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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有一毛病，那就是不会数数。每次从1数到9，再往上就不知道该数什么了。很多家长在孩子的幼儿园阶段都会进行早教。现在的许多小朋友，别说从1数到9了，上小学前乘除法都学会了。但很可惜，我小时候没有受早教的机会，因为我是在北京郊区的大山里长大的。
我妈妈是位职业女性，在生下我后，她很快就回到了工作岗位。而我爸爸，一个在中文系上学却每天背着画夹去美术系蹭课的文艺青年，则一心热爱着他的写作与漫画事业。这意味着，在我刚出生那段时间，他工作很不稳定。为了能够让我在更好的环境里长大，不要和父母挤在市区狭小的出租房里，我妈妈决定，把早早断奶的我送到爷爷奶奶家“寄存”。
于是，我成了被拼事业的父母“抛弃”的空巢儿童。我虽然辗转上过几家幼儿园，但这些没什么办学经验的郊区幼儿园实在教不会我什么知识。爷爷、奶奶和保姆也没有精力和能力辅导我学习。可以说，我受到的早教几乎为零。
爷爷奶奶退休后一直住在燕山。这是北京西南的一个郊区，青山绿水，人烟稀少。这里有不少化工厂，工人是此地的主要人口构成。我1~6岁时，就是在这片化工山城生活的。
长辈们告诉我，我是先学会的爬树，然后才学会的走路。爷爷奶奶家楼下有几棵丑陋的香椿树。爷爷把我的吊床挂在两棵树之间，就和楼下张大爷下棋去了。等到他再回来时，我已经爬到了树顶，挂在最高的枝儿上，号啕大哭。
再长大一些，我学会走路了。爷爷家后面的那座小山头就成了我的游乐场。每天早上起床，奶奶给我一块糖油饼，我吃饱了就上山，拿着个树枝假装“倚天剑”，“噼里啪啦”地抽打树林里的灌木丛，仿佛自己就是武侠剧里的绝顶高手。中午玩饿了就回家，奶奶给我喂一碗面条，吃过后我抹抹嘴闷头睡一觉，等晌午的烈日下去了，便又拎着我的“倚天剑”上了山。楼下的张大爷用他的家庭录影机经常能拍到我穿着脏裙子、高举着双手在山间疯狂嚎叫的画面。这些影像素材兴许能够成为研究人类返祖现象的珍贵资料。
那时我很少去幼儿园，也没上过学前班。什么早教课、思维课、ABC的……我听都没听说过。我每天就是爬山、爬树、爬石头、蹚小溪。我的“幼儿园阿姨”是小麻雀、小狐狸和树叶背面的毛毛虫。
因此，6岁以前，我的“智力”基本和一只猴子没有太大的区别。
上小学时，我一直很懊恼，为什么我的爸妈没有像其他父母一样把我送到早教机构学点东西。在我4年级以前，我的成绩总是全班倒数，我一直在奋力填补学前教育缺失造成的知识漏洞。然而，等我再长大一些，回想起童年在郊外的生活，又觉得那才是不可或缺的宝贵童年。我看到了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学会了分辨北斗星的位置。在我成年后，这些景色与星斗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我惊愕于世间的悲剧时，提醒着我，或许不用对世界如此失望。有的人用一生治愈缺失的童年，而这段童年的经历却能够治愈我的一生。
不过，空巢儿童的童年是很孤独的。父母不在身边又鲜少上幼儿园的我几乎不认识什么同龄的小伙伴。唯一一位称得上我的“朋友”的人，居然是楼下60岁的退休大爷——老张。
老张当然不会主动和我交朋友，他能跟我熟悉起来，靠的还是一套《猫和老鼠》的DVD。
千禧年结束之际的那个夏天，天气特别炎热，连草丛里的蝉都热得叫唤不起来。好在一位远亲从美国出差归乡，给我带回来一套《猫和老鼠》的DVD。这套由几十张光碟组成的动画片，填补了我5岁的夏天，也填补了老张的夏天。
《猫和老鼠》这套DVD被老张发现的那一天，正好我家的立式空调坏了。爷爷奶奶不会修理，想起老张曾是工厂的电工，就把他从楼下叫了上来。老张平时干活儿很麻利，但那天却磨磨蹭蹭。因为，他总是一边修空调，一边蹭着和我看《猫和老鼠》。我们一家实在热得不行了，爷爷只好答应他：“你赶紧修！修好了随时能来看！”
爷爷的这句邀请，正式开启了我和老张之间的忘年友谊。
从那之后，老张几乎每天下午一点半都会准时敲响我家大门，和我一起观看《猫和老鼠》。你说这老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他每次都给我带半拉冰镇大西瓜。我俩一人一个勺，吹着空调，边吃边看。
盛夏的酷暑也就不再那么难熬了。
我后来才知道，老张爱看《猫和老鼠》，是因为这部动画片让他想起了当年的好友——那是一位多年前和他一起在工厂上班的工友。这位工友的性格就像汤姆那只猫一样，宽容、爱追姑娘，有时候还有点傻呵呵的。相比之下，老张则像精明的杰瑞。两个人搭档打麻将，经常赢。他们打打闹闹起来也和动画片里的汤姆、杰瑞一样，乐此不疲，就算有摩擦和争吵，最终也总是握手言和。不过，再亲密的朋友也总会面临分别的那一天。一次厂里评优的事件让老张伤了好友的心。
那年工厂评优规定，获胜者可以获得一辆自行车。老张太想要那辆自行车了，但竞争对手是他的好朋友。我奶奶告诉我，为了不让对方的名字在工厂门口的小黑板上被挂上表彰红花，老张在背地里捣了乱、使了坏。那一年，老张虽然获得了自行车，却失去了好友的信赖与其他工友的尊重。两人的友谊戛然而止。好友执意调离工厂。二人分道扬镳，从此失去了联系。
“你不能学他。”奶奶在老张带着西瓜皮离开我家后，常这样叮嘱我，“做人要守规矩。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工厂有工厂的规矩。”
即使老张修好了我家的空调，但奶奶还是不认可他和我亲近。
我的奶奶是一名严厉且时时刻刻衣着得体的小学老师。在她眼中，犯过一次错误的人，就会被这个错误定义一辈子。就算每当老张想起那位再也没能见面的工友，他都会感到一阵懊悔，我们这些局外人也并不能原谅他曾犯下的过错。
千禧年的夏天，老张实在来得太频繁了。我已经陪他看了两遍《猫和老鼠》了。有时候，我怀疑他不是来看动画片的，而是单纯过来找我聊天的。他或许把童年的我当成了他的旧友。他总想教我骑自行车，还总想带我去打麻将。
自行车我一直没学会，但麻将我倒是学得不亦乐乎。每天傍晚看完了《猫和老鼠》，老张就骑着自行车，带我组队去老年活动中心打麻将。只要赢了，老张就带我去街边小馆吃拉面。他甚至还请我去吃过一次当时很昂贵的肯德基。
童年的我虽然社交圈比较狭窄，但由于长期混迹于老年活动中心，小小年纪已经学会了一身社交技能。
不过用麻将来早教，确实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我妈妈就经常抱怨我数学不好。从1数到9，再往上就不知道数10了。她一度怀疑我智力有缺陷，还带我去医院做过检查。可她并不知道：这麻将里只有1饼到9饼、1万到9万、1条到9条，它没有10饼、10万和10条啊！
我没学过你叫我怎么数？
我妈妈这才意识到：她该“鸡娃”了。
学前教育的欠缺，终于让我父母认为不能再耽误时间了。他们双双回到郊区的爷爷奶奶家，开始大包小包地收拾我的衣物、生活用品，打算带我回城里念书。临走前，老张很是伤感，要求我经常回来陪他打麻将。他还“借”走了我的《猫和老鼠》的DVD，从此再也没还给我。我权当是将这套DVD留给他作为我俩忘年交的纪念。
离开燕山后，老张远嫁的女儿希望父亲能随她一起搬到外省。或许，燕山这个小小的工业城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他流连的人和事了，老张痛快地答应了女儿。自此，我再也没见过他。不过，每当我在商场里听到《猫和老鼠》的配乐时，脑海中对老张的回忆总会被唤醒。
在家门口的幼儿园里随便上了几个月大班后，我进入了一所在朝阳区称得上区重点的小学。
2001年，为了能上这所小学，也是要颇费周章的。用Word排版，再送到打印店彩色印刷，装帧成册，这样的简历册子印了五十多份，我妈亲自跑了全北京最好的一批小学，挨个投了简历，才争取到了机会。
但这所小学里的其他孩子可跟我完全不一样。人家都是恨不得掌握的英文单词量超过1500个的学霸，各个都会背唐诗宋词三百首。跟这群“小孩精”在一起，我就更像一个“失了智”的灵长类动物了。我开始厌学。特别是，当发现上学居然还要遵守校规时，我就更不喜欢上学了。
自幼孤独成长的我，不擅长和同学们交往，没见过他们手里的水浒卡和戒指糖。我的穿着打扮不是很“城里小孩”。同学们瞧不上我，不屑与我为伍。
至于校规，我更是觉得那都是天方夜谭。我没有上过学前班，也没有在托儿所学习过上课时要把双手背到身后的意义。我总是叉着两条腿坐在椅子上，晃悠着脚，还目无旁人地哼着歌。钢筋水泥做的教学楼，在儿时的我眼中与爷爷奶奶家后面的小山头无异。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我的游乐场。我的班主任一直在忍耐，直到有一天，我违抗她的指令，大摇大摆地在上课时间从教室里走了出去……
我的班主任是个相貌清秀、语速飞快的语文老师。事情发生时，她正在教我们拼音。班里其他所有小孩都上过学前班，拼音这种简单的内容，他们早在学前班和课外补习班就学过了。因此，班主任无心认真讲解，只是快速地略讲了一遍，就开始考试。
考试的方法很简单：班主任把拼音写在黑板上，让我们念。谁念对了就可以出去跳皮筋、打篮球。我身边的小伙伴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有我每次都念不对。我不停地站起来回答问题，期待着能撞上大运给蒙对了，但每一次我都失败了。听着窗外同学们的欢声笑语，我恼了，干脆站起身直接走出了教室。
那时候的我，仍旧没把奶奶多次强调的“规矩”放在心上。
班主任大喊着追出来，叫我回教室。我没有理睬她，抱着篮球往操场跑。班主任喊住我，说要叫我的家长了。我显然没听懂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我一想到“天呐，我可以见到妈妈了，她加班好几天没和我见面了”，赶忙开心地告诉她：“你叫啊！”
我的兴奋被班主任当成了挑衅。
那天下午，妈妈疲惫地从公司赶了过来。她听完班主任对我的控诉后，不但没有对我发火，还被我气笑了。
“你怎么不听老师的话啊？”她逗我说。
我义正词严地回答：“我要出去玩啊！”
“你把知识掌握了，才能出去玩。”班主任教育我。
“你没教啊！”我向妈妈告状，“她没教我！”
说实话，这事儿可能真不怪班主任。全班只有我一个没接受早教，她又怎么能只为了我而拖慢教学速度呢？如果她真的这么做了，那岂不是对其他孩子不公平？也许我上了早教班就没这么多问题了。
班主任气急了。她严厉地批评我妈妈，那些话具体我记不清了，但大意就是，她没见过我妈妈这么当家长的。她认为我上课搞小动作、说话、抖腿，是多动症的表现。
我妈妈，一个淳朴的“理工女”，一听到“多动症”这3个字，马上心慌了。这种心慌与当初我不会数10，她就带我去医院检查智力时的心慌相似。她认为我有病。我妈妈就像所有“鸡娃”的父母一样，相信“科学”、迷恋指标、爱好分数，而“多动症”则“科学”地为我妈妈建立起了一个疾病的“指标”，并且在班主任的暗示下，她坚信这会影响我的“分数”。
那天傍晚，我妈妈忐忑不安地拉着我走出校门，穿过一众在学校门口给焦虑的家长发补习班宣传单的人，正要骑上脚踏车载着我回家，她听见人群中有人吆喝：“提高孩子专注力，告别顽固多动症，每天都考双百分！”
这句话让我妈妈停下了脚步。她走过去和发宣传单的人聊了几句，低落地告诉对方我可能有多动症。一听到“多动症”这3个字，发传单的人马上激动了。他告诉我妈妈：“你女儿不服管，这就叫反社会！反社会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再不去治疗，她以后是要走弯路的！”
说罢，发宣传单的人给我妈妈递上了一份招生简章。
我妈妈当晚就拉着我坐上一辆小面包车，跟着这位发宣传单的人去了他们那家位于“宇宙补习中心”——海淀黄庄的培训基地。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的我们真是愚昧。这个发宣传单的人没有任何医疗资质就敢对我妄下诊断，他的宣传词也夸大其词、毫无逻辑。这家治疗中心也没有任何医疗或培训的资质。我上初中后，就听闻这家治疗中心已经被查封停业了。然而，当今的线上和线下教育市场上，此类毫无资质的辅导班依然存在。蒙眼识字、量子波动速度、全脑培训……即使过了十几年，焦虑的家长们在网上随手一搜，还是可以发现不少教学方法违背教育常识，旨在通过套路骗钱的商家。
不过，有一说一，我去的这家治疗中心在当年装修得还是很高级的：到处都是擦得干干净净的玻璃门，地上铺着色彩斑斓的柔软地毯。治疗中心的工作人员穿上白大褂就成了“博士”，脱下白大褂居然还能给我们做“营养晚餐”。也不知道他们是工作能力比较全面，还是这家治疗中心不想花钱雇个专业的厨师。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博士们”给我做了一套长达3小时的，现在看来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系统性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我有如下多种疾病：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我比其他孩子爱抖腿）、先天性行为规范障碍（被治疗中心的“博士们”形容成早期的反社会人格障碍）、青春型分裂症（我认为他们给我的小卡片上画的是树，但他们认为上面画的是鸟）。
这几个名词现在听来都觉得吓人，更何况是在信息“闭塞”的2001年。当天晚上，我爸爸就骑车跑到他大学母校的图书馆，疯狂查阅文献，想弄清楚这几个花里胡哨的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天早上，他黑着眼圈回到家后，跟我妈妈说：“咱得救救孩子！”
我猜是图书馆里的弗洛伊德和荣格把我爸爸给吓坏了。
于是，我父母咬着牙给我报了这家中心的昂贵的行为治疗课程。每周五晚上，当别的小朋友都在外面愉快地滑轮滑、跳皮筋的时候，我却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从团结湖去海淀黄庄，参加儿童行为治疗……
现在想想，这家治疗中心八成是骗钱的。因为他们的治疗方法极其简单粗暴。6个小朋友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每个人面前摆着一堆乱七八糟的塑料小棍儿。“博士们”让我们拿着一根小棍儿把其他小棍儿一根根地挑开，再整齐地码列在桌面上。他们声称这可以练习我们的专注力。可问题是，不管得了啥病的孩子，都是在那儿挑小棍儿。
我就在那儿凄惨地挑了好几个学期的小棍儿。
有时候我还得把小棍儿带回家挑，当成作业。就连来我家看望我的奶奶，都忍不住摸摸我的头，对着我面前那堆小棍儿骂一声：“这倒霉孩子！”
在这家治疗中心里，我认识了不少和我一样被“博士们”判定为“有病”的小孩。印象比较深的是和我同桌的3个小朋友：一对被诊断为青春型分裂症的双胞胎姐妹和一个有抽动秽语综合征的男孩。
双胞胎姐妹的年纪比我大，得有十一二岁了。她俩学习成绩挺好的，也很受学校同学们的欢迎。只不过因为她俩总是在家里撒谎，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就被她们的父母送到了治疗中心。我问过这两位小姐姐，她们到底说了什么谎话，但她们坚称自己没有撒谎，只是父母不相信她们在学校失火的时候拯救了全校师生罢了。
不过她俩的学校真没失火。她俩是真需要更可靠的心理咨询和行为治疗。
这对双胞胎姐妹比我先从行为治疗中心结课。她们把挑小棍儿视为一种惩罚。我不认为她们的病治好了，她们只是不再把脑子里的幻想说出来而已。我高中时还通过人人网找到了这两个姑娘。那时候，她们已经大学毕业了，妹妹即将结婚，两人看似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但我不知道她们在未来会不会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把孩子送到这样并不可靠的行为治疗中心。
另一个男孩的症状比较严重，甚至影响到了我们这桌的所有人。我们挑小棍儿的时候，这个男孩就坐在桌子前一边挑一边骂脏话。每次他骂得都不同，还带着口音，估计是从家里长辈那里学来的。而且他不光骂，他的脸和右胳膊还在一个劲儿地抽抽。他一抽抽就会把那一堆小棍儿弄乱，然后“博士”就会走过来帮他重新堆好。一旦要重来，他就骂得更凶了。
孩子的模仿能力是极强的，尤其孩子很难分辨什么是应该模仿的，什么是不该模仿的。“看起来好玩”往往是最简单的衡量标准。于是我们每次上课都特别期待从他那里学几句新的脏话。他在那儿骂，我们整桌小孩就跟着起哄。搞到最后，“博士们”不得不让那个男孩单独坐一桌，以免他影响到其他小朋友。
直到我离开这家治疗中心，那个男孩都没能治好他的病。我想，这或许也是对病情的一种耽误吧。
小学3年级时，我暂时从挑小棍儿的事业中解放了几个月。这家行为治疗中心生意红红火火，学费水涨船高。我父母已经不想再给我交高昂的学费了。从治疗中心“短暂毕业”的那天，我还和“博士们”依依不舍地合影告别。虽然这些人没给我治好“病”，但他们每周五做的营养晚餐还是很好吃的。
从治疗中心离开后，我又开始放飞自我。抖腿、上课说话、顶撞老师……这一系列的毛病再次回到我身上。很快，我惹了一次大祸。
我们小学为了在北京市评优，开设了很多课外活动和校本课程。比如计算机小组、手工小组、美术兴趣班或者合唱团什么的。我本来报名了科技小组，每周都往塑料小火箭模型里填充发射筒和硫黄粉，然后把小火箭送上天。只要小火箭没炸烂，带着降落伞飘下来了，我就可以拿着它去参加北京市的科学技术大赛，据说获奖的选手可以获得四驱车玩具赛道一组。这让我很心动。
然而，就在我乐此不疲地制作塑料小火箭时，我们学校的老师非要把我调到茶艺社。我曾观摩过茶艺社的演出。整个社团只有女孩，没有男孩。这些小姑娘翘着兰花指，在女老师的指导下，拿着各种器皿泡不同的茶叶。在我看来，这比不上制作塑料小火箭来得刺激。
我不想被调到茶艺社，但老师说：“你的古筝弹得好。你在后面给茶艺社的同学弹古筝配乐，这不是为校争光吗？让那些小男孩去玩火箭吧。你可以更优雅、更淑女一些。”
那时候还不流行“刻板印象”这个词，但我知道，我不想要优雅，也不想要淑女，不想坐在背景里一遍一遍地弹古筝，直到那堆皱巴巴的茶叶在水中舒展开。我想像《星际迷航》里的柯克船长一样驾驶着企业号穿越星辰大海。
不过，我的确喜欢茶艺社里的紫砂壶。小时候在燕山住时，爷爷就有一只类似但明显看起来更廉价的茶壶。这只紫砂壶对我来说，已经是城里小学中最让我熟悉的物件了。它让我感到亲切。我接受了老师的建议，来到了茶艺社。只是，在这里，我总被安排到一旁弹古筝，总是摸不到那只据说造价高昂的紫砂壶。我曾问过老师，为什么别的女孩可以站在前排，给校外来宾用紫砂壶表演茶道，而我就总是坐在后面弹古筝，我也想摸紫砂壶。但茶艺社的负责老师对我露出了一个揶揄而复杂的笑容：“因为你不是‘市三好’。这是有荣誉的女孩才能做的事情。”
我昂首挺胸地“质问”她：“那你给我一个‘市三好’不就完了吗？”
老师笑而不语，让我赶紧回家。
回了家，这事儿在我心中也没能翻篇儿。我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市三好”就这么重要？我跑到书房问正趴在桌上加班画图纸的妈妈。她懒得给我解释，就胡说八道了一句：“她妈妈给茶艺社老师塞红包了，我没塞。”
我“哦”了一句，然后缠上指甲开始练古筝了。我妈妈这句完全没经过事实验证的敷衍的话，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邪恶的种子。
几周后，当学校茶艺社为迎接校外来宾进行表演时，我捅了个大娄子。
那天，校外来宾随行团里有个女记者，她打算给我们学校做一些宣传。她亲切地采访了茶艺社的小姑娘们，问她们：“你为什么喜欢学习茶艺啊？”
大家纷纷一致地回答：“因为茶艺是淑女的教养。”
呵呵。
这是老师提前让她们背好的稿子。由于我是背景里弹古筝的，所以我没有稿子可背。但老师万万没想到，那个女记者居然来采访了我！果然，我“幽怨”的音乐声吸引了她。
女记者跑来问我：“孩子，你古筝弹得真好听。你学了几年古筝啦？”
我说：“3年了。”
记者又问：“你为什么喜欢弹古筝啊？是不是因为喜欢中华传统文化啊？”
很显然，对小学3年级的我来说，第一反应还达不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度。我诚实地脱口而出：“你看过《倩女幽魂》吗？我喜欢那个电影里的女主角。她就弹古筝。”
记者感到有些尴尬，她立刻换了话题：“那你也会表演茶道吗？”
我：“我不会。我是做火箭的。我火箭做得好好的，我们老师非要让我来伴奏。”
记者更加尴尬了：“那你不喜欢茶艺吗？”
“不喜欢。”
记者觉得我真是个棘手的采访对象。其实到了这一步，我真心希望她放弃，但她没有。
“那你一定很喜欢你们的茶艺老师喽？你看，她一叫你过来伴奏，你就来了。”
问到这里，我满脑子都是我妈妈说的给老师塞红包的事情。我憋了半天，然后吐露出来：“我不喜欢她，她就认识钱。”
完犊子了。
说实话，正在读这本书的各位家长朋友，如果你家小孩没我这么调皮捣蛋，你就烧高香吧！别对Ta要求那么高了。
这件事是以茶艺社老师向我妈妈号啕大哭，而我妈妈不得不当着她的面把我也骂到哭作为终结的。我对此事耿耿于怀。当初分明是我妈妈没有做任何事实调查，就张口敷衍我的。一个几岁的孩子，能有什么是非分辨能力？当然是完全相信父母说的话喽。不过，我妈妈后来也为此做了反思。她告诫我：“宝贝，并不是所有大人说的话都是对的。”
“那你们就不该说错的话。”我委屈地回答她。
“但是大人有时候也没办法控制住自己呀。”说完，妈妈发出了一声叹息。
年幼的我并不理解她当时的情绪。但现在想想看，当时的叹息或许是因为对捕风捉影的事件，未经查证就下了结论；或许是因为加班让她控制不了自己的负面情绪；或许是因为她脱口而出时没有把我当成她的孩子，而是当成了一个倾诉的对象。我不喜欢苛责我的妈妈，毕竟，她也是第一次当母亲。
然而，妈妈做错了事，受惩罚的还是我。因为茶艺社的这个意外，我爸妈决定把我送回那家行为治疗中心。这次，为了方便他们的工作，妈妈还给我找了一个专门接送我的“男保姆”。
这位“男保姆”可谓是我城市童年的生命之光了。他几乎算我人生的初恋。
这位“男保姆”的名字叫亮亮，还在上中学。他是我们学校附近小区的住户周奶奶家的小孙子。我父母工作忙碌，就花钱请这位周奶奶每天负责接我放学。这种代替孩子父母接送孩子的模式，有点像时下流行的“小饭桌”。
每天放学后，周奶奶会带我回她家吃晚饭，然后盯着我把作业写完。有时候，她还会帮我爸妈去给我开家长会，把老师说的话一一记录下来，转达给我忙碌的双亲。
在我印象里，周奶奶家总是弥漫着一股中药味儿，家中住着她、她罹患帕金森病的老伴儿周爷爷和亮亮哥。周爷爷记性不好，但他每天一定记得给他那一阳台的小鸟喂食儿。阳台上高高低低挂着十几只鸟笼，鸟笼里有文鸟、麻雀、画眉，还有能学说话的鹩哥。小鸟们叽叽喳喳，浅吟低唱。这些可爱的禽类让周奶奶家的阳台听起来很像燕山的郊外。亮亮哥一放学回家，就会被周爷爷指使去给小鸟切菜叶子，给食盒换上清水。
亮亮哥当时只有十五六岁，长得白白净净的。但他从来不好好背书包，裤脚总是挽起来，露着一截瘦瘦的脚踝，鞋带永远都是散的。亮亮哥的右手臂上还有文身贴。这个文身贴让周奶奶哭着骂了他一整晚，但亮亮哥似乎并不在意。老人管不了他。管得了他的他老爸长年在外地工作。至于他妈妈，据说早就离婚去跟别人过日子了。瞧，亮亮哥和我的情况多相似！我们的爸妈都不在我们身边，我们小时候都只能跟着爷爷奶奶过。那些忙于事业的中年人，只好把“爱情的结晶”委托给老年人。
亮亮哥在我们小学隔壁的中学念书。这所中学与我们只有一墙之隔，但我们学校是重点小学，他们学校却是区里的普通中学，学生们的成绩普遍不好。我们学校的老师总是在做早操时，拿着大喇叭对我们喊话：“不好好学习，就要去隔壁念中学了！”
亮亮哥从没像我一样，成天梦想着去当航天员，坐着飞船离开太阳系。他的职业理想尚且局限在地球上。他要做厨师。我和亮亮哥那时对厨师的理解仅仅来自新东方烹饪学校的电视广告，里面塑造的厨师形象，看起来又能拿高薪又体面。然而，等亮亮哥带我去他舅舅开的小饭馆后厨参观时，他才发现现实的模样和广告里完全不同。不过，他似乎并不在乎厨房里血呼啦差的肉和骨头，以及下水道的油污。我看到他兴奋地颠勺做蛋炒饭的样子，突然觉得未必只有“科学家”或“航天员”才是足够令人敬重的职业，如果将来长大能成为一个厨师，那也非常棒。
亮亮哥的舅舅告诉他，每一个厨师都要有一套自己的刀具。他舅舅向他展示了一下他买来的德国进口刀具。锋利的刀刃和泛着银光的刀身让亮亮哥一见倾心。那时，他的理想就是赚钱买齐这么一套刀具。而亮亮哥赚钱的方式，就是给我当“男保姆”。
我星期一和星期三要去上古筝课，星期五则要去行为治疗中心。周奶奶腿脚不便，这3天都是亮亮哥接送我。他拉着我的手，从呼家楼走到东大桥，再坐公交车到海淀黄庄，每个月我妈给他100元钱作为酬劳；我拉着他的手，走在大街上，春风得意地用眼神向每一个路人炫耀：看，这小帅哥是我“男朋友”，我妈花钱给我雇的！
拿了我妈妈的钱，亮亮哥自然对我很好。我走不动了他会背我，我忘带古筝指甲了，他会跑回家帮我拿。有时候，他还偷偷带我吃麦当劳的甜筒。我在行为治疗中心挑小棍儿的时候，亮亮哥就去隔壁商场里打电动。如果碰上他兜里没钱了，他也会和我坐在一起，陪我挑小棍儿。坐我对面的双胞胎姐妹也天天眨着一双星星眼，盼着帅气的亮亮哥的到来。
其实这样的生活也算美好。虽然我被周围的成年人当成了问题儿童，但起码有亮亮哥和麦当劳甜筒陪着我。
然而，一场变故让亮亮哥离开了我的童年。
大概在我重返行为治疗中心的第三个月，“博士们”又一次涨价了。我父母认为我已经受够了在记者面前多嘴多舌的惩罚，再次选择让我“放弃治疗”。恰逢我们小学鼓励学生学数学，我周一和周三的古筝课就被替换成了数学课。亮亮哥不再负责接送我。他的夜晚变得十分空闲。这种空闲，对于十几岁的叛逆少年来说，是很致命的。
有一天放学，我左等右等，没有等到周奶奶。那天下着大雨，我站在保安亭的屋檐下，看见我妈妈穿着雨披，急匆匆地骑着车来接我。上了车，她告诉我：周奶奶去派出所了，亮亮哥因为打群架被片儿警抓了。
其实那场群架和亮亮哥没什么直接关系，但他放学路上看到自己的好哥们儿被人揍了，于是前去“帮忙”，顺带亮出了那套他刚攒钱买的德国厨师刀具。虽然这场意外还多停留在口头争端，未有肢体上的实质伤害，亮亮哥也只被片儿警批评教育了一番，但因为这件事，向来淘气逃学、“劣迹斑斑”的亮亮哥，被学校开除了。
亮亮哥在外地上班的爸爸觉得周奶奶年纪大，管不住孙子，不顾老人的恳求和阻拦，直接坐着火车回北京，把亮亮哥接走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在我看来，我所患有的“多动症”根本不是一种疾病。这其实是童年的我表现出的对外界事物的好奇心。不过亮亮哥离开后，我每天都会端正地戴好红领巾，在胸口别上校徽，上课举手发言并争取正确地回答问题。我的老师都对我的变化感到惊讶，她们还悄悄问过我妈：“你到底把你女儿送到哪家行为治疗中心了？”
有时，我坐在教室的窗边，会偷偷听一听窗外的鸟叫。那些叽叽喳喳和浅吟低唱，让我不断想起那个不好好穿校服的亮亮哥哥。他成了我枯燥的行为治疗童年教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至少因为他，我了解到厨师是个很值得尊敬和向往的职业；也因为他，我知道打架是会被警察叔叔抓走的。他可以说是我最早期的道德教育启蒙者了。
亮亮哥离开后，又过了几个月，我们搬新家了。我上了4年级，年龄大到可以自己坐公交车上下学了。我父母结束了和周奶奶的“小饭桌”协议。于是，我就连接我放学的周奶奶也见不到了。
周奶奶曾到我学校门口找过我几次。一等我放学，她就把从京客隆买的一塑料袋散装糖果塞到我书包里，摸摸我的脸说：“闺女又瘦了。多吃点儿！”
她可能是很想我，也很想亮亮哥吧。
等我上了小学5年级，我听说周奶奶的老伴儿去世了。小区里正在拍卖周爷爷养的鸟。又过了两个月，我妈妈告诉我，周奶奶去外地投奔她儿子了。从那之后，我和这一家人彻底失联了。直到我上高中时，有一次和同学去团结湖的那家金鼎轩吃饭，开放式厨房里有个颠勺的年轻厨师，看起来很像亮亮哥。我没敢上前问他。后来又去吃饭时，也没能再见到他。但那家金鼎轩倒是成了我最喜欢的餐厅之一。
纵使我很怀念和亮亮哥一起去行为治疗中心的日子，但忙碌的童年让我无暇感伤亮亮哥一家人的提前退场。升上4年级后，我几乎被妈妈给我报的各类数学、语文、英语补习班压得喘不上气。小升初迫在眉睫，我又十分“不幸地”赶上了北京市最早的几批电脑划片试点。家长们瞬间乱了阵脚。在一片混乱与焦躁中，一个接一个的“荒诞”补习班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下班回家，我在小区的楼梯间里等电梯。楼上40多岁的女邻居，左右手各提着一大袋超市里买来的东西走过来，看起来不堪重负，摇摇晃晃的。她瞟了一眼还远在20楼停滞不下的电梯，随手把右手提着的半个大西瓜放在了地上，和我一起等待。这时，7楼的一个4岁多的小男孩骑着他的小自行车进了单元门。他的妈妈跟在身后，正在忙着接电话。听电话内容，她正在处理工作中的棘手问题。看到地上的西瓜，小男孩来了兴致，他嬉笑着蹬着自己的小自行车朝着那半个西瓜撞去，无辜的西瓜在地上晃动起来，小男孩咯咯乐个不停。
女邻居尴尬地笑着阻止：“宝贝，别把西瓜给我撞烂了！”
小男孩调皮地看了一眼女邻居，将自己的自行车退后，接着再次嬉笑着蹬着小自行车撞向那半个西瓜。
女邻居想通过“恐吓”吓退小男孩，便说：“撞吧，撞烂西瓜让你妈妈赔！”
小男孩的妈妈这个时候一边接电话，一边用手拍拍儿子肩膀，并摇摇头，示意他停下来。但小男孩有恃无恐，一脸得意地坏笑，蹬着小自行车退后，意图再次撞向那半个西瓜。
我惊讶地瞪大眼睛看着，猜测这个淘气的小男孩会不会来第三次。
这时候，电梯门开了，等待的几个人顺次进入了电梯。女邻居提起了西瓜走进电梯，不敢再把西瓜放到地上。可惜，小男孩却并不打算放弃这项“娱乐活动”。他的自行车车轮继续一下一下地顶着西瓜，西瓜在女邻居手里来回晃动着。
女邻居只能无奈地嗔怪：“你个熊孩子！”
进入电梯后，小男孩妈妈的电话没了信号，她便着急地埋头用微信打字联系。听到女邻居嗔怪自己的孩子，她便拍了一下孩子的帽檐，道：“儿子，别乱动！”
小男孩似乎根本不听妈妈的。我笑着盯着他看，他也笑着看看我，继续他的车轮撞瓜运动。
7楼到了，站在电梯门前的妈妈终于接通了她的工作电话。她头也不回地喊着：“儿子，走！”自己就率先出了电梯。小男孩骑着自行车出去，跟在妈妈后面，消失在了走廊尽头。
电梯门还没关，一个女人便立即对着那位妈妈的背影抱怨道：“这孩子真够淘气的！”
另外一个男人说：“这哪是淘气，分明就是家长溺爱！”
提着西瓜的女邻居说：“什么样的家长养什么样的孩子！儿子这么淘气，那妈妈不管束，也不说个抱歉！”
“自己不管教自己的孩子，自然会有人管教！这孩子，上了幼儿园可要吃亏呢！”
我默默地听着，如芒在背，心里很是同情那位年轻的妈妈。她的孩子确实缺乏教养，但她过于繁忙的工作也确实让她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人们经常会在自己的世界里判断事情的正确与错误，却很少站在别人的角度理解问题。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带娃的年轻时代。我的女儿小时候就跟那小男孩一样，缺乏管教。而我，也像那个妈妈一样经常被人批评和嘲笑。
我的女儿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
那时候，正处于计划生育的背景下，国家政策要求一家只能生一个娃。如果在一个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家庭，生男孩子就是“家族”的理想选择。
1995年，我怀孕了。公婆家所有人和其他亲朋邻居每次看到挺着大肚子的我，都会说：“这肚子形状，必定能生个男孩子。”
“会说话”的人总是这样“恭喜”别人，哪怕怀着这个“值得恭喜的男孩子”的人，恰恰是一个女人。我被当着面鄙视了性别，也不知道该不该对他们露出一个笑脸。不过，我知道这是公婆的期盼，他们就一个儿子，希望我生个男孩子；我也知道亲朋好友都在说公婆爱听的话，盼望公婆能如愿以偿。只是，我根本不理解，生男孩怎么就比生女孩要好？
我从小生活在没有姐妹的家庭。我的父母生育了4个孩子，其中3个是男孩子，唯独我自己是女孩子。我还是个孩子时，就特别羡慕家里姐妹成群的同学和朋友，感觉她们从小就有玩伴，从不孤独。
现在轮到我生育了。即将为人母的我，却对于生男生女完全没有概念。但如果儿子和女儿只能二选一，我渴望要个女儿，要个能亲亲密密地陪伴我的小姑娘。
预产期到了。我的肚子仍然一点反应都没有。产科医生每次做检查都会说，这孩子的头怎么就不往下转。每次检查，她都试图通过揉我的肚子，把孩子的头推转下来，但均没有效果。我天天摸着肚子跟孩子说：“你是得有多拧啊？那么不愿意出来见妈妈吗？”她便会在我的肚子里鲤鱼打挺般折腾、回应我，biabia打着我的肚皮，像陕西人做面条时面条打在案板上发出的声音。
邻居的婆婆从农村来给儿媳带孩子，见到大肚子的我便问：“你家小孩胎动啥样？”
我笑着回答说：“鲤鱼打挺那样！”
她便抱着自己3个月大的孙子，指着我的肚子喃喃地跟她孙子说：“你媳妇快出生了！”
我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个耿直的农村老太太，从来不逢迎着说话。
过了预产期，产科医生便不再犹豫了，她建议我们做剖腹产。丈夫挑了一个好日子，决定剖我腹，取他崽。
手术是在半麻醉状态下进行的，手术室非常安静，能听到大夫划开我肚皮时哧啦哧啦的声音。他们一层一层划开我的肚皮，每次吃刀都非常浅，唯恐伤着我的女儿。我躺在手术床上，静静地等待着跟女儿相逢的那一刻。
后来，我听见护士说：“孩子出来了！奇怪，怎么没有哭声？”
大夫说：“把小脚提拉起来，小脑袋朝下！”
几秒钟后，我就真切地听到女儿洪亮的哭声，这是她来到这个世界发出的第一声哭声，强大而富有生命力。
护士跟我说：“女孩子哈，小棉袄，恭喜！”几分钟后，她把擦好、包裹好的女儿抱到我脸颊旁，将她的小脸紧紧贴在我的脸上。我的心都酥了，娇嫩的皮肤，亲亲的骨肉，满满的母爱一下子在我身体里荡漾开来。我知道自己“完了”，为了她的到来，即使耗尽我一生辛劳和疼爱都在所不惜，我已经向她缴了械，做了她的俘虏。然而，对于女儿的到来，我能感觉到公婆的失望。
初为人母，自己一下子就没有了自由，再也不能像当姑娘时那样，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跟谁见面就跟谁见面了。孩子就像一根绳子，拴在你的身上，无论你走多远，她都能把你给拽回来。
而养育她，更加让人费心。从怀孕开始，丈夫就给我买了很多育儿图书。至今，我还保存着一本装帧精美的育儿日记本。我在那本漂亮的日记本上记录了女儿出生后几年的体重、身高、营养搭配、疫苗接种、晒太阳的时间等养育情况。休产假的那一年里，我的研究对象就是女儿。
最初的一年里，对孩子的如获至宝和对育儿的毫无经验，都让我整日惶恐不安，为孩子操心成了常态。孩子一旦发烧，我抱着孩子就往医院跑。似乎只要有医生在，我的孩子就是安全的。
这样陪女儿成长的日子，一过就是一年。一年之后，和我同时进入单位的女孩子都得到了晋升，只有我还困顿在孩子和家中的柴米油盐里。不甘心的我跟丈夫和公婆提出上班的打算。公婆坚决反对，并表示没有能力给我看孩子。好在丈夫理解我，决定找个人帮我们带孩子。
我还记得休完产假刚回单位工作时的狼狈。我们把孩子托付给了一位邻居老奶奶照料。中午下班回来，老奶奶跟我说：“您的女儿一个上午不吃不喝，就是哭！”我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一个月后，看着越来越瘦的女儿，老奶奶发愁了。她跟我说：“人家孩子是假哭，看妈妈走了，就不哭了。您女儿是真哭，一哭一上午，不吃不喝地哭。这么一天天下去，孩子的身体会吃不消的。你们得另外想办法，我不敢照料她了！”
我眼泪巴巴地求老奶奶再帮我看一个月，等我找到人了，就把孩子领走。于是，我们发动全家人想办法，最后，终于找来一位亲戚家的小姑娘照料女儿。这个小姑娘初中毕业后就赋闲在家，也找不到工作，她父母就说让她来帮我看看孩子。这孩子长得漂亮，喜欢打扮。
她一来，我赶紧手把手地把自己一年来带娃的经验传授给她：怎么给孩子刮苹果泥吃、怎么给孩子穿衣服、奶热到什么程度可以喂孩子等。小姑娘刚刚明白一点，就出了问题。
有一次，我临时有事，提前回家。看到女儿坐在冰凉的地上哭，那个小姑娘正拿着我的口红化妆玩。我当时就傻了，想着这位小姑娘还是个孩子呢，玩心这么大，怎么能看好另一个孩子？于是赶紧换人。
一个月后，我又找另外一个亲戚的女儿小曼来帮忙。小曼比前面那个小姑娘稍微大一点，非常有责任心，也特别喜欢孩子。
当我再次手把手教她怎么带孩子的时候，就暗下决心：不能再换了，一定要把这个培养出来。频繁换人照料，我和孩子都受不了。特别是孩子，她对照料的人有感情。
上班要忙工作，下班要培养小姑娘照料孩子的基本技能，还要抽出时间多陪陪孩子。游走在做好工作和照顾好孩子之间，我常常操碎了心。
为了更多地陪伴孩子，我总是想方设法提高工作效率，尽量压缩加班的时间。为了做好工作，我还必须稳定好后方。夹在工作和孩子之间，我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形象，甚至都不敢生病。就像前文提到的那位妈妈一样，初为人母，要工作，要赚钱，连女儿的日常生活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去管教孩子。
从小曼来的那天起，她就特别溺爱我的女儿。我女儿要啥给啥，想怎样就怎样。在她看来，照料我女儿这件事情，只要看护好我女儿不磕碰致伤，不乱喂食让她生病，不让她哭闹，就是完成任务了。
一个18岁出头的孩子能够在我上班的时候做到这些，已经帮了我的大忙了。对于我来说，忙碌了一天回到家，看到女儿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就非常幸福了。
教育孩子的书，我读了很多，也常常给孩子读故事，教育她要诚实、有礼貌、善良。但到实践中，我又觉得不到3岁的孩子能懂什么，所以也不是很重视。
有时候，看到被管教得非常有礼貌的孩子，我会莫名其妙升起一种心疼：这么小就委屈自己成为大人们喜欢的样子，没有了童趣和快乐。如果这个孩子是我女儿，我是不愿意的。我更愿意女儿活成自己的样子，而不是迎合大人们成为他们期待的样子。
而且强迫孩子迎合大人，也有弊端。我曾经见过这样的孩子，他们在父母面前表现得彬彬有礼，懂得谦让；父母离开了，立马变得专横跋扈，颐指气使。这样的孩子很小就学会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
在我看来，孩子首先是孩子自己的，其次才是父母的。基于这些想法，我的女儿在3岁前都是散养状态。
我舍不得打她、骂她，或许是因为她来之不易，也或许是因为她性别的“众叛亲离”。家人们对她感到失望，我只好把“溺爱”当成对她的补偿。
有时候，在街上碰到朋友同事，我会教女儿喊叔叔阿姨伯伯。她从来不叫，还会当着人家的面说：“我又不认识他们，为什么要叫！”
朋友同事被她逗乐了，就说：“人家孩子说得对，谁跟陌生人打招呼啊！”
女儿会得意地告诉我：“听听，听听，人家都说我做得对！”
朋友同事便会哈哈大笑。
女儿小学时，我带她参加朋友的婚礼，她很快就跟周边的孩子混熟了，带着那些孩子在餐桌下穿来穿去。我担心她把人家的桌布顺带盘碗一起拽到地上，便阻止、批评她。可她就学着周边大人的话说：“张阿姨都说了，太老实的孩子将来没出息！妈妈，我不做没出息的孩子！”
听了这话，朋友们在旁边乐得前仰后合。
因为工作忙碌，无暇顾及孩子，所以我跟孩子待在一起的片刻时光，一定是以开心和愉悦作为主旋律的。因此，我特别能理解前文提到的那个在电梯里忙着在手机上打字的妈妈。她一定是有许多重要事务要处理，没有时间关注自己孩子的教育；或者她跟我一样，想让儿子活成他自己的样子，不想让他去讨好和迎合别人。
当然，在内心深处，我总觉得这样培养孩子不妥。但规范孩子行为的机会也不多，想起来的时候便总跟她说，要做一个受大家欢迎的孩子，而不要做一个令人讨厌的孩子。
她会装模作样地回答我：“妈妈，我知道，守规矩、懂礼貌，就是好孩子。”
是的，她非常清楚受欢迎的基本内涵，但她却不想做到。
在小曼对孩子的溺爱和我对孩子的宠惯下，我的女儿就像未被修剪的树，恣意生长。而毫无教育孩子经验的我，带给孩子的还有其他问题……
3岁之后，女儿能上幼儿园了。可幼儿园老师们却不待见她，觉得她比男孩还调皮捣蛋，经常暗示我们转园。她只好在几个幼儿园之间“流浪”。
有一次从幼儿园回来，她突然跟我说：“妈妈，怡然要死了，我好伤心。”
怡然是她在幼儿园里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得了白血病。我说：“你要好好爱她，对她好，不让她生气，让她开心！”
女儿点头，跟小鸡啄米一样。
“妈妈，怡然对我太好了。今天老师又跟小朋友们说，不让大家理我。老师让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面壁，只有怡然搬了她的小凳子跟我坐在了一起。”
我听着心里很难受，不守规矩、不服从幼儿园老师管理的女儿常常被这样“治理”。我蹲下来，看着女儿的眼睛跟她说：“下次老师们不让干的事情就不要去干，否则又要面壁了！”
女儿点点头，但我知道她下次还是做不到。
怡然去世之后，女儿就不愿意再去那个幼儿园了。而我因为怡然的离开，也更加疼爱自己的女儿。人生不易，我得好好珍惜跟女儿在一起的每一天。
之后，我给她转回了奶奶家附近的幼儿园。因为那个幼儿园的老师都是邻居，碍着面子，总会对孩子更宽容一些。更何况，孩子不想上幼儿园时，还有爷爷奶奶照看着。
但这也加剧了女儿不守规矩、不懂礼貌的顽劣品行的养成。
2000年的时候，我们在朝阳区买了一套老旧的二居室。那时候，女儿5岁了。她特别喜欢走马路边。因为交通安全的原因，我不允许她在马路边走，就经常带她到公园的花池边走。有一天，我跟她说：“咱们看看你的平衡力有多好，看你能走几块砖。”花池的周边镶嵌着一圈混凝土块，她每走一步会落在一块砖上，我们就数她能走几块。她伸开手臂，平衡身体，走一步，数一个数。数到9的时候，她不知道怎么数了。我告诉她该数10了，她迷惑地看着我，说：“为什么9过了要数10？”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孩子都5岁了，居然还不会数数。从她3岁开始，我带她学过画画、舞蹈、古筝，却没有学过文化课。她不识字，也不会数数。
一种唯恐耽误了孩子的紧迫感让我心里发慌。我决定把她从奶奶家接回来，送进我们楼下的一家街道幼儿园。
这个幼儿园没有学前班，以看管孩子为主，偶尔让孩子唱个歌，学几个简单的英语单词。但晚上回到家，我可以教她数个数，认个字。
回到我们身边，女儿身上的问题全面爆发了。在街道幼儿园的将近10个月里，幼儿园老师跟我反映的多数问题是：你女儿怎么不知道遵守纪律？她会从老师给大家排好的队伍里走出来，跟自己喜欢的小朋友手牵着手并排站在一起；玩4人转椅游戏，她会把小朋友拽下来，自己坐上去；她跟小朋友抢玩具，能将人一把推开。老师批评：“她想怎样就怎样，不达到她的目的不罢休，没有规则意识、团队意识、谦让意识！批评她，她也不在意。”
为了解决女儿的问题，我去买了很多讲礼貌、讲规矩的故事书，回到家就给她念孔融让梨的故事。听了故事，她忽闪着眼睛问：“孔融不爱吃梨吗？”
我说：“他很爱吃，但是他觉得自己最小，应该吃最小的梨，把大个的梨让给爸爸妈妈和哥哥们。”
女儿似懂非懂地跟我说：“我不喜欢吃梨，我会都让给哥哥们。”
我接着问：“如果是你喜欢吃的樱桃呢？你让给别人吃行吗？”
她说：“等我吃够了，再让。樱桃是我的，让不让也应该听我的。”
“冥顽不化”的女儿从来都是心对着口，怎么想怎么说。这一点很像我。我想，自己多少年来在职场毫无进步，也多少与这个有点关系。
我拿着自己那点可怜的生活经验，在各个生活场景中提示女儿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招人喜欢，什么不招人喜欢；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久而久之，我居然把她当成了自己的闺蜜，跟她讲作为家长不该给孩子讲的各种事情，甚至自己工作中的烦恼，以及跟亲人、朋友相处时的不快都跟她倾诉。她认真倾听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个成年人。她会机灵地安慰我，认准时机跟我一起批评那些为难我的人，甚至有时会在和我聊完的第二天，放学回家时问我：“妈妈，你工作上的事情解决了吗？领导会不会开除你？”我心里很难受，猜想这孩子估计在学校里琢磨了一天我的事情，我让她承担了不是这个年龄的孩子该承担的东西。
有一天，我从幼儿园把她接出来，带她去了附近的华堂商场。这个商场刚刚开业不久，购物环境非常好。4楼有一个儿童专区，有各种玩具可以试玩。我把孩子放在那里，让她跟一帮小朋友搭积木，自己就去楼下的超市买生活用品了。
现在想来，初为人母的我真的是粗心，竟然把孩子当成了大人。如果当时有人把她抱走了，我恐怕会变成祥林嫂，一辈子活在自责中。
而把女儿丢了的事情后来也真的发生过。那是女儿5岁的时候，我带她到团结湖公园玩。我们坐在公园长椅上看书，她跟我说：“妈妈，我想去厕所。”
因为厕所就在附近，我就跟她说：“去吧，妈妈就在这张椅子上坐着看书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过了很久，女儿都没有回来，我开始担心，于是跑到厕所找，厕所里根本没有女儿的踪影。那时候，我惊出了一身汗。我跑着在公园里找，到处问人有没有见过我女儿，所有的人都摇摇头。我跟疯了一样跑去公园办公室，求助工作人员帮我找女儿。大家帮我一起找遍了公园的每一个角落，还是没有找到女儿。
那时候，我觉得天塌下来了，一点主意都没有。
一位大姐说：“您家住得远吗？孩子会不会回家了？”
公园门卫说：“您先回家看看，我们给您盯紧公园，一旦发现孩子，就把她留在门房。”
我狂奔回家，在单元门口看到了泪流满面的女儿，她正在哭着找妈妈。一楼的邻居大妈牵着她的手，安慰着她。
我扑向女儿，抱住她，高兴得泪流满面。娘儿俩一起抱着哭得稀里哗啦。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让孩子单独离开半步。
而那之前，我经常像存放物件一样，把她放在各种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那里，让人帮着照看一会儿。现在想来，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天在超市买完生活用品后，我去4楼接了女儿回家。路上，她坐在自行车后座的儿童椅里，跟我说：“妈妈，那个乐高积木真好玩，你给我买一个吧！”
我知道那个乐高积木，相对于我微薄的工资来说，有点贵，我不太想给她买。而且我也认为不能她喜欢什么就给她买什么，万一她将来跟我“要星星”“要月亮”，我就给不起了。
于是我跟她说：“咱家都穷得叮当响了，没有钱买玩具。”
女儿不知道“叮当响”是个什么概念，就问我：“妈妈，什么是叮当响？”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的问题，就摁了摁自行车上的铃铛说：“叮当响就像这样！”
我知道，女儿一定不会明白，穷得叮当响是个什么概念。
晚上，我搂着她睡觉。她在床上来回蠕动，小眼睛在黑暗里一直不肯闭上。我问她：“为什么不睡觉？”
她跟我说：“咱家都穷得叮当响了，以后可怎么过啊？我担心得睡不着。”
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自己不负责任的一句话，竟然给女儿造成这么大的精神负担。作为家长，我太不称职了。
我这种不负责任的教育方式，很快就让女儿陷入了更为糟糕的状况。
2001年秋天来临的时候，女儿上小学了。为了便于接送，我们选择了离家很近的一个还不错的小学。
那一年，单位组织出去旅游，可以带孩子。导游为了活跃长途旅行车上的气氛，让孩子们表演节目。很多孩子因为害羞不愿意参加，就举荐别人。举荐别人时，被举荐的孩子就害羞地推辞，再举荐另一个孩子。后来有人“不慎”举荐了我女儿。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就从座位上钻出去，走到了大巴车前面。导游把她抱起来，瘦弱的她就开始落落大方地朗诵起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朗诵完，她得意地对我比了个大拇指。
我当时惊讶极了：养了她那么多年，我竟然都不了解自己的女儿有这么大的胆量。
冲着这份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她入学就被老师选为新生代表讲话。作为妈妈，我很是骄傲。看起来，她的小学生活应该会有个不错的起步；看起来，幼儿园阶段我对她的教育应该有一定的效果。
然而，我真的是太天真了。问题接二连三地来了。
有一天放学我去接她，班主任跟我说：“您女儿看起来那么聪明伶俐，怎么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会？”
老师说：“对啊，拼音一点都不会，加减乘除也不过关，特别是乘法口诀表，别的同学都背得很流利了，您女儿竟然不知道乘法口诀是什么！”
“别的孩子上小学前都学过了吗？”我弱弱地问。
“是啊，人家都上过学前班！”
我的心一下子坠入了万丈深渊。晚上回家，我想看看女儿的拼音到底学成了啥样。我把p和o的拼音卡片拿出来，让女儿读。p能读出来，o也能读出来，但p和o合在一起就读不出来了。对于她来说，读po发出的声音就是遥远的外星传来的声音，陌生而虚幻。
人家孩子已经学了一年的拼音，现在在课堂上是进行复习。而我的女儿是初学，老师教起来自然费劲。从那天开始，我决定每晚给孩子补课，让她跟上同学们的进度。
一年级期中考试结束后的一天，我接女儿回家，她兴高采烈地跟我说：“妈妈，我们考试成绩出来了，我语文得了86分，数学得了83分！”
从来没有考过试的女儿，不知道她这个成绩的好坏，她甚至不知道分数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她的两个80多分跟她大多数同学的双百分，有多大的差距。
我黑着脸在前面快步走着，她的分数让我生气且伤心。她在后面紧紧跟着，一脸的不知所措。我跟她说：“别的同学都考了双百分，你这个成绩太差，妈妈不开心！”
她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明白了一个道理，妈妈想要双百分。她考双百分，妈妈才会开心，她得让妈妈开心。
为了满足我这个当妈的贪心欲望，女儿努力争取一切荣誉。可是，一年级结束评三好生的时候，她又出了问题。
老师把三好生候选人名字写在黑板上，让大家投票选出校级三好生。名单里没有我女儿，她就非常着急。想着自己当不了三好生，妈妈会不高兴，她就把小手举起来了。
老师警惕地问：“你又有什么事？”
女儿说：“我也要当三好生！我也能当三好生！”
老师说：“三好生需要德、智、体、美、劳样样优秀，你觉得自己都优秀吗？”
女儿指着黑板上的一个名字说：“如果李月欣能当三好生，我也能！李月欣上课不遵守纪律，交头接耳，您还批评过她！”
老师很生气，觉得这个孩子简直不可理喻！她跟女儿说：“你坐下吧！”
然后，她向全班同学解释评选标准，跟大家讲为什么李月欣能入选，同时也指出了我女儿的很多问题。
我倔强的女儿一直没有坐回座位上，而是以站立的姿势向老师表示抗议。
老师没有再理睬我女儿，并组织其他同学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那一年的“三好生”。
晚上回家的时候，女儿哼哼唧唧地跟我说：“妈妈，我没有当上三好生，你不能生气啊！”于是，她把选举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
我当时就气笑了，跟她说：“三好生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做到方方面面好才成的，不是跟老师要的。”
那次之后，女儿跟老师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糟糕。女儿开始变得更加不遵守纪律，老师上课时她插话，课堂上跟同学交头接耳，老师批评时她顶嘴，到了成心跟老师作对的地步。老师也越来越不喜欢她，时常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她、奚落她。
这种恶性循环让忍无可忍的老师把我叫到了学校，建议我带孩子去看看病。她说：“从孩子的种种表现看，她估计有多动症。这个毛病要是不纠正，将来影响会很大。”
于是，经过一番考察，我和丈夫给她选择了一家行为治疗中心，让她利用课余时间去纠正这个毛病。
2年级冬天来临的时候，女儿的腺样体肥大，隔三岔五地引发感冒。每次感冒我都给她吃点药就送去学校上课。这样做一是怕她耽误课程，二是因为工作繁忙，我请假很困难。只要不发烧，她就得吸溜着鼻涕去学校。她吸鼻子的声音让讨厌她的老师越来越烦她，同学们也都嘲笑她。于是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你妈妈就不能带你去看看病吗？天天扔到学校就完事了？生下来不教育也不养育吗？”
女儿回家跟我学老师的话时，我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了一地。这个老师是得有多讨厌我们这对“不懂事”的娘儿俩啊！
面对老师的指责，我惭愧地想起女儿上幼儿园时发生的一件事。那天，女儿跑回家，突然跟我说：“妈妈，我耳朵疼！”还不等我反应过来，她就被小朋友叫出去玩了。看着她跟其他小朋友玩得欢实，我判断大概没什么事情。但过了几天，女儿又跟我提起耳朵疼的事情，我帮她揉了揉，便转身去忙工作了。等女儿再次跟我说耳朵不舒服的时候，已经一个月过去了。我想，不能再拖了，得带她去看看病。
去了医院，一个老太太模样的大夫把她抱到小椅子上，戴上专业眼镜看向女儿耳朵的刹那，她就惊怒了，训斥我道：“你怎么当妈妈的？你知不知道孩子耳朵里进了一颗塑料珠子？而且都要跟耳朵壁长在一起了！不是我说你们这些年轻妈妈，太粗心了！”
我当时就慌了，赶紧问大夫：“要不要紧，孩子会不会聋？”
大夫说：“还好意思问！聋了你就后悔一辈子吧！”
当那颗塑料珠子血淋淋地从女儿耳朵里被取出来的时候，我心里五味杂陈，后悔自责。
好在那位大夫是专家，在她的悉心治疗下，女儿没有留下后遗症。
女儿的老师批评得很对，我不是个称职的母亲，女儿生病都不能在家里陪伴她。我到底为什么要把生病的女儿送到学校？是不疼爱她吗？完全不是，我心里想跟这位老师说：“是因为学校里有您，如果孩子病情严重，您会给我打电话。如果女儿留在家里我必须请假。请假太难了！如果请假多，丢了工作，怎么养孩子？如果不请假，孩子必须被锁在家里，那样还不如送到您那里放心。”
繁忙的工作和养育管教孩子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在我的身上，让我力不从心。母亲的负担太重了，父亲又总喜欢在关键时刻开溜。我只好求助于身边其他的女性，比如保姆、医生、老师等，请她们帮助我分担一些肩上的重任。
我的女儿尝尽了她自己不守规矩、不懂礼貌、不明白人情世故带来的苦头。我这个毫无教育经验的妈妈，无形中给女儿的人生挖了诸多让她苦不堪言的深坑。直到长大，她都还没能从坑里爬出来。她至今还是一个性格乖僻、思想古怪，且很难在集体生活中“生存”的女孩。
有时候，我觉得，我女儿就像我们公司的院子里养着的猫。它们从别处流浪而来，就在这里落了脚。它们脾气暴躁，嗷嗷乱叫，很没有礼貌。
而我的同事小优就从不像我女儿这样。
小优是个26岁的男孩，只比我女儿大一岁。他们明明是同龄人，却千差万别。
小优喜欢小动物。他经常会买一些猫食给公司的两只猫吃。每天早晨上班，小优一走进公司院子，两只猫就前后包围着他。他会蹲下来摸摸它们，然后再往办公室走。两只猫前后环绕着他，喵喵叫着，尾随他到办公室门口。见小优进了办公室，它们便跳到我们办公室窗户外面的台子上，隔着窗户寻找小优。
小优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打水、拖地、给大家沏茶。他是个特别勤快、爱干净的男孩子，高高的个子，一身健美的肌肉，充满阳光和活力。
初来公司的时候，小优就买了4盆水培绿植。他把它们摆在办公室的窗户台子上，喷水、洗根，精细地侍弄它们。他也会买点精致的香草包散放在办公室的各个角落，让它们在办公室散发清香。他把对生活的热爱融进了点点滴滴里。
公司出去团建，他总是笑呵呵地跟着大家：看到谁的包重，就替人家背着；看到谁脚扭了，就赶紧搀扶着；看到有危险的地方，就提醒大家。
他特别懂人情世故，总是给大家带来微笑和温暖，所以也成了最受大家欢迎的人。他会乐呵呵地跟人打招呼；一起进办公室时，他会主动跑到前面给同事开门；他会把别人落在开水间的暖壶送到人家办公室；在食堂排队打饭时，他会让岁数大的人排在前面。
他非常懂礼貌，而且他的行为是自然而然的习惯性行为。这是一种教养，而不是一种做作和带有目的性的溜须拍马。他做这些事情从来不刻意。你不会因他给你开门而感到不自在，你会觉得他很贴心。他也不会看人下菜碟，不管你是普通人还是领导，他都会按照他的好教养去对待。
看着他的言行举止，我常常会陷入沉思：人家的父母是用什么样的办法教育自己儿子的？人家怎么会这么有礼貌，又这么懂人情世故？甚至我会想，他这么做累不累？自己会感到委屈吗？想到这些禁不住就有些心疼他。
反观我女儿，她天天穿着破洞T恤、开着她那辆溅满泥点的、3个月不洗一次的改装车去出版社和摄影棚，对人一脸爱答不理的模样。我经常反问自己：为什么没有把女儿培养成小优那样的孩子？
我希望她能像小优一样懂事些，对那些职场的后辈温柔一些，对前辈则更加恭敬一些。但她似乎有一套自己的准则。在她看来：“职场不该论资排辈，这是效率极低的管理方式。职场看中的应该是态度和专业精锐程度。”
她说得很有道理，但可惜，有时候，社会不是这样运转的。而且，她也非常清楚这一点。
我希望她能像小优一样，更热爱生活一些。但她在留学时几乎每一顿饭都糊弄。我听闻有一段时间，她每天只带一根法棍面包和一个超大杯的黑咖啡去图书馆，从早吃到晚。虽然她的笔名叫“王食欲”，可她却口口声声说：“浪费时间来满足自己的食欲是毫无意义的。”
尽管在女儿小的时候，我就希望她能成为小优那样的乖孩子，但我心里明白，每个孩子的成长轨迹不一样，受教育的路径不一样，家庭及父母产生的影响不一样，他们的优缺点也就不一样。
我和小优的工作是工程造价，简单来说，就是计算盖一栋房子要花多少钱。有一次，我带着小优在工地量一堵墙的长度，计算这堵墙用了多少块砖，花了多少钱。这堵墙很长，墙上有门。我的思路是，用尺子量门左右两侧的墙的长度，然后累加起来，这需要边量边记下每段墙的长度。他的思路是，用3米卷尺量墙的长度，看有几个3米，最后再减去门的宽度，这样不用记录很多数据。显然，他的思路更好。但当时时间紧迫，我居然没有反应过来，直接忽略了他的建议，要求他按照我的方法干活。他也没有表示反对，顺从了我，拿着纸笔量一段墙记一个数字，浪费了很多时间。
这件事情让我反思了很多问题，他为什么不坚持自己的思路呢？明明他知道自己的思路更简洁便利。也许他是觉得我年龄大、工作经验多，出于对我的尊重？也许是无所谓，领导说怎么干就怎么干？也许他是敬畏我这个上司，不想和我起争执？当然，我猜测更有可能是因为他的教养和礼貌，他不愿意让我心里不舒服。
如果换作我女儿，她一定会按照她的思路完成这件事情，无论跟我发生多大的争执。
不，换作是她，她恐怕都懒得跟我汇报思路，直接就把活儿干完让我签字检查了。
这件事后，跟小优一起工作时，我就格外注意倾听他的想法。即使他的想法不成熟、不符合实际，我也会让他去试一试。得给他尝试的机会，这样他才能在工作中独当一面。
跟小优在一起工作时，我很容易成为强者，他尊重并能服从我的决定；跟我女儿在一起做事时，我常常是弱者，她总是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来改变我的决定。我跟小优一样是经过父母严格管教长大的，知道违逆别人会遭人讨厌，我们也更能服从管理，我女儿则更适合单打独斗。
因此，小优这样的孩子可能更适合加入一个平台工作，而我女儿则更适合创业。上大学期间，她曾经当过几年创业公司的“小老板”（关于这段惊心动魄的创业故事，各位读者可以在后续章节中看到）。一开始公司经营得还可以。可她留学回来后连自己的公司都懒得打理了，选择成为自由职业者。我问她为什么不创业了，她回答：“我不仅不喜欢被别人管理，也不喜欢管理别人。”
这倒是一句实话。她跟我说过，有一位制片人雇她带一个团队开发剧本。她非常反感在集体工作中提供领导力。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团队进行充满防备和猜忌的人事沟通，她花了很高一笔咨询费，请律师做了一份面面俱到的合同。合同上公平而详细地列举了可能发生的各种人事变动情况，以及针对这些情况做出的补偿或赔偿。
在一个企业里，中下层员工完成的多是执行工作，服从管理至关重要。而中高层员工要做的则是提供领导力。我女儿这两种都不喜欢做。这大概是她研究生毕业后，选择自由职业、做“数字游民”的原因吧！
在她看来，自由与自洽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这两件事高于当领导的体面、高于当员工的稳定、高于她职业生涯中的一切。
近些年来，我发现“95后”“00后”中，女孩子要比一些男孩子成熟得更早，尤其是在事业发展、未来规划和责任感方面。特别是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这里挤满了又会赚钱、又聪明、又漂亮的姑娘。她们强势而自信，独立而勇敢。我想，这是不是因为在不断的竞争中，在受教育或者工作的过程中，她们必须过早付出比男孩子更艰辛的努力呢？
我妈妈对她儿子们的教育底线就两个字——安全。不要出去跟人打架，不要犯罪，不要惹是生非。而她教育儿子们的具体办法就是，把老大教育好了，老二、老三就有了榜样。因此，我的大哥，就成了我妈妈的重点整治对象。
我的大哥从小就特别淘气。他是孩子王，会领着一帮小伙伴上房揭瓦，害得人家家里下雨天屋顶漏雨。他也会带着这帮小伙伴，欺负骑自行车的人。当望风的小伙伴告诉他有骑自行车的人来时，他就跟另外一个小伙伴手握着细藤条，蹲在马路边等自行车慢慢靠近。一旦自行车靠近，他们就将细藤条塞进人家的车轮里，然后扭头就跑。每当遇到有人告状，我那淘气的大哥就会被我妈狠狠教训。
在我的记忆里，我大哥挨教训就是家常便饭。每次妈妈教训大哥的时候，两个弟弟都必须在旁边站着，噤若寒蝉。
除此之外，她还使用哭闹的方式控制他们的行为。兄弟们执行她交代的任务时，必须不折不扣，不能走样，否则她就要“一哭二闹三上吊”。久而久之，3个兄弟变得特别胆小和守规矩，不敢有自己的主张。因为，一旦按照自己的主张执行妈妈交代的任务，不管对错，都会引来妈妈的哭闹。长大后，他们在单位工作时，也像小时候一样，从来不敢有自己的主张，不敢担责任，懦弱而谨慎。
所以我认为，管教你的孩子，让他们更早明白人情世故是作为父母应尽的职责。只不过在管教的过程中，要防止两个倾向：一是别把孩子的积极性、能动性给管“死”了，让他们成了懦弱、不敢担责的人；二是别像我一样，不懂约束孩子，不去管教孩子，让他们浑身长满了拔不掉的刺。
当然，为人父母也不能严苛到事无巨细地管教孩子，或者为孩子决定未来的道路。人格的塑造虽然与原生家庭息息相关，但是否应该在孩子的身上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教育痕迹，还值得商榷。在我看来，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在教育过程中为孩子做好准备和铺垫。如果你的孩子和我女儿一样，是个特立独行的人，那就要提前告诉Ta，未来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当孩子知晓每种人生道路的状况后，再让Ta自己去判断选择走哪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