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从高中开始，我内心一直憋着一个做公司的梦，并暗自朝着这个梦想前进，从来没有觉得任何时期的学习是任务。相反，我像饥饿的人渴望食物一样，渴望了解世界的真相。
当时，中国计算机事业正起步，美国硅谷的计算机事业已经蓬勃发展了一段时间，其中一些优秀的公司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我渴望了解地球另一头科技发展的现状。
大三时，我去上海的一个单位实习，坐在火车上，我阅读了一本对我影响至深的书——《硅谷热》。埃弗雷特·M. 罗杰斯的这本著作荡气回肠，回顾了硅谷兴起的过程，描述了硅谷当时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这本书如同一场饕餮盛宴，让我如痴如醉。这次阅读给了我丰富的精神滋养，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硅谷热》总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硅谷的崛起”，以苹果公司的传奇故事为主线，讲述了硅谷的发展历史；第二部分是“高技术文明”，从风险投资、创业故事、人物传奇等各个方面描绘了硅谷的生态状况；第三部分是“硅谷的明天”，讲述了硅谷模式在全球的扩散、硅谷面临的全球竞争和对世界的深远影响。
这本书严谨的风格以及里面传递的舍我其谁的精神，像一针强心剂，让我这个“理工男”的内心波澜壮阔。
在这本书里，我第一次知道了乔布斯：
乔布斯说，他年轻的时候曾想：一个人是不可能改变世界的。世界太大了，十分复杂，威力无边。但是，他近年来创办苹果公司的经历，使他产生了一种欢喜若狂的感觉。他说：“你可以在这儿激励世界，也可以在那儿影响社会。”这种效能感，就是给许多企业家生活带来欢乐的原因。
一旦某个人有了这种能驾驭未来的威力感，他就会勇往直前……乔布斯喜欢用一些形象的比喻来说明问题。例如他说：“仙童半导体公司就像朵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
在那本书里，我看到了硅谷的年轻人的工作状态：
硅谷是袖珍计算器、影像游艺机、家用计算机、无线电话、激光技术、微处理机和数字显示手表的诞生地。近年来在电子方面的几乎每一样新产品，都是从硅谷出来的……“我们的信条是猛干，猛玩……没什么差别”。在硅谷，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工程师们往往一天干15小时，每周工作7天，许多人计划干上10年成个百万富翁，然后就退休。
在那本书里，我看到了信息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区别：
今天的信息革命不同于过去的工业革命。其中一点不同的是，当前的这场革命进展要快得多。向工业时代的转变用了几代人的时间，而信息革命却只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就发生了。另一点不同的是，在信息革命产生的同时，我们就认识了它，而一百年前，在曼彻斯特或其他工业城镇，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社会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使用计算机的数量，标志着信息革命的飞快速度。由于硅谷使计算机的体积越来越小，价格越来越低，到1984年，计算机已经到处都有了。
在车库里创造出一个产品，孵化出让人受益的理念，没日没夜地去改变世界、去拥抱信息时代的革命……看着让人热血沸腾的文字，我恨不得马上投身到这场变革之中。
《硅谷热》成为影响我最深的一本书，它对我的价值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我对风险投资（VC）没有兴趣，因为我还想象不到VC的作用。我看到的是一堆孩子在车库里做出的神奇产品。“产品为王”这个想法对我影响很大，因此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是在做产品。另外，这本书还提及了那些硅谷人怎么藐视大公司，书中的人物个性都很鲜明。最早这些人都是从大公司里出来的，但是他们不怕挑战大公司。最经典的是苹果和IBM的故事——其实IBM做PC胜过了苹果，从商业上讲，苹果败给了IBM，但从价值观来说，苹果被当成硅谷的英雄。这种价值观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一个社会只以成败论英雄，或者只以金钱多少论英雄，是不可能鼓励年轻人创新的。
自从看了这本书，我就决定要像那些硅谷的年轻人一样——“在这儿激励世界，在那儿影响社会”。这让我浑身充满了创业的欲望。
大学毕业之后，我被保送到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但读的是管理专业。当时我的想法是，既然决心要做一家软件公司，那么除了计算机知识，我一定要知道管理知识，因此读研究生时想当然地选择了管理专业。但是刚刚学了几天我就失去了兴趣，我觉得没有进入过任何公司就学习管理简直是天方夜谭。那时候我就觉得，要不要研究生学位我无所谓了，要一个没用的学位简直是在浪费生命。于是，我开始逃课，心里有个声音正在对我振臂高呼：此时不创业更待何时？对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不想再犹豫一分钟了。于是，我一头扎进了市场，要去做一个“产品疯子”。
至于做什么产品，我经过思考，做出了一个宿命般的选择——我要做一块清除计算机病毒的计算机外接卡，简称反病毒卡。除了觉得研究反病毒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我做这个产品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在当时的计算机发展过程中，计算机病毒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了，它逐渐成了人们使用计算机的一个痛点。顺着解决这个痛点的思路，我制作产品的想法就是，用一块外接的硬件来帮人们查杀计算机病毒。根据我连续几年阅读《计算机世界》的积累，我知道瑞星公司已经进入了这个领域，而且做的硬件卖得很好。
当时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做硬件，除了受已经声名鹊起的瑞星的榜样作用的影响，还有几个原因。
首先，中国用户当时认为所有的软件都应该是免费的，因此把软件做成一桩生意很难，而硬件却有得到利润的可能。其次，通过设计，我们有信心利用外接硬件在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启动之前就获得计算机的控制权。最后，我倾向于用一种更加通用的方法来解决计算机病毒的问题，比如根据计算机病毒的行为而不是根据计算机病毒的特征来防范计算机病毒。
我给反病毒卡配一张软盘，给计算机插上反病毒卡之后，通过调用软件实现整个功能。可以说，这是一种软硬件结合的思考方式。
想好了这些，我的内心便非常笃定。《中国青年》上一篇关于年轻人创业的文章中所描绘的场景，我想我准备亲手去缔造了。《硅谷热》中年轻人的狂热，我也要去亲自感受了。不眠不休我完全可以做到，我甚至可以更狂热。
我一头扎进了我的理想。当然，早期创业时我们并没有注册公司，而是想方设法先把产品做出来再说。直到今天，我也认为注册公司等琐事只是创业的形式，而创业的关键在于推出什么样的产品。我找来负责技术的范刚和负责统筹的石晓虹和我一起工作，而我作为产品的总策划和推进者，每天都在思考一件事，那就是怎么尽快把反病毒卡生产出来并迅速推向市场。
理想如此丰满，现实却往往骨感。要做一家以查杀计算机病毒起家的学生公司，我们需要每天在计算机上调试程序，寻找计算机病毒特征，而此时，我们却连一台属于自己的计算机都没有。
这一切看起来多像痴人说梦。这时候，已经有人在说我们几个办公司的事儿是异想天开了。
讥讽和嘲笑开始在空气里无声流动，我们该怎么办呢？
作为穷学生，我们当时没有计算机，也没有钱，但是又想自己做出产品。这看起来非常矛盾——我那么想创业，却连基本的创业条件都不具备。但是一穷二白挡不住我做事的欲望。对于创业，我的理念是，有条件要创，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创。
于是，我们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在学校找一些活干，一边干活一边借学校的计算机用。想一想，这正是我们做产品研发的阶段，这种创业的艰苦，现在的年轻人估计很难想象。
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他当年的想法就是做一个类似电子词典的产品，有点像今天的金山词霸。人们只要在计算机上输入某一个英文单词，相应的中文就会显示出来。我们接下了这个工作，希望一边干活，一边研究自己的反病毒卡。
没想到，一场跌宕起伏的大戏其实刚刚拉开帷幕。
我们一边工作，一边研究产品，所以干活的进度很慢，经常被老师诟病。另外，我们能用计算机的时间远远不够。我意识到，要想研发成功一个产品，要经过无数遍测试，这种过程比想象的痛苦漫长。
于是，我们游走在整个校园里，创造着一切可能的机会在学校里蹭计算机、混计算机用。
学校各个计算机机房里时常出现我、范刚和石晓虹三个人的身影。和当年本科学习的时候一样，我们蹲守在机房门口，只要有人翘了计算机课，我们就迅速补位，进去分秒必争地使用这台机器。或者哪个研究生同学的导师的研究经费比较充足，教研室配有计算机，我们就偷偷溜进去蹭他们的计算机用。具体的方法是，等到我的同学晚上10点回寝室睡觉时，就把我们锁在机房里。我们在那儿用一个通宵的计算机，等到黎明时分再从门上的气窗翻出去。我想不少地方都留下了我们爬墙的证据。昼伏夜出成了我们的日常。
要测试反病毒卡，我们有时候要打开计算机机箱，反复插卡又拔卡，过程十分惊险。当时的计算机机箱都是有螺丝的，打开计算机机箱需要用螺丝刀，我每每打开一台计算机机箱都提心吊胆，心想千万不要把机器给弄坏了。有时候我们的产品插在计算机上，忽然一声长鸣，计算机就黑屏了，我们吓得手忙脚乱地去检查。有时候，我发现电路板没有焊接干净、电路板上的两根槽连接上了，还得用小刻刀把多余的焊接部分割掉。这样，每次产品测试，都让我们非常忐忑。而每次我们插上卡发现机器能够正常自检，就特别高兴。
那个时候，我常常扮演一个界面设计者的角色。除了设计产品的整体思路，我坚持在有限的EPROM空间里加一点界面设计。
就在我们没日没夜地蹭计算机用、昏天黑地进行产品研发和检测时，有一天，几人走进了我的宿舍。一进门就对我厉声呵斥，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有些事情需要你配合调查一下，跟我们走一趟。”
“什么事情？”
“到学校公安处再说！”
此时此刻，我一头雾水。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我都沉浸在研发工作里，丝毫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儿。我感觉肯定是什么事情弄错了，因此被带走时还嘻嘻哈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到了楼下，他们甚至让我试骑了一辆三轮车。按说一般人要掌握骑三轮车的技巧需要一些时间，大多数人并不会骑，可我偏偏就会。于是在他们的看护下，我一路吱吱嘎嘎地将三轮车骑到了校医院旁边的学校公安处。现在想来，这真是奇葩的一景。
后来我知道，因为西安交通大学的级别较高，所以学校公安处的级别也不低。
真正到了学校公安处我就笑不起来了，整个氛围让我感觉情况不妙。我被带进一间小黑屋受到几人的厉声呵斥，他们让我老实交代自己做过的事情，看起来形势严峻。
经过一个白天两个夜晚，我依然不知道到底为何被抓，但是开始试图搜肠刮肚地收集自己做过的错事，希望能够早点过关。人在那个极度疲劳的状态下就开始失去理智，我把所有能想起来的芝麻绿豆般大的错事都交代了。
“有一天我路过足球场，里面飞过来一个足球，我觉得这个球不错，就抱回宿舍了！”
“我在学校给唐老师打工，一直对唐老师的那个词库感兴趣，有一天我打开他的柜子想偷偷复制一套！”
他们都觉得我在顾左右而言他，不老实。
终于，在对方的“启发”之下，在漫长的对话过程中，我捕捉到了一些重要信息——学校公安处正在查一批丢失的计算机配件，这些计算机配件丢失于学校的某个计算机机房，而嫌疑犯曾经骑着三轮车销赃。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们三人因为常常潜伏在学校的各个机房，神出鬼没、行踪诡异，早已成了偷窃这批配件的嫌疑犯。我们应该已经被盯了很久了。这时我才知道，几天前为什么我的杯子在宿舍里不翼而飞，很可能就是被拿去采对指纹了。被带走的那一天，我之所以下楼就被他们要求骑三轮车，也是因为他们要看看我有没有嫌疑犯具有的技能。
在两晚一天没有合眼的情况下，我的精神游走在崩溃的边缘。时间在一点一滴地慢慢流逝。他们不断在我耳边重复着：“今晚就带你去警察局。”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总是偷偷瞄一眼墙上的钟表，看着秒针在嘀嘀嗒嗒地走，我的脑子里总是在盘算，到底什么时候把我送走。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在午夜时出现了，他们从屋外拿了一沓按着手印的文件走进了屋子，拿着那沓纸晃了晃，对我说：“你看，你的同伙都已经招了，现在就差你了。”
我被这一幕惊呆了，这成了压垮我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开始希望迎合他们的询问，尽快把这场审讯完成，我甚至开始胡编乱造一些想象的犯案过程。现在想来，这种心理看上去不可思议，但只有经历过才知道此情此景之下人们的真实心理。
我已经完全撑不住了，开始营造剧情——
“你们怎么进去的机房？”
“翻墙进去的。”
“都拿了什么？”
“CPU和内存条。”
“拿了之后怎么处理的？”
“砸了。”
“怎么砸的？”
“拿哑铃砸的，然后都扔进了马桶！”
“不对，你肯定是给卖了！”
“哦，对。卖了。卖给我大四时实习的公司了！”
又一个无眠的晚上，我感觉前所未有的委屈，以及前所未有的无助。就这样又扯到了天亮。
等到谈话终于结束，他们拿着一沓白纸来到我的跟前。我一看，是一份口供，他们让我按手印儿。看着这沓写满字的白纸，我的脑子轰地一响，在这个时刻，我一下子清醒了过来。凭直觉，我知道，今天只要按了这个手印，一切就真的完了。我怎么能承认自己根本就没有做过的事儿呢？我保留了最后一点点理智，提出了一个请求——让我去见一见我大学时候的班主任陆诗娣老师。
我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见到陆诗娣老师是在第二天的早晨。那一天，我昏昏沉沉，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在绿树成荫的校园大道上。已经被关了两天，早晨的阳光明晃晃的。我感觉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太阳了，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当时正是快上课的时候，很多同学急匆匆地走在路上，往教室的方向奔。只有我，身后寸步不离地跟着一名学校公安处的工作人员，慢慢走着。
见到陆老师，我流下了眼泪，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遍，而陆老师的沉静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她对我说：“小周，你要相信老师，相信学校。做过的事情就实话实说，没有做过的事儿，一定不能胡说乱说。”
就是这一句话，让我如吃了定心丸一般。被带回学校公安处后，我坚决不签那份口供，也坚决否认我偷过任何东西。最后，学校公安处发现他们掌握的证据与我陈述的情况有很大出入，而他们去找我实习的公司对证据，也对不上，只得让我回家了。同样，石晓虹和范刚也被释放了。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起悬案到底破了没有，内心时常好奇。但是，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并没有减轻我和创业伙伴的心理阴影。很多同学都知道我被传讯带走的事情，大家看我的眼光充满了异样。我没有办法和每个人解释我根本没犯任何错，也没有办法告诉大家，为什么偏偏是我被带走了。在充满偏见的氛围里，我始终觉得，我和研究生同学之间生出了一层隔膜。
被放出来之后我才知道，石晓虹和范刚其实什么都没有说，那沓号称他们已经按手印的纸，只是用来套我话的。
我清楚地记得，在这件事情之后，我和创业伙伴都郁郁寡欢。石晓虹和范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在原来的宿舍睡觉，而我窝在宿舍里看了几天几夜的《王朔全集》。这书我是从西安碑林边上的小书店买的，买完之后我一口气读完。正是从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王朔，他毫不装腔作势的文字让我觉得很真实。他的文字还有一种满不在乎、藐视一切的态度，充满了嬉笑怒骂。我觉得王朔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的文章充满着对困难的解构。
到今天，我仍感谢王朔，他的文字扫清了我内心的阴霾。
今天总结起来，我觉得我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创业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是说了半天，却很难行动起来。而我恰恰相反，经常想好了就去行动，这并不是我多么无所畏惧，其实只是我对困难严重估计不足。说起来有点天真，但是在做事情的过程中，我都是尽一切努力把困难排除。比如，这个偶发事件就是我在创业路上碰到的一个大波折。虽然沮丧，但都是“渡尽劫波”。先上车再说，路上再“遇神杀神”“遇佛杀佛”，这后来成了我做事一以贯之的方法和态度。
这需要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去完成。
这场风波看似结束了，我鼓励石晓虹和范刚不要气馁，希望我们一起把产品给做出来，但是此时，我们曾经被学校公安处带走的消息已经传播得到处都是，别人虽然不当着我的面讨论，其实私下议论纷纷。
这个时候，没有计算机用的困难还在困扰着我们，别人觉得我们“臭名昭著”，不愿意把机房留给我们用，生怕和我们有什么牵连。而信控系机房的两位管理员——一位大妈和一个年轻女孩则对我们伸出了援手，我今天仍感激她们的好心肠。她们主动对我们说：“以后不要去别的机房了，我们这里计算机比较多，你们就来我们这里用吧。”
就这样，困扰了我们很长时间的没有计算机用的问题解决了。
产品研发到一定程度，为了做出成批量的反病毒卡，下一步我需要去深圳采购电路板，让深圳的工厂帮助我们加工，然后我再带着这些加工好的电路板回来，自己做包装。于是，除了游走在校园里想方设法地使用计算机，我开始了奔波往复于西安和深圳的日子。
自己创业，让我第一次踏进中国的经济特区——深圳。这是1993年的春夏之交。前一年，也就是1992年，南方谈话确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
在世界范围内，那段时间，神奇的科技革命丝毫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蒂姆·伯纳斯·李打电话给同事格纳罗，要他帮忙将一些‘CERN女郎’的照片扫描并放进他刚发明的万维网（World Wide Web）里”。生于伦敦的蒂姆·伯纳斯·李后来被尊称为“互联网之父”，正是他在一年前写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超级文本浏览程序，使得人们能够在超级文本网上将各种知识结合起来。
我想，今天中国所有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以及所有个人的发展，都与那次决定中国前途的谈话有关。而《激荡三十年》也指出了中国发展的关键节点与世界互联网发展的奇妙之处。
“在中国进行了15年的变革后，世界把它的左脚踏进了互联网的河流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幸运的……当互联网这个幽灵从美国东海岸的实验室里蹿将出来，搅乱整个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时，已经初步完成了体制和观念转轨，特别是形成了一定的民间资本力量的中国正好踩在了这个转型点上。很难想象，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再迟10年，或互联网的浪潮提前10年到来，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将会是一番怎样的格局。”
1993年，我也来到了南方谈话发生的这座城市。这个时候的深圳赛格电子市场已经建立5年了。
在踏上深圳的土地之前，我的同班同学郑延辉告诉我，深圳华强北的赛格电子市场能够批发电路板和各种元器件。我马上跳上火车出发了。
没想到，去特区的道路并非一路畅通。当时我没有任何经验，也不知道去深圳必须办一个“边防证”，然后才能进。这缺乏准备的行为，注定了我第一次去深圳的过程简直如同一场历险。
我的行程第一站是从西安坐火车到广州，到达广州后，再坐大巴车去深圳。
高潮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从广州到深圳的路途，我遭遇了一个奇异的经历——“卖猪仔”。所谓“卖猪仔”，就是大巴司机收了乘客的路费之后，在广州到深圳的中途把客人都轰下来，赶到另一辆大巴车上。而第二辆大巴车的司机会再向乘客收一部分钱。但是第二辆车的终点站依然不是深圳，而是从广州到深圳的另一个节点。乘客就如此往复地上车又下车，被“卖了猪仔”。从广州到深圳区区不到150千米的道路，这样走走停停，我足足走了四五小时。
一路颠簸中，路途过半，这时我又得知必须办一个“边防证”才能进入深圳。一番波折之后，“边防证”终于也办好了。
一踏上深圳的热土，路途上所有的惊险都被我忘记了。我立即被这片有活力的土地感染了。赛格市场给人的感觉和中关村有些像，但是比中关村市场还要热闹。我环顾四周，感觉商品应有尽有，我如同发现了一个深埋宝藏的新大陆，觉得看不够、摸不够、体验不够，往往一扎进这里，半天都不愿意出来。当然，我也发现了对创业最有帮助的原材料，一些卖货的柜台上放有一张破旧的纸张，上面写着“帮助代工电路板”。就是在这样的柜台，我拿着四处借来的一点钱开始进行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采购。
我在深圳采购了一批集成电路和元器件，回到西安后，自己做包装，自己做不干胶。我和同学一个一个去焊接这些产品。虽然经历的这些事情很琐碎，但我却实在地体验着把一个产品推出来的过程，其中感受到的压力很大，却也体会到无穷的乐趣。当时的我们年轻气盛，又无知无畏，认为只要产品做出来，我们就能很快上路，把整个公司运转起来，一旦有了现金收入，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当产品终于做出来时，国家级大赛“挑战杯”正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这个比赛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的竞赛，1989年第一次举办，被称为中国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的“奥林匹克”盛会。当时反病毒卡刚刚做出来，我心想，我们何不把产品直接送进大赛，看看专家们对产品的反应。
我记得当年的“挑战杯”比赛，如同一个规模不小的展会。每所学校有一个展台，展示着自己学校的产品。每次有人来看我们的产品，我都像捧着宝贝那样捧着那块反病毒卡，兴致勃勃地讲它的原理是什么、怎么工作。当然，在这种场合，我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去别的展台看看同龄人都做出了什么产品。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小伙子做了一个防电梯下坠的产品，还有人做了一个视频播放器。遥想当年，在计算机上播放视频还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最后，我们的产品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获得了“挑战杯”二等奖。对这一点，我非常骄傲。虽然我们得的不是一等奖，但是我认为我们的产品确实是符合“挑战杯”精神的，它完全是由我们几个硕士研究生自己开发，并在课外花时间完成的。而且一等奖看上去都是花费重金、在教研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超级大项目。
产品获奖让我们几个人兴奋不已。好几个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把反病毒卡再次插进计算机，启动时首先显示的是我设计的启动界面——用字符显示的“MASTER”字样，在我眼中，它仿佛在熠熠放光。我给自己的产品起名“Master反病毒卡”，寓意这是几个研究生做出的产品。
此时此刻，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希望将这个产品推向市场，让它走进大众的生活。
但是，现实很快让我们尝到了凄风冷雨的滋味。
我清晰地记得当年我们几个硕士生在简陋的环境中制作产品的情景。要想量产一个产品，已经不像做一两个样品那样简单了。我们在没有工厂、缺少人手的情况下，就开始了自己动手加工的过程。
晚上没人，我们把导师的办公室“霸占”了，当成临时的加工厂，在桌子上铺满了各种各样的电路板。我和同伴们通常会把各种元器件提前检查好、拆好，我再拿着电烙铁在那里焊接电路板。焊好后，我们拿着万用表一个一个地检查，看看是不是有短路的情况。最后把检查好的反病毒卡插在计算机上，看看能不能正常开机启动。
因为导师的办公室是几个老师共用的，一些老师晚上偶尔回一趟办公室拿东西，看见我们几个学生在那里“大闹天宫”，把办公桌弄得乱七八糟，很不高兴。出门的时候嘴里嘟嘟囔囔，多有抱怨。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每天高涨的情绪。
做完产品，我还要操心外包装的印刷和折叠的问题。我找了一个出版社的美编老师帮我们设计了外包装盒，然后找了一家印刷厂印出来。没有想到，印出来的盒子都是平面的，还需要我们自己一个一个地去剪裁、折叠和粘贴。
就在我们为这一切忙前忙后时，一个朋友对我说：“你什么事儿都亲力亲为多傻啊。学校有那么多校办工厂，你随便找一家代工都比自己做效率高！”
一语惊醒梦中人。后来我真的去找了一家校办工厂，发现焊接一块板子只需要几元。石晓虹也去外面找到一个街道的小企业帮我们做纸盒，一个盒子只要几角。最后我们把一张存有软件的3.5英寸软盘放进去，一个成品就成了。
外包装上印着几个鲜明的大字——Master 939。这是一组英文和数字的组合，“Master”在英文里既是主宰又是硕士的意思，我很喜欢。“9”和“3”是我喜欢的数字，而那时正是1993年9月。
看上去万事俱备，只欠销售。
一开始，我在学校里卖我们的产品，采取的是最传统的销售方式——到学校里贴海报。我们自己买毛笔和墨水，自己在纸张上写大字去做广告，用学生最原始的方式向学校附近的工厂推销自己的产品。虽然这种方式很简单，但是成效不错。用这样的简单推销方式，我们也在校园里卖掉了几十张。牛刀小试后我还来不及得意，各种问题就排山倒海地来了。
我此时发现，自己做的产品在用户计算机上的表现和在自己的计算机上的表现完全不一样。病毒卡插到用户计算机上以后，各种软件冲突层出不穷，有时还会出现电路问题，一些反病毒卡做得不好，插到用户的计算机上连机都开不了。
这时候我们的客户不干了。他们到学校来找我们，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这时，我不得不充当客服的角色，到客户那里去调试机器，解决问题。直到此刻，我才明白，所谓的自我膨胀、那些学生时代的荣耀感和无所不能感，就像一个笑话。产品不能用，很多脾气暴躁的客户气得站在那里怨气冲天，而我不能反驳，只能老老实实地倾听。
这个过程对我触动很大，让我意识到，真实市场原来是洪水猛兽，客户使用产品的环境远远比实验中的环境复杂，我们必须从客户的角度去考虑和解决问题，这就是做第一个产品让我悟出的道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作为技术专家的优越感和自负被砍掉了。
我第一次从不切实际的梦里醒了过来。
所谓的年轻，很可能是你的梦想崛起得很快，不过遇到困难时，你退缩得更快。当野心勃勃的我发现，凭自己的实力既卖不了多少反病毒卡，也难以应付那些挑剔的用户时，我的想法已经和刚开始做产品时大不一样了。我意识到：自己做市场太辛苦了，我要把这个产品转让。我想，如果我卖掉了产品，也许可以买两台新的计算机，到时候我再利用新的武器磨炼内功，也许可以研发出更好的产品。我甚至都为自己看好了两台计算机的型号：386SX笔记本，它有16灰度的液晶屏，两兆或者一兆的内存。这是中关村流行的最酷的计算机。当时作为理工男的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台这样配置的计算机。
为了卖掉自己的产品，我听从了很多人的意见，决定北上北京，因为计算机的发展还是北京最快，有新技术需求的公司也最多。在炎炎的夏日中，我启程了，开始为了卖掉人生中的第一个产品而奔波。我住在清华大学边上一个破烂的招待所里，后来搬到了清华大学的一间宿舍。我有个同学就读于清华大学，暑假时他的同学回家了，于是我就借住在这间宿舍里，白天便出去打探买家。
我找的第一家公司是瑞星。当时的瑞星公司在颐宾楼饭庄办公，正在忙着做他们的反病毒卡，这是一个热销的产品。我认为，既然这家公司也是做反病毒的，那么一定也有兴趣听听我的产品如何。我拿着自己的产品，兴冲冲地跑到瑞星公司的二楼，对接待人员说：“我做了一个反病毒卡，比你们的卡好，我想找你们聊一聊！”我不知道接待我的那个年轻人是谁，只记得他一听我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开场白，扭着我的脖子就把我推了出去，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现在回想起来，刚刚出校门的人，在人际交往方面，实在是缺乏经验。我就是一个横冲直撞、口无遮拦的典型。
首战告败，我又去了联想公司。但是，我不认识任何联想公司的人，只能来到一个销售的门市，看看能否和销售人员做一些交流。这个门市位于一栋楼旁边，是联想和四通
并在一起的门脸。我进到店铺向接待我的人演示我的病毒卡，说得滔滔不绝。他们都是比我年纪大不了太多的一线人员，人家看了我的演示说：“不错，可是我们联想没有这个业务。”我怏怏而归。这些年轻人虽然很热情，但是根本没有决策权，这种沟通起不到任何作用。我要转让的是一项技术，我很清楚，我必须找到联想的高层，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联系他们。
后来我找到了一家软件公司，并且终于见到了一个说话管用的人。那个副总非常精明，他看了我的东西，对我说：“这样吧，你把技术给我们，东西都给我们，至于钱，等赚到再说。”这个说法让我立刻警觉了起来。虽然我当时还很年轻，但是这样明显吃亏的合作还是能够识别的，我自然无法答应。
那段时间，我混迹在中关村各处，心里的感觉十分糟糕。真实世界的洪流再一次把我淹没了。我知道，现实和预想相差得太远了。我做了一个产品，本能地觉得它很好，大家会竞相追捧。而其实这只是一个实验室中的产品，放到商海里，马上被淹没得无影无踪。还有，我对商业谈判完全是摸不着头脑，对谈判中的玄机一点也听不出来。
出售产品未果，我只能回到西安。我和两个合伙人想了想，决定还是靠自己。但是我们不能再依靠自己去卖东西，而是要靠自己去找销售渠道。我第一次提出找代理商的概念，这也是我自发寻找渠道的开始。
当时我的反病毒卡卖得并不便宜，是按照当时所有反病毒卡的市场价格来定价的，售价是298元。我对代理商的认识是，东西是我发明创造的，也是我去深圳采购材料自己生产的，我只是用一下你的渠道，卖产品的收益我当然应该占大头。
但是渠道商一上来就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西安凯特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家校办公司，当时做CAD汉卡，他们同意销售我们的产品。但是负责人李台元一上来就告诉我：“你这个东西我看了，我们99元进货！”我一听，脑子都蒙了，“我一张卡的成本是50元，这只是硬件成本，人工成本根本还没有算进去。你什么都没有干呢，就可以净赚200元，你怎么能拿大头呢？”
我当时觉得这家公司快疯了，但是对方有理有据。
“我做销售渠道，最终的目的是把这个东西卖出去，我要去宣传，我要做广告，我还要去发展二级代理商。我一次进这些货，压货是有风险的，万一卖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如果你非要卖高价，那我就从你这里批货，卖完了再和你结算资金。你是愿意加速自己流转呢，还是愿意公摊风险？”
我沉默了。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渠道，感觉做生意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充满浪漫。做生意是累心的、让人见识冷血和无情的。谈判进行了一段时间，我同意了代理商提出的价格。最终，这家公司帮我卖掉了一两千张反病毒卡。
整个过程已经让我疲惫不堪。暗夜里，我重读《硅谷热》，重新寻找那种狂热的感觉，但是这一次，我读到的更多的不是野心，而是让人冷静的文字——
硅谷神话是一场幻梦。实现了这一梦想的人在硅谷是极少数。报刊、书籍和电视上都很少提到硅谷的失败者。向外界炫耀的是成功的典型——有魅力、年轻、聪明、富有。而失败者无人提及，他们被人忽视了。人们希望他们能悄然而去，因为他们令人不时地想起：硅谷的压力使在这儿工作的人付出了沉重代价。
第一次创业的过程如履薄冰，我不切实际的想法，被一桶桶冰水浇得透心凉。很多年之后我读到《一万小时天才理论》，那里面写着——
当我们尝试一个新技能时，我们就像进入黑屋子的人，总是碰到家具，但是每次碰撞都会让我们明确我们该往哪里走。我们不应该忽视错误或试图忘记它们，因为它们为我们指出了道路所在，同时为我们指出了一个事实：那些不敢冒险的人就无法发展他们的才能。
我不知道要往哪里走，但是我确实感觉到，我就是那个进入黑屋子的人。
为了做我们的反病毒卡，我们当时需要很多电路板。为了控制成本，我们都是按照500或1000这样的数量去生产产品的。我忘记了我去过多少次深圳采购集成电路，又去过多少次赛格市场，颠沛流离又乐此不疲地去买电子元器件。
当时每个单位都会配一些计算机。而我们的反病毒卡，基本上是卖给机房的管理员。当时我的理念就是把硬件卖给这些管理员，让他们用我们的硬件去给计算机杀毒。
我们做产品很辛苦，但是辛苦就一定有好的回报吗？我忘记了反思产品本身的问题。我们的反病毒卡无法升级，这就是做硬件产品的弊端。但我又不愿意转换做产品的思路去改进产品。我犯了一个技术员很容易犯的错误——固执。
当时我执着于硬件的思路，并没有从硬件过渡到软件的思路上来。还记得，我买了一本电子工业出版社的书——《广谱防病毒技术》，这本书谈到一个基于病毒的行为做的研究。我认为做防病毒一定是基于病毒的行为去定义病毒，所以我要收集病毒的行为，这和瑞星的思路非常像。
后来我发现，真正聪明的人会走和我们很不一样的路，比如后来突然出现的江民公司，其产品KV就是走软件的路子。他们在每期报纸上都会打广告，经典的广告语是“KV反病毒升级请你人工输入一个特征”。那本书还讲了一个概念——如何自定义病毒特征。当时的病毒还比较少，加上变种，只有几十种到一百种，采样这些病毒的特征，然后根据特征对病毒加以防范，江民这样做了，所以江民后来成功了。
如果我继续沿着反病毒的路走下去，那么后来可能也会逐渐地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当时我还是太年轻，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我太固执了，太相信自己的直觉。而固执是产品经理的大敌。有时候，我已经隐隐约约地走到了正确的路口，由于自己的固执，我愣是把机会错过了。比如，当时我也思考过，是否彻底把反病毒卡做成软件，但是始终没有行动。第二，我当时研究了很多软件，自认为见多识广，因此就变得不够专注。我还做了很多其他事情。尽管我一直在做计算机领域的事情，但是我的世界观里漏掉了一个问题：做产品，必须有一定的专注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地感觉我们的反病毒卡做不下去了。主要问题是我们的反病毒卡不能及时更新，跟不上病毒的变化。硬件的思路最终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还有个问题是，当时我们的创业团队出现了分歧。这个分歧，是关于挣到的钱怎么分配的。
我们的第一批产品挣了一些钱，受到《硅谷热》的影响，我认为这些钱应该进行资金再投入，我们要去买计算机、买书、复制软件。在这一点上，石晓虹比较支持我的想法，而范刚则是典型的技术人员的思想，认为是他写了程序和核心代码，而我做的那些事，比如采购、谈渠道，并不重要，所以钱也应该大部分给他当工资。
范刚认为，买软件和买计算机都是我自己的个人爱好。
利益该如何进行分配？这是很多创业团队都会遇到的问题。现在很多团队都会用合同的方式谈好。可惜，当时的我们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常识，我们甚至对这个东西能否真正卖出去还有所疑虑，因此，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去谈利益分配的问题的想法。
多年后，我看到了《史蒂夫·乔布斯传》，看到创业早期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甚至也遇到过同样的困惑。书里写道——
暗藏在乔布斯与沃兹尼亚克间的冲突浮出水面：他们对苹果公司的贡献一样多吗？他们的利益又该如何分配？
杰里·沃兹尼亚克（沃兹尼亚克的父亲）一直都认为工程师的价值要远远超过企业家和营销人员，他觉得大多数钱都应该归他儿子所有。乔布斯来家里做客时，杰里当面向他说出了自己的不满。“你不配得到这么多，”他告诉乔布斯，“你没有做出过任何产品。”……乔布斯告诉沃兹尼亚克，他愿意停止他们的合作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对半分账，”他对自己的朋友说，“你可以全部收为己有。”然而，沃兹尼亚克比父亲更了解自己与乔布斯之间的共生关系。如果不是乔布斯，他可能还在家酝酿如何在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上免费发放自己设计的电路板的原理图，是乔布斯将他的独创性的设计转化成蓬勃发展的生意，正如当年的蓝盒子一样，沃兹尼亚克愿意保持合作关系。
我最初创业过程中关于利益的纷争与困惑，和这一部分内容相似。通过利益分配的争吵这件事情，我学习到很多。我知道人的想法是如此不同，而创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协调人们之间复杂的利益和心理。
其实我后来一直在创业中遇到类似的问题，很多技术人员不能和他人合作，他们认为技术很重要。但是，我当时已经慢慢领悟到，光有技术是没有用的，尤其是学校里学习的技术，拿到社会上并不怎么管用。而真实社会的光怪陆离，怎么去做营销和管理，则是创业中比技术重要或者说和技术同等重要的工作。
后来范刚离开了我的团队，我的管理也逐渐出现了问题。虽然我很想把这个公司管理好，我甚至回到学校把管理学院图书馆里管理类的书，比如《高科技管理》《高科技理论》《Z理论》等，都生吞活剥般地看了。我用这些自以为是的理论来管理我的团队，根本没有时间做编程，但管理做得也并不成功。
我的反病毒卡项目，就这样流产了。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创业，我失败了。
回望整个过程，我刚开始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到后来被现实打击得“头破血流”，但是它依然成为我人生中有血有肉的一个篇章。我经历了一次完整的创业过程，和现实世界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我学习到很多：真实的产品和实验室产品的区别、如何与渠道代理商进行沟通、怎么进行商业谈判、如何与创始团队做沟通、怎么进行团队建设和管理。
这些事情让我对创业的残酷性有了最基本的了解，这并没有熄灭我的创业梦想。这些事情唯一改变的是我对失败的态度。我不再把失败看作一个挫折或者不祥之兆，我把失败看作一条进入前方风景的必经之路。
《硅谷热》的热度还在我心里沸腾着，但是我变理性了。创业失败让我开始不断反思。
在第一次创业中，除了产品最终的失败，我还是有些额外收获的，比如我依然以一个计算机疯子的状态生存着，并更加确定了自己对这个行业的热爱。我自己去深圳进行采购，接触了当时中国软件市场的一线。这为我在专业领域内的学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尤为重要的是，虽然当时我的产品是硬件，产品失败的原因也是没有从硬件过渡到软件，但是我确实用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软件。通过收集软件，我在不知不觉地建立软件思维。
在深圳，我狂热地在赛格市场上收集购买着各种软件。每收集一款软件，我都回家自学，这潜移默化地奠定了我对产品的感觉。
去深圳采购，我经常去的是赛格市场，那附近有一个科技市场，我在那里认识了很多复制盗版软件的人。20世纪90年代初，正是盗版横行的时候，我对那个地方很迷恋，很快就和他们混了个脸儿熟。
当时软盘有3.5英寸和5.25英寸的，其容量也不同，我几乎把深圳能复制到的软件都复制了，经常把软盘撑爆。除了软件，我还复制了大量游戏，主要目的是研究界面。回到西安之后，我和别人交换这些软件，过程如同集邮爱好者交换邮票，你给我复制一套，我给你复制一套，乐此不疲。我当时做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商业目的，唯一的想法就是，了解这些软件是怎么写成的。
中国的第一批盗版光盘，不是在大众的印制光盘生产线上生产的，而是通过CD刻录机刻到CDR上，复制软件是用磁盘一张张去复制。后来他们把很多磁盘复制到一张CDR上，再用CD-ROM把刻录机读出来，还原到磁盘上，而后用磁盘一张一张安装。只有CDR出来了，他们才能把很多软件复制到20张，然后拿到磁盘上一张一张去装。当时安装程序就是要用磁碟机去装的，价格是20张200元，我一共花了6000元。
1994年，创业期间在计算机旁边，当时的我疯狂地收集、购买软件，每收集一款，都回家自学
我找到了很多很难找到的软件，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花在上面，我大概收集了几千种游戏、上万款软件，虽然很多软件和我并没有关系，但我都要把它装一遍，就是为了看看怎么回事。我当时看到了很多国外的软件，比如Adobe公司做的Pagemaker和Photoshop，还有我相信当时很多做软件的人都很难拿到的VC1.0。
这个过程对我很重要，这种感觉就像天天在练功，我的功力在不知不觉中提高。游戏的用户界面（UI）是我喜欢揣摩的部分。我会思考程序员这么做的思考过程是什么。这么多年，我一直都会注意软件的用户界面，我觉得再烂的客户端，只要它存在，它就一定有自己的亮点。可能是文案写得好，或者是某个功能设计得不错。这些优点我都会找一个本子把它记下来。
如《一万小时天才理论》里阐述的，在任何一个领域要想出众，都是要通过至少一万小时的练习，并且这些练习并不是在你的舒适区里进行的，而是你在容易犯错的地方进行的精深练习。对于一点，我感同身受。我在编程上花的时间，应该不止一万小时了，我在琢磨这些软件的时候，也不止花了一万小时。而且，我在这些软件上花时间的同时，也确实是在无意识地进行精深练习。当我打开一个软件，我不只是单纯地看这个软件是否好用，我还会想，如果让我做这个软件，我会怎么去做。这相当于一种脑力体操。比如第一次看到Windows 3.0版SOFTICE调试工具时，我就会暗暗地问自己，它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调试力。我第一次看到中文之星提供汉化功能，就会问为什么这东西这么神奇。
虽然反病毒卡最终逃不过失败的命运，但是我在其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和成长都是无与伦比的，这种有意识的练习，确实练就了我的思维。
这是我拥抱真实世界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