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80

6年前我开始写这本书时，完全是因为另一项工作的缘故，那是我作为一名犯罪新闻记者对一系列漂亮女孩被谋杀的悬案的记录。就其本质而言，这本书应该是客观而不带感情色彩的，是广泛调查的结果。当然，我的生活并没有卷入其中。然而，这本书已经演变成一本极具个人色彩的书，讲述了一个关于特殊友谊的故事，它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我的研究所得出的事实。随着岁月的流逝，我逐渐了解到，在不断蔓延的警方调查的漩涡中，我发现那个陌生人其实一点也不陌生。他是我的朋友。

写一本有关某个不知姓名的凶杀嫌疑人的书是一回事，但写一本关于你认识并关心了十年之久的人的书，就另当别论了。然而，在我身上发生的事便是如此：我签下这本书的合同之后过了好几个月，泰德·邦迪被指控为十多起凶杀案的主要嫌疑人。因此，我的书不会是关于报纸上某个身份不明的名字，也不是关于生活在西雅图地区100多万人中的某个无名之辈，而是关于我的朋友泰德·邦迪的。

我们本来可能根本不会遇上，因为无论是从逻辑还是统计学，抑或是人口统计学上讲，泰德·邦迪和我相遇并迅速成为朋友的可能性都小得难以想象。我们很多时候都待在同一个州，但我们之间的10岁年龄差距使得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

1971年我们遇上时，我快35岁了，身材丰满，是4个孩子的母亲，正准备离婚。而泰德24岁，长得帅气阳光，是华盛顿大学心理学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每周二在西雅图危机诊所值晚班的机会，让我们成了危机热线上的合作伙伴。默契——几乎是瞬间的默契——使我们成了朋友。

我当时是接电话的志愿者，而泰德是来勤工俭学的学生，每小时挣2美元。他很想上法学院，而我希望刚刚起步的自由撰稿人职业能够发展成可以维持全家生计的全职工作。我在华盛顿大学取得了创意写作学士学位，但直到1968年才成为《真探杂志》（ True Detective Magazine ）及其姊妹刊物（都是专门写基于真人真事的侦探故事的）驻西北地区通讯员之前，我几乎没怎么写过东西。我负责采写的是从俄勒冈州尤金市到加拿大边境地区的重大犯罪事件。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工作领域。20世纪50年代，我是西雅图的一名女警。如此一来，我对执法的兴趣和我的写作教育背景便有效地结合了起来。此外，我在大学期间还辅修过变态心理学，后来又获得了警察学的副学士学位，所有这些使我能够将一些专业知识用到撰写有关科学角度的刑事调查进展的文章上。到1980年，我已经报道了800多起案件，以凶杀案为主，范围覆盖整个西北海岸，我也因此赢得了数百名凶杀案警探的信任，其中一人对我的表扬甚至让我感到不安，他说：“安，你简直就是干警探这行的。”我相信是出于对法律的共同兴趣将我和泰德吸引到了一块儿，并为我们之间的讨论提供了一些共同话题。但总觉得还有些别的东西，某种转瞬即逝未来得及捕捉到的。泰德本人曾在从监狱牢房（他在很多牢房待过）寄来的信中提到过这一点：

“你称之为因果报应。可能吧。然而，不管是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在指引着我们的命运，它确实让我们在有些时候想到了一块儿。我必须相信，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在未来某些不那么危险也更为平和的时刻为我们斟上更多冰凉的沙布利干白。爱你的。泰德。”

这封信上署的日期是1976年3月6日，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在监狱的围墙外或戒备森严的法庭之外见过面，但我们俩之间依然保持着某种奇怪的联系。

所以无论何时，泰德·邦迪始终是我的朋友。多年来，我对他的事一直无法放下，总希望所有的影射都不是真的。很少有人会理解我的决定，而我也相信这可能会激怒很多人，但我还是认为泰德·邦迪的故事必须讲出来，而且必须完整地讲述出来，看看1974年至1980年这段可怕岁月中是否还能找出一些温暖的善意。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对泰德的矛盾情绪都困扰着我。作为一名职业作家，可以说我得到了一个终身难逢的好故事，一个任何作家都渴望得到的故事。大概没有其他作家比我更了解泰德的故事的方方面面了。很多个漫长的夜晚，我都真切地希望事情会有所不同——我多么希望我所写的是个完全陌生的人，他的一切期盼和梦想也都和我无关。我还想回到1971年，抹去所有发生的一切，还把泰德想成是我当时认识的那个开朗的带着微笑的年轻人。

泰德知道我在写这本书。他一直都知道，但还是继续给我写信和打电话。我猜他知道我会尽力展现一个更为全面的他。

泰德身上有很多标签：完美的儿子，优秀的学生，长大成人的童子军，天才，影视剧偶像般的帅小伙，共和党队伍里的明日之星，善解人意的精神病院社工，初出茅庐的律师，值得信赖的朋友，未来必定会功成名就的年轻人，等等。

可以说他具备以上的所有特质，也可以说他一项都不符合。

泰德·邦迪这人根本没有任何套路可循。你不能看着他的材料，然后说：“看，他一定会成为这样的人。”

事实上，一切都让人看不懂。

——安·鲁尔，1980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