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我国的园林学科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关注城市绿化层面的问题，由于政治、经济的原因，这一阶段的发展曲折而坎坷。受到苏联绿化建设思想的影响，我国园林绿地建设重视植树造林而轻视系统布局。在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建了156项工程，按照当时苏联的做法，每项工程都要做配套基础设施的规划，也就是工程所在地的城市规划。在城市的总体规划中也包含了该项工程的卫生防护绿地和为城市人口游憩服务的公共绿地，这就是我国最初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2.20世纪80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把城市作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园林绿地规划的实践和理论都有了较大发展。这一时期各地园林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将城市园林绿地规划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大多重视景观、园林和园艺，强调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绿化覆盖率等定额指标，着眼于城市公园、居住区、单位附属绿地、道路及防护绿地的分类设计。1985年，合肥市的环城绿带建设结合环城公园的规划建设，提出人与自然环境有机联系的最佳途径是开敞式城市园林化。通过林带和水系将建筑、山水、植物组成一个整体，形成“城在园中、园在城中、城园交融、园城一体”的园林城市艺术景观，满足了市民对公园多功能、多层次的要求，开创了我国“以环串绿”的绿地系统先河。马世骏教授提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理论后，生态学理论开始逐步融入城市建设规划，尤其是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

由于处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转型期，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极端利益性、局部性和短期性的现象，加之资金缺口较大，不少城市的绿色空间建设面临很大的挑战，绿地建设也在一次次的冲突、磨合、调整中不断发展。

3.20世纪90年代初

1990年，我国城市规划领域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颁布实施，从法律上保证了城市绿色空间规划在城市规划中占有一席之地。同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首次提出“山水城市”的概念，强调用中国园林手法和山水诗画的意境来处理城市山水，将生态环境、历史背景和文化脉络综合起来，具有深刻的生态学哲理。1992年，国务院又颁布了《城市绿化条例》，对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管理以及罚则作出明文规定。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将城市绿化列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

这样，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引导下，在规划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我国城市绿地建设开始逐渐步入一个新的时期。

4.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趋于成熟，城市生态环境整治、城市形象塑造成为新时期城市建设的重点，引发了中国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和建设的高潮。

1）绿地系统规划的学科和理论框架探索

汪菊渊（1993）认为，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不仅要研究城市的景物规划，而且要研究区域、国土的大地景物规划——大地园林化规划，从而将园林的尺度延伸到大地景观。而吴良镛（2001）、李敏（1995、1999）从创建良好人类聚居环境空间形态的角度出发，将大地园林化纳入了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框架。吴人韦（1998a、1998b、1998c、1999、2000）则从生物多样性、塑造城市风貌以及支持城市生态建设三方面对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做了专题研究，并对国内城市绿地分类进行了总结。俞孔坚（1999、2000）率先将景观生态设计与城市设计相结合，以生态学原则、地理学的调查手段和城市规划的设计理念来综合规划城市绿地系统。

2）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绿地规划成果

黄晓莺等（1998）对城市生存环境绿色量值群展开研究，从城市生存环境的绿色量入手，将国内外园林绿地功能量化，评价我国城市绿化环境并对环境需求进行调查，应用三维绿化量于上海、合肥的城市绿化，提出绿色量值群指标。王绍增、李敏（1999、2001a、2001b）、余琪（1998）将城市绿地延伸到城市开放（开敞）空间，研究其生态机理，刘立立和刘滨谊（1996）也提出以“绿脉”为先导的城市空间布局理念。

诸多学者对绿地的功能效益展开研究，并对其进行评价。陈自新、苏雪痕等（1998）完成了“北京城市园林绿化生态效益”的项目，对北京市居住区、专用绿地、绿化隔离带进行了绿化生态效益及绿量的定量化研究，分析城市绿化生态效益对人居环境的影响。张浩和王祥荣（2001）探讨城市绿地的三维生态特征及其生态功能。在绿地评价方面，胡腆（1994）最早将AHP法和模糊评价法结合，构成了评价城市绿地综合效益的AHP模糊评价法。

王秉洛（1998）指出，绿地系统的规划和建设是我国生态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满珠等（1998）认为，城市化对生物原有群落影响大，减少了生物多样性。引入外来的绿化植物品种能够丰富生物多样性，但同时会引起本地物种的退缩。绿地规划应注意选用本地物种，在配置中把握生态位，模拟自然群落结构（严玲璋、陆佳、王详荣，1998）。

绿地指标体系是生态效益模型建立的基础，有利于绿地规划目标的制定。严晓等（2003）确立了评价绿地生态效益的多极指标体系，包括绿地结构指标和功能指标。

3）方兴未艾的实践活动

自1992年开展的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极大地激发了各城市绿化建设的积极性，加快了城市园林绿化事业的发展。国家园林城市，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园林城市标准》评选出的分布均衡、结构合理、功能完善、景观优美，以及人居生态环境清新舒适、安全宜人的城市；是园林城市的更高级阶段，更加注重城市生态功能的完善、城市建设管理综合水平的提升、城市为民服务水平的提升。

按照《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标准及申报评审管理办法》要求，经过申报材料审查、达标审核、实地考察、综合评议等评审程序，2019年江苏省南京市、太仓市、南通市、宿迁市和浙江省诸暨市、福建省厦门市、山东省东营市、河南省郑州市等8个城市被评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河北省晋州市等39个城市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河北省正定县等72个县被评为国家园林县城，浙江省百丈镇等13个镇被评为国家园林城镇。

以诸暨市为例，诸暨市是浙江省唯一的县级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截至2019年底，该市建成区绿地面积为2 430hm ² ，绿地率达35.32%；绿化面积为2 816.6hm ² ，覆盖率达40.94%；21个公园的总面积为343.39hm ² ，半径覆盖率达91%。该市构建“一廊、一心、一楔、四片一圈、双环五带”的生态绿地空间结构和“环、轴、带、片”相结合的生态景观结构，强化城市废弃地利用，通过生态治理和修复，改荒山为山景、改废地为公园，大幅提升园林绿化生态效应。目前，该市城市边角地、废弃地绿化率达到100%，破损山体生态修复率达到96.24%。如该市浦江阳城区段有近10 000m ² 的滩涂，通过生态性修复改造后，原来的垃圾地蜕变成为一处集乡土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教育和游憩服务于一体的多功能生态型公园。

又如郑州市，过去的郑州市因结构性污染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的“两高一资”项目偏多，污染物排放量大，不利气候条件影响，空气质量常年位居168个重点城市空气排名后20位。郑州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全面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在城乡绿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以“路在林中、林在城中、蓝绿交织、河湖连通、湿地环绕”为目标，以“增量、提质、升级”为重点，着力打造“三圈、一带、九水、三十一廊”生态空间格局，连续8年每年新增绿地面积超千万平方米。截至2019年底，郑州市建成区绿化总面积195km ² ，绿地率35.84%、绿化覆盖率40.8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3.2m ² ，分别比2006年增加了4.14%、5.93%、5.03m ² 。城市绿化空间布局进一步优化，总量适宜、分布合理、特色鲜明、景观优美的城市绿地生态格局逐步形成。

0.2.3 城市绿地系统的发展趋势

21世纪城市绿地系统要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有力地支持城市物流、能流、信息流、价值流、人流的通畅，并与城市生态功能结合得更为密切，使城市生态系统的运行更加高效、和谐。城市绿地系统发展的主要趋势如下。

1.组成城市绿地系统的要素趋于多元化

组成城市绿地系统的要素趋于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对象扩大到包括水文、大气、动物、细菌、真菌、能源、城市废弃物等。

2.城市绿地系统结构趋向网络化

城市绿地由集中到分散、由分散到集中，再至融合，将呈现出以水、路、林为主的绿廊建设，使城市绿地系统形成网络式的连接。

3.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区域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一些大城市跨越原有的地域，形成了城市化发展的热点地区。传统的城市绿地系统因局限在城市空间范围内，难以适应区域性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打破行政界限，从景观生态学和城市规划学的角度，编制区域性的绿地系统规划。在欧洲，平衡的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建设已被视为实现大都市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法国于1995年制定了巴黎大都市区的区域绿色规划（regional green plan），力图通过区域自然公园来整合城市绿色空间与郊区外围主要农用地和林地，以形成一个区域性的绿色开放空间系统。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日益凸显，但是跨行政区的区域性绿地规划研究几乎一片空白，区域绿地规划理论研究势必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之一。

4.绿地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有机统一

不同类型的城市应有生态绿地总量的合理规模、量化依据、配置形式，绿地系统与城市功能、形态布局应实现有机结合。

5.将森林引进城市

许多发达国家提出城市与自然共存的战略目标，如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纷纷在城市建造森林公园或城市森林。我国也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其中很多森林公园建于市区。广州、深圳正努力朝着森林城市的方向发展，这是人类走出森林奔向城市而今又逃避城市回到自然的又一次历史性的选择。

6.高新技术的应用

高新技术在城市绿地系统的应用必将在21世纪得到加强和普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可实现城市绿地的监测、研究、模拟、评价、规划等，现代高科技研究的主要领域有资料收集与数据共享，空间分析与信息提取，景观表达与评价，动态监测与管理，远程设计、施工与管理，虚拟园林，等等。例如，近年来随着航天遥感技术（RS）的进步，高精度的卫星照片在精确性、经济性、及时性上有一定优势。随着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参数化等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在方法论和操作技术层面均取得了较大突破，遥感测绘数据、统计数据、调查数据等数据被采用作为规划设计的支撑数据。

总之，21世纪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及理论将随着城市发展而不断调整、深化、完善，并将共同趋于一个大目标，即城市绿地系统将更有力地支持城市物流、能流、信息流、价值流、人流，使之畅通；它与城市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功能耦合关系更为细密、合理；同时，以生态规划为指导思想的城市绿地系统将使城市这个包括“社会—经济—环境”的复合系统运行得更加高效、和谐。

7.加快国家公园建设

“国家公园”的概念源自美国，名词译自英文的“National Park”，据说最早由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Geoge Catlin）首先提出。

中国的“国家公园”从2008年才刚刚起步，由国家政府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管理。2008年10月8日，中国环境保护部和国家旅游局已批准建设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试点单位——黑龙江汤旺河国家公园，植被覆盖率达99.8%以上。区域内生物多样性丰富，拥有大量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物种。区域内自然景观独特，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处类型齐全的印支期花岗岩地质遗迹。由此可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目的是推进自然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15年，我国启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目前正在开展东北虎豹、祁连山、大熊猫、三江源、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神农架、普达措、钱江源（见图0-4）、南山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试点区涉及12个省份，总面积超过22万平方千米，约占我国陆域国土面积的2.3%。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向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致贺信时指出，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

2021年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在全面梳理全国具有国家代表性的生态系统、珍稀濒危物种分布和自然地貌景观特征的基础上，对标国家公园设立标准，整合现有自然保护地及周边生态保护红线内的生态脆弱区，遴选出一批国家公园候选区。

8.公园城市发展模式

2018年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赴四川视察，在天府新区调研时首次提出“公园城市”全新理念和城市发展新范式。天府新区践行“公园城市”首提地使命担当，积极开展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努力为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国方案贡献新区力量，初步形成“1436”创新实践路径。

1）1个发展模式

1个发展模式即一整个城市是一个大公园。

2）4个基本遵循

4个基本遵循即遵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新发展理念、“一尊重五统筹”城市工作总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3）3个实践途径

3个实践途径：一是生态属性，保护为先、绿色发展，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二是空间属性，园中建城、产城一体，坚持一个城市组团就是一个功能区；三是公共属性，人本逻辑、共治共享，坚持党建引领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4）6个价值目标

6个价值目标即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诗意栖居的美学价值、以文化人的人文价值、绿色低碳的经济价值、健康宜人的生活价值、和谐共享的社会价值。

成都在近三年时间里，从公园城市这一全新的城市发展模式探索中，逐渐厘清绿地系统规划思路：公园城市不是在城市中建公园，而是秉持公园城市理念，营造城市新形态、探索发展新路径，演绎绿色与发展之间的价值转换。截至2020年5月，成都先后建成锦江绿道（见图0-5）、柴桑河生态湿地公园绿道（见图0-6）等各级绿道3 689 km，新增绿地面积38.85km ²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39.93%；加快培育山水生态、天府绿道等6大公园场景，整治提升背街小巷2 059条，实现公园形态与社区生活有机融合，基层治理能力和宜居生活品质同步提升。成都正努力形成“青山、绿道、蓝网”相呼应的公园城市空间形态、“轨道、公交、慢行”相融合的公园城市运行动脉、“生产、生活、生态”相统筹的公园城市发展空间、“巴适、安逸、和美”为特征的公园城市社区场景、“开放、创新、文化”相协调的公园城市发展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