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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
让患者躺在沙发上还是坐在椅子上？你的这个问题是新手治疗师通常想要探索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如果考虑这两个选项背后的历史，我们便很容易看到这个问题实乃次要。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使用沙发——因为这个方式会让躺在沙发上的人跟坐在他身后的人说话，这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荒谬和超现实的。
我会告诉你我自己的经历。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开始作为一名治疗师工作，在那个年代，我们对与精神病患者工作的可能模式非常感兴趣，通常的建议是永远不要让他们躺在沙发上。
后来，我遇到了吉塞拉·潘果夫，很少有人像她那样了解精神分析的本质；她就让精神病患者躺在沙发上。她认为对会谈的评估来说这必不可少。花费所有必要的时间来清楚地确定患者的主要防御机制是很重要的——她称之为诊断。我会告诉你一个有趣的，但具有启发性的故事。
我的办公室里全是潘果夫介绍给我的精神病患者和性倒错的患者。有一天，她给我介绍了一个很有魅力的年轻女子，一位在医院和私人诊所执业的医生。考虑到这位女士的社会地位，我认为这次潘果夫已经同意把一个真正的神经症患者转介给我做分析了。因此在第一次会谈结束的时候，我提议说我们从下周开始治疗，我们每周见三次。她同意了，我很高兴。在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她就倒着躺下了——也就是说，她把头枕在脚应该放的位置，她的脚则放在枕垫上，人们通常会枕在那里——并宣告说：“我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姐姐和一个企图自杀的哥哥。”
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请她坐回到椅子上。但由于她是一名医生，我告诉自己我不能这样做，因为她会意识到我认为她是精神病患者。我告诉自己，我应该把她看作一个无法找到舒适姿势入睡的婴儿，然后我便帮助她舒舒服服地躺在了沙发上。
有趣的是，我相信如果我让她坐在椅子上，她就会认为自己是精神病患者。这就是某一时期流行理论的力量！有启发意义的是，我没法说如今我会怎么做——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是否会请她坐在椅子上。不同的是，现在我有更多的经验，因此在处理困难的临床情况时有更多的自由，但是我仍然不能确定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会怎么做，每一个特定情况的性质都取决于多个因素。
几年后我遇到了维克多·斯米诺夫（Victor Smirnoff）
，他认为重要的是确保患者躺在沙发上时不会立即出现严重的退行
。这样一位杰出的临床医生用他的观察提醒我们，让某人躺下是有其影响的，这不是一个中立的请求。他希望在移情变得明显之前避免突然的退行，因为显著的移情是修通退行的条件，这一事实表明他不只是在关心患者，而主要是为了他自己的精神状态。
事实上，弗洛伊德让他的患者躺下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精神状态，这样他就不必在一整天的分析工作中都与他们保持目光接触。但皮耶拉·奥拉尼耶（Piera Aulagnier）
曾经说过，她会让那些令她容易感到无聊的患者坐着面对她——这样她就不会睡着，也能更好地集中注意力。
至于我，状态也是我的首要考虑。通常，对于那些能够意识到内部世界（通常由梦和记忆构成）与现实（他人的欲望和特定文化的限制）存在冲突的患者来说——换言之，那些能够感受到生活给他们真切焦虑的人——我从一开始就会让他们躺在沙发上，或者尽快地这样做。
与所有其他来访者一样，治疗这类患者的主要困难来自创伤的影响，而首要任务是评估必要的在场类型。对他们而言，我们的在场，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在场程度，保证我们能够在何等条件下工作。
在场是由对肢体语言和眼神交流的感知构成的；这与我们的问候方式、开门方式，我们的语调，以及我们对沉默的适当使用有关。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用一连串温暖的、使其放松的话语来包裹他。
在以创伤为特征的个案中，分析场景的仪式化使得分析、来访者与治疗师的关系变得不再真实，因为它与这些患者为了抵御暴力而产生的防御形成了共鸣。对于这些被创伤性暴力的影响摧毁了所有自发表达的主体来说，我们真实的在场是一个基本条件，能够让他们冒险承认治疗师将他们的在场视为现实。他们承担的风险是希望的风险，因而也是失去这个希望的风险，希望的破灭将会是创伤性崩溃的重复。
正是由于分析关系的“前所未有”的性质，患者能够认识到某些信念的投射
特性。作为一种实际的经验，他将抓住幻想和感知之间的区别，也会捕捉到治疗关系的象征性现实与一次相遇的无限想象的可能性之间的区别。
所有这些观察都证实了我们的舒适度与移情的动力学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因素既可以推动我开展面对面的会谈，也可以让我与躺在沙发上的患者开展会谈。我请一位女患者躺在沙发上，因为她非常美丽诱人，我几乎无法专注于她说的话。我请一位同样漂亮的患者坐着，因为她用魅力抑制住了她的忧郁症。我希望听到她的忧郁症（melancholia）
而又不忘记她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这样她就可以将这两个断裂的维度联系起来——她的抑郁和她的性感。
我能告诉你些其他的什么呢？通常，之前做过分析的人更喜欢坐着。如果我认为他们的决定并非不可更改，我会愿意答应。当患者很乏味时，我会让他们躺在沙发上，他们是父母无法想象其未来的孩子——我希望他们在视线之外能够更好地为他们的梦想而活。尽管我在患者的初始姿态这一点上缺乏弹性，但我可以稍后修改我的决定，一旦我的建议被接受，随着工作的进展，我们与坐着或躺在沙发上的患者都能讨论某些事情——尽管很少有患者在分析情境中经历过这种灵活性。
简而言之，可以这样说，只有当治疗师感觉到来访者已经将其视为解释者时，沙发才能被使用；在我看来，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选择椅子还是沙发就是次要的了。但是，如果治疗师在没有被确认为解释者时就让来访者躺在沙发上，这是不会有结果的——或者说，这势必走向灾难。
有时，来访者从一开始就会将一个治疗师视为解释者。（这有助于启动分析进程——只要来访者也给予他去会见的特定治疗师这一“解释者”的立场）。但是，越来越多的情况远非如此。
不久前，就在暑假之前，我见了一位新的来访者，一件让她深感困扰的事情发生后，她决定开始接受分析。她想要在母亲生日那天给她一个惊喜，于是去了她母亲当时正在旅行的国家。当她赶到生日会并找到她母亲的时候，母亲却没有认出她，并且惊呼：“这是谁？”
正如弗朗索瓦兹·多尔多曾经所说的，在某些情况下，你必须被恩典感动。这是你放暑期前的最后一天，距你离开工作室还有一个小时，而来访者的这些痛苦却无人照看！我很幸运地想到一些话来告诉她：“您的母亲一定是一个处理情绪很困难的人。您的到来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惊喜，但情绪如此强烈和出乎意料，她宁愿不去相信它是真实的，而是把您的到场视为一场梦。”我猜对了。有了这样一位母亲，分析显然会很快揭示出那些创伤和童年的困苦，但我知道现在我们已经共同克服了这个窘境，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在会谈重新开始时就让她躺在沙发上。事实上，我就是这么做的。
享受你的暑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