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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一词对于中国制造而言，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它最早是延续了苏联的做法，而且跟企业运行机制紧紧地锁定在一起。“质量”一直都是“检查”出来的，而柳州五菱“检查计量处”这个岗位，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人们当时对“质量”属性的看法。然而，这种习以为常的通行做法，其实是将次品一道一道工序传下去，只是在最后一个环节再进行判定。而在那个时候，废品已经形成，而且可能是成批地形成。这是“质量检查”的一道硬伤。
一开始就在柳州五菱质量检查部门工作的沈阳，深刻意识到了“质量检查”这种方式是造成成本高企的黑洞，是企业发展的致命出血口。在进行人事改革的同时，“检查计量处”也被正式更名为“质量控制部”，成立之初就有200余人，“质量兴厂”的方针，被再次确认。
实际上，中国从1992年开始就展开了“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这是一个影响广泛的活动，加上从1991年开始中央电视台的“3·15”晚会每年都会引起巨大的反响。“3·15”晚会成为中国当时最成功的质量启蒙，它满足了人民对质量的追求。这两个活动的叠加，刺激了民众久久被压抑的质量情绪，像是一座突然喷发的火山。人们纷纷写信给各路新闻媒体和主管机关，大声叫好，甚至直接将信寄到了国务院。负责“中国质量万里行”的官方机构认为群众来信的内容可以总结为“大快人心事，质量万里行”“这是党和政府为人民办的一件好事、实事”等
。质量天生就具有美德的制高点，而质量情绪的火山一经释放，就无法停下来，它奔腾着向前，所过之处皆为熔岩。随后几年，中国开始颁布一系列与质量相关的法律法规，每一个意欲振兴市场的企业，都无法回避这扑面而来的质量热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被引入的ISO9000质量认证体系标识证书，是当时工厂最时髦的奖牌。这个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基本必备的证书，正在被中国制造业界当成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
新成立的“质量控制部”的年轻干部们更是跃跃欲试，他们的心底还压着一项糗事急需挽回颜面。1998年，柳州五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进行质量体系认证。而在当时，内部生产经营还处于“随心所欲”的阶段，缺少规范。在工厂里可以看到汽车零部件四处堆放，职工的自行车横七竖八地停放在车间门口，有时候甚至会挡住运送零件的货车。每次领导带领客人参观车间时，都需要提前通知车间去清理，否则可能会无路可走。1998年年底，当国家汽车质量体系认证中心的代表到柳州五菱进行初审时，大家都锁紧了眉头。ISO9000现场审核的组长一进入冲压车间的大门，看见满地堆放的零件，以及聊天喝水的工人后，就不再往前走了。两眼扫过之后，就匆匆离开。审核组的眼神和动作，都像木刺一样，扎进现场干部的心中。彼时，“质量”是一门高不可攀的学问。
新的冲击开始了。为了迎接1999年的质量体系认证，柳州五菱成立了质量认证推进组，设立了ISO9000办公室，日常称为“9000办”。只要质量要求不达标，就可以拥有对生产的一票否决权。“9000办”甚至被戏称为“九千岁最大”。
质量意识的培育，首先需要革新观念。公司聘任了72位内审员，制定了企业的质量认证实施方案。为了让全厂的人都能看得懂，要求方案内容需朗朗上口，并人手一份。厂报、厂电视台和车间黑板报，也进行了密集滚动的信息轰炸。员工们的自行车再也不能骑到车间门口了，一律需要停放到工厂大门外。而距离大门最远的冲压车间，走路需要10多分钟。因此，一些车间的工人，甚至冲到“9000办”进行争辩，认为企业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没有进行人性化考量。改革措施的落实虽难，但却坚定地进行着，随着工厂的三级文件、四级文件的完善，柳州五菱先后编制了ISO版《质量手册》、34份《程序文件》、383份部门支持性管理文件。ISO9000质量体系的建设，带来最大震动的是企业的质量管理部门。ISO9000就像是在密封的墙壁上，突然打开了一扇窗，让人们看到质量的阳光扑面而来。质量，好像突然有了形状、有了阵列、有了口令。很多年轻的职工们对知识汲取如饥似渴，积极参加了内审员的封闭式培训。七天时间，从早到晚的魔鬼式培训，就像高压锅一样，迅速把真味渗透其中。
一个企业的计量工具涉及将国家的法定计量进行有效的量值传递，对实验设备的校准周期也有了严格的规定。虽然以前从未形成一套规范，但借助培训，柳州五菱从标准化、长度计量里的标准量以及送到上一级国家检定所里检定的流程，都理顺了一整套的环节规范。三周时间，每天12个小时，年轻人都在清点着所有的量具，并建立台账，最终形成了一套规范的计量体系。质量，正在变成一件有趣而积极的事情。它正在为柳州五菱今后的质量管理，培育着坚实的土壤。
如果能让清风注入心田，任何冻土都会开花结果。1999年9月，柳州五菱顺利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的第三方认证。这为履新不到一年的管理层再添一块“银牌”。但是，管理层们心里都很清楚，还差一块响当当的“金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