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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
在你对我上一封信的回复中，治疗师的移情问题似乎构成了你提出的众多问题的焦点。你说，在你的理解中，一旦我被赋予了解释者的角色，我选择沙发还是椅子就取决于我对患者的移情了。你解释说，就你而言，你需要面对面地对待精神病患者，以便持续关注到他们脸上的大量迹象，它们能让你预见妨碍患者修通的焦虑性发作。最后，你问道，对儿童和精神病患者的分析工作是否改变了移情原本的概念。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述了一个患者想让我读一本她喜欢的书，我照做了，而且事实上这使得我们熬过了分析中一段困难的时期。
在评述这种与正统实践相反的处理情况的方式时——正统做法要求治疗师与来访者的关系仅限于会谈期间所说的内容——我指出，我这么做是缘于我与儿童的工作实践：他们前来会谈时，不仅经常会带来他们的绘画和泥塑，也会带来对他们很重要的个人物品。读完你的信后，我再次思考了上述情境，我意识到我不知道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这种情况。我无法想象临床治疗的另一种方式，对这种无能的反思可以让我开始回答你的问题。
起初我告诉自己，我想象不出另一种形式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形式。当然，事实并非如此，但它显示出我与精神病患者和儿童的工作塑造了我对移情的理解。事实上，我注意到我总是从这个临床角度来谈论分析。我必须补充一下，在我看来，最佳的精神分析训练包括以下几个阶段：与精神病患者进行长期的实践；与有着“正常困扰”的患者工作；只有在这一切之后，才能与儿童工作。
后来我告诉自己，另一种选择是完全排除这些情况的。我想到了一些治疗师，他们为自己制定了规则，永远不回答问题或不接受礼物等等。在这些情况下，为了你所谓的“虚构”的典型分析，正式的分析设置变成了一种强迫来访者就范的政策，它排除了分析过程中的偶然和出乎意料。
但事实上，对偶然和意外的开放性是与儿童和精神病患者工作的基本要求。这种工作类型的长期实践成为一种训练形式，能够建构出一种适合所有患者的设置。
对于像你这样通过与精神病患者一起工作而受训的治疗师来说，与精神病患者一起工作，倾听想象的产物——我们称之为幻想——成为分析工作中的一个特殊方面。我们从精神病患者和儿童身上学到的东西可以让我们改变自己的移情，让我们有更多的自由来调整设置，从而更舒适地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正如你正确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倾向于面对面地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工作，以便从他们的面部表情辨别出可能发作的焦虑。但我们有时或许会让一个特定的、我们已经与之建立了牢固纽带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或多或少地躺在沙发上一段时间，以便更好地通过分析性解释来探索被辨认出的幻想。
说到我们获得的这种自由，我在你与你的“危险”患者的工作中看到了一个例子，他的妄想涉及他到处都能见到的一个女演员。在他说了你的腿让他想触摸你的身体之后，考虑到你那恰当的解释——“但我必须把我的腿放在某个地方”——他谈论起了他的母亲。你本可以让他躺在沙发上，但是你选择继续让他坐着，毫无疑问，这是为了继续探索他和你的关系中妄想与真实部分之间的差异，或者是为了不妨碍让幻想得以浮现的设置。
让我们回到你在信中提出的核心问题。不，我不认为与精神病患者和儿童的分析工作改变了对移情的原本认识。但是，这样的工作确实发展了弗洛伊德所坚持的、他的朋友费伦齐
也认同的进程的一个方面。在《移情的动力学》
中，他指出治疗师就像患者生活中新出现的任何人一样，代表着新的力比多
希望。（这个文本是在1912年写的！）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病理学的特征并不是重复，而是患者在拒绝承认意外和差异性时所投入的巨大能量。真正的分析工作意味着分析师和来访者都会产生思考和分析的欲望。（当然，我对弗洛伊德文本的解读受到了我们之后所学的一切事物的影响。）不过，弗洛伊德意识到了移情关系的这一方面，这一点仍令我感到欣慰。
我对移情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心理治疗过程与分析之间的区别。
我从吉塞拉·潘果夫那儿继承了这一观点。我最初是在阅读她的第一本书时遇到了它，后来在我与她一起度过的非常有益的“督导”时期，我更多地了解了它。吉塞拉·潘果夫试图以精神分析的方式与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一起工作，她总是关心使这项工作成为可能的任何条件。她会让这些患者使用黏土捏造型，她从弗朗索瓦兹·多尔多那里学到了这个技术及其部分理论。这个技术使她能够在她和她的患者之间创造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工作可以减少她与患者发生致命的肢体冲突的风险。
采纳了这一理论后，我认为治疗空间和分析空间对治疗师和来访者来说都是“外在的”，它充当了一个共同的场地，来访者和治疗师能够在这里共同思考来访者的幼年经历。
我对于治疗空间和分析空间所做的区分很简单。我把治疗空间视为我们主要作为治疗师的时间；我把分析空间视为我们主要致力于帮助来访者找到其生活意义的时间，这要归功于他对无意识的发现。
有时——不仅是在与精神病患者一起工作时——治疗空间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充当治疗师与来访者的中间区域。一个年轻女孩就是这样的情况。她几个月来详细讲述了她的母亲、她的哥哥和她的继父对她施加的折磨。我感觉她就在我的身体里。她借用我的空间，探索了这里的所有角落，把一个东西存放在某个地方，又把别的东西存放在其他地方，她回来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然后又离开了。她舒服地坐在炉边回忆着，对她自己讲述所有这些已经成为现实的，成为她生活中一部分的，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发生的，现在可以构成她过去的恐惧。在这一整段时间里，我都无法说话。轮到我来承受这些对我所做的事情了。有时在会谈结束后，我不得不去呕吐。最终，有一天，恶心而愤怒的我告诉她：“我恨你的母亲，我恨你的哥哥，我恨你的继父。”从那一刻起，她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当然，愤怒和厌恶是她在幼年时能够命名它们之前就感受到的情绪，但是她的痛苦必须在我的身体里停留如此长的时间，直到她能够听到她一直在等待的这些话，直到这些话能够制造一个屏障、一个闭合——将她分离出来，让她永远脱离噩梦的现实。
当治疗空间不是我们和来访者的中间区域时，我们在做着两个人的工作。我们支持、保护和协助来访者。我们成为一个容器，一个他前来留居的房子。我们把自己的思考和感受方式借给他。我们给予他必要的、之前从未可能的喘息，让他在这段时间里学习一种与自己和他人相处的新方式，而不会有无法理解的焦虑和不间断的被迫害感。他接受了从捐献者身上移植过来的一个空间，直到他自己的存在变得真实。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封、一个避难所，就像母亲为她所怀的宝宝做的那样。我们借给他我们的世界。一个容纳两人的精神世界。
对那些认为精神分析只是一种拆解过程的人来说，有关分析进程的这种观点是不可思议的，在他们看来，分析工作只是解构主体为了生存而设置的防御。但如果治疗方面在这些治疗师的案例中占据如此主导的地位，导致厄洛斯的丑闻
，我们就无法再谈论精神分析了。当弗洛伊德遇到这类反对时，他会说：“理论是很好的，但这‘临床的现实’也是存在的。”
致以热情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