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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
毫不奇怪，我与弗朗索瓦兹·多尔多的第一次见面让我无言以对。
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马塞尔-里维埃研究所（Marcel-Rivière Institute）做全职实习生。一个我很喜欢与之共事的精神科医生提出要带我参加多尔多为弗洛伊德学院成员开办的研讨班。
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意识到我得到了一份多么棒的礼物。我那时刚从巴西来到巴黎，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
在那里被认为是儿童精神分析的统治权威，没有人听说过弗朗索瓦兹·多尔多。
研讨班在库雅斯街21号举办，那里是她丈夫鲍里斯·多尔多（Boris Dolto）开设的理疗学院。弗朗索瓦兹向小组详细介绍了她与一位年轻患者的会谈内容——这些内容后来出版成了一本名为《多米尼克：一个青少年的分析》的书。
在讨论期间，我以年轻人的自信和鲁莽的态度——当时我二十六岁——用结结巴巴的法语表达了我对她刚才所说内容的强烈反对。我说，我很惊讶，她在面对一个精神病患时竟没有使用玛格利特·薛施蔼（Margarite Sechehaye）
的象征性实现技术——我最近刚好深入研究过它。
接下来是激烈的对话：
“薛施蔼夫人是性倒错
。您处在个人分析中吗？”
“是的。”
“您的分析师知道您参加这些研讨班吗？”
“不知道。”
“您在接待儿童吗？”
“没有。”
“既然如此，等您要与儿童工作时，打电话给我，我会对您进行个人督导。”
“您为什么说薛施蔼夫人是性倒错？”
“我们下次再讨论这个问题。谢谢您的到来。再见。”
过程就是这样。我一直坐在那里，直到研讨班结束，全程是惊呆了的状态。我被告诫并接受，在我面前有无限的可能性。在这次交流中，弗朗索瓦兹·多尔多可以被这样总结：突兀却有礼貌，坚定又十分慷慨——才华横溢。
当我开始与儿童工作时，我理所当然地联系了她。当然，她信守了诺言。这是一段紧密的工作关系和真诚友谊的开始。她让我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毫无疑问，这与她呈现给他人的方式有关。她立刻就和你在一起了，满怀信心，全神贯注。她的注意力非常集中，这样的全神贯注我们经常能在那些深受宠爱的孩子身上找到——虽然多尔多在孩童时代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宠爱——这样的孩子不惧怕不断地探索世界并有新的发现。
这种对意料之外的开放性有着巨大的力量。这是一种明确的、无可置疑的、可被直接感知的力量。它并没有吓倒我，而是扩展了我的世界，使我更强大、更平静，也更难满足。
她的椅子在沙发后面；沙发前面是一张小桌子，上面有一些纸、铅笔和造型黏土——她和孩子们工作时使用的材料（我并没有看到玩具）。她舒服地坐在小桌子的一头倾听着，带着严肃的表情，像个孩子那样认真地打量着你，她的手放在膝盖上或搭在桌子上，手指动来动去，或是在忙着什么——默默地显露出无限的能量。她会不经意地打断——提出问题，描述相关的临床情况，或是建议详细地阐述某个问题。她能讲很长时间，说到有些地方的时候还会着重强调。但对话总是能够发生，且总是充满活力和热情。在对话中，她绝不采用无所不知的态度——她从来不会；相反，她总会鼓励进一步的阐述，或是认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临床方法。
在我接受她督导的这段时间里，多尔多认为她正在与一位精神分析师交谈，因为她面前的这个人来这里是为了谈论他的分析实践。这种伦理立场产生了深远且直接的后果。从一开始就被赋予这种信心，并且没有要求任何回报，这让我们充满了畅所欲言的快乐，也让我们感到更有活力，并使得我们的经验更生动，工作更真实。它还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的债务 [1] 和我们无限的责任，它也强调了我们不可避免的孤独。
我非常敬重她。
[关于玛格利特·薛施蔼，多尔多讲述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薛施蔼在圣雅克街的家中吃午餐时，她的著名患者“雷内”在其“分析师”（即薛施蔼本人）的批准下服用了一剂毒品。在我这里，薛施蔼就此翻篇了。]
几个月后，我开始参加多尔多在图索医院（Trousseau Hospital）开展的心理治疗会诊（时间固定在每周二）。几代治疗师都在这家医院接受过培训，我在那里看到了非凡的事情，其中就有对萨宾娜的治疗。
萨宾娜是一个小女孩，她在四岁时目睹了她母亲（当时正以卖淫为生）和一个客户发生性关系之后停止了说话。萨宾娜几年来一直在接受弗朗索瓦兹·多尔多的治疗；事实上，在图索医院参加会谈的那些受训治疗师中，熟知她的人不只“一代”。应多尔多的要求，我们这些治疗师若在咨询中担任对话者的角色，并非每次都能参加每周二的会谈的，但是我们总会设法去参加多尔多与萨宾娜的会谈。
这个现在九岁的小女孩和她的母亲感动了我们。我们不明白会谈期间发生了什么。弗朗索瓦兹·多尔多也不理解。她总是会花费一些时间重读上一次会谈的记录，与在场的治疗师们讨论，并会把整个个案记录都重新过一遍。多年来，与萨宾娜的每次会谈都会让我们感受到与孩子工作的紧迫感——紧迫却不仓促：治疗师全身心地致力于分析工作，他渴望找到正确的轨道，能够让他通过移情瞥见那些束缚主体的现实片段。
那些参加图索医院周二会谈的人永远不会忘记多尔多在每次会谈之前所经受的紧张和痛苦，这也是她那完全的“可用性”的另一种表现。与萨宾娜的工作中，这一状态达到了强度的顶峰。
我接下来描述的会谈是在几年的分析工作之后进行的。三年或是四年？我记不清了。那天萨宾娜带了她的泰迪熊玩偶。多尔多明白这个孩子想要玩茶话会的游戏，凭借惯用的技巧，她开始捏盘子、叉子、刀子、勺子和碗。这需要些时间。多尔多喜欢使用造型黏土，这让她有机会休息和放松，同时持续与孩子说话，解释她正在做什么或打算做什么。萨宾娜的眼睛像她母亲的眼睛一样又大又漂亮，随着她的治疗师熟练的手指运动而移动。多尔多问她泰迪熊叫什么名字。萨宾娜当然没有回答。多尔多便让阿莱特夫人——一位在图索医院的咨询中提供宝贵协助的护士——去找萨宾娜的母亲问出这只小熊的名字。我们看到阿莱特夫人回来了，不知她是否问到了名字。现在，桌子摆好了。萨宾娜开始喂这个小毛绒玩偶。多尔多用话语描述着萨宾娜和她的“宝宝”之间的无声对话。这个孩子非常专注于游戏，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喂养她的泰迪熊。某一刻，萨宾娜将勺子举到自己嘴边——毕竟，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一个小女孩正在扮演妈妈，喂她的小熊玩偶，她在做母亲经常对宝宝做的事情，品尝或假装品尝他们的食物。
但多尔多看到的东西却不同。在勺子碰到这个孩子的嘴唇之前，多尔多给了萨宾娜的小手一记真实的巴掌。多尔多夫人生气了，非常生气。她几乎要大声嚷嚷。她对萨宾娜说：“喂给泰迪熊的食物是假的食物，而萨宾娜吃的是人的食物。”吃假的食物无法帮助她长大并成为女人，多尔多是从哪里得出这个荒谬的想法的呢？
多尔多不再说话。她继续像往常那样待在那里，在场且随时可用。但她还是很生气，非常生气。我们当中有些人想知道那天她是怎么了，以至于她会斥责这个我们都非常喜欢的小女孩。至于萨宾娜，她正在思量多尔多，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而是完全沉默，像往常一样。她似乎在仔细思考着为何这位女士仍然如此生气，然后她突然说“你是对的，夫人”，并在这些聚集的成年人面前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多尔多没有停顿地继续和她对话，仿佛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这段对话我们已经等待了数年，但我们当下的情绪却让我们失聪了。
在这个例子中，一个实在的干预分离了想象空间和符号空间，并阻止了这个孩子将自己认同为婴儿
。当然，这种类型的干预依赖于严格的技术，依赖于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让不同空间保持区分的必要性。我们知道，我们所谓的治疗师的欲望与他的伦理立场是不可分割的。与儿童的工作是精神分析实践中最极端的形式之一，因为它需要对主体的理论起源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换句话说，治疗师必须有一个关于心理健康（psychic health）的精确理论，一个关于成熟阶段、自我发展和思维过程如何整合的理论。这种整合从母亲对婴儿需求的完美适应延伸到了孩子的自主性。必须记住，母亲的精神空间从一开始就构成了（孩子的）外界环境。
为了回答你关于弗洛伊德理论的非道德的问题，我会再讲述一个发生在图索医院的特殊的临床情境。这个故事阐明了精神分析对有传统观念的人或者那些使用思想和理论来避免思考的人来说是多么令人震惊。它也说明了多尔多对弗洛伊德方法的十足信心和她卓越的创造力，以及她对一切有助于构成人类主体的事物的开放性。最重要的是，这个例子具体地说明了承认无意识的所有方面意味着什么——思维前提的重大重构。
但在回顾这个故事之前，我必须告知你在图索医院开展的这些会谈的背景：房间里有八到十个治疗师。换句话说，虽然我们正在处理私密性，甚至是私密性中的残暴方面，但分析场景发生在公开场合，发生在见证者的面前。因此，其中可能存在秘密，但却没有保密性。
这个故事与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十二岁女孩的悲惨生活有关，多尔多对她的治疗已经持续了几年。当我第一次在咨询中见到她时，她很有活力，也很有趣，并会积极地参与对她的分析。
她的母亲是一个漂亮、娇小的女人，和蔼却又愚蠢；多亏工作取得了进展，她同意和女儿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定程度的分离。这让这位母亲遇到了一个成为她伴侣的男人。
家庭中有一个男人，一个照顾着这位母亲并且她的注意力也集中在他身上的男人，这产生了显著的效果。这个年轻女孩蓬勃发展，精神抖擞，学习突飞猛进。
母亲非常自豪，带着她的伴侣来参与治疗。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胆小而谦逊。他有职业，似乎很幸福，很爱他的妻子。
事情继续顺利进展了一段时间。突然间，让所有人震惊的事发生了：一切都停止了，这个小女孩变得精神萎靡、退缩和疏离。
多尔多试图寻找答案。她会见了日间医院的教育工作者，他们对这一转变同样感到困惑。她也会见了女孩所在的寄养家庭的夫妇，学校放假期间女孩在这个寄养家庭住了两周，而这对夫妇对此也没有答案。他们都是活泼的人，很高兴能在见证者面前参与咨询，但当他们看到迟到的孩子时，又非常难过。
母亲和她的伴侣备受打击，羞愧难当。多尔多倾听他们的话语，安慰他们，并再次回顾了过去两个月内发生的事件，但她找不到任何可以解释这个重大挫折的线索。
有一天，多尔多莫名其妙地猜到了真相：
“先生，您表现得像您妻子女儿的情人有多久了？”
这个可怕句子的用词精挑细选，这种精确性令人难忘，它说出来的方式既排除任何异议，同时又邀请讨论。语气没有责备，没有评判；但也没有同情或同谋。这句话被说出来是因为它是真实的，也因为有一个精神分析师在寻找真相——无论多么可怕。
从那时起，多尔多开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严谨、清晰且富有同情心的临床工作。我们面对着人类原始苦难的恐怖。这就是那孩子，她身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已经不可挽回地破裂了。这就是那母亲/配偶，被吓蒙的她遭受着三重打击：被她女儿的遭遇所伤害，被她伴侣的双重失败——作为一个男人的失败和作为一个父亲的失败——所伤害。
多尔多凭借自己的天才将这个男人的行为变成了进入他内心疯狂之所在的一种手段。这种转变也在我们这些见证会谈的治疗师的内心起了作用。
我不会说我仍然觉得这个男人很可爱。事实上，我恨他。但是在每次会谈期间，我对他和他的心理功能都非常感兴趣，多尔多耐心而无情地试图让他深思，以便他能够识别并描述它。在会谈结束时，他筋疲力尽。我们其他人也是如此。（不过多尔多看起来很好。）是的，这个男人疲惫不堪，但他更坚定了：他的眼睛不再空虚。有时，在会谈结束时，他甚至像一个被人安全抱着的孩子一样自如地移动。
这个男人不是性倒错。支配他的是另一种愚蠢，连同一种符号性的痛苦，这种痛苦不尊重任何价值，也不受任何情感的影响。快感和感觉就像一个懦弱的魔鬼，统治着这个男人。
三个人都参与了会谈：男人、女人、孩子。这个女孩逐渐不再无精打采，回到了与治疗师的关系中。这位女士因与她的伴侣一起完成工作而明显受到了鼓舞，她更频繁地评论，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地言说。多尔多让他们每个人轮流说话。她经常直接对这个小女孩说话，作出解释，试图将这个孩子的存在与两个成人的存在分开，将她的生命与彻底破坏的对象分开。
有一次，令我们惊恐的是，多尔多明白这个男人又重复了他之前的行为。这太糟糕了，但是在这次会谈之后，在治疗师告诉他“你父亲的疯狂再次压倒了你”之后，这个男人开始能够主导多尔多在他身上所发起和进行的搜寻。他开始以他自己的方式说实话，过程中带着他的局限、他的恐惧和羞耻。
对于我们这些在场的人来说，这些会谈是难以忍受的、地狱般的片段。我们虽然动摇了，但我们有信心。在什么上有信心呢？这就是问题所在。
只有一个人完全没有信心。一个比我们更难以忍受这一切的男人。他不相信，坚持认为这不可能被治愈，一个治疗师不应该浪费时间在这样的事情上。他的表达如此可怜，如此荒谬，最终没有人反驳他。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如何治愈这个男人的问题是不妥当的。
多尔多的天才让她接受了灾难和渣滓是生活的一部分，非人性是人的一部分。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并没有产生宿命论的态度。降临在这三个人身上的灾难是一场悲剧。悲剧无法被治愈。但由于灾难是由它的主角们造成的，因此有可能去反思它，尝试找到它的根源，设法让这灾难不再重演。
但我们能把这个孩子看作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之一吗？当然不能。多尔多在这一点上非常清楚：父母绝不能被抛在一边，无论喜欢与否，孩子为了成长必须与他们打交道，与他们分开或拒绝他们——因此治疗师最好能帮助孩子启动或完成这项工作。
悲剧是无法被治愈的。但是像多尔多这样的治疗师确信人们可以忍受它。鉴于此，对她而言，这是一个真实的、具体的事实——而不仅仅是一个愿望——分析性交流可以将其转化为一种可能性。
虽然无法解释多尔多的天才，但我始终认为这源于她对《圣经》的熟悉。就像吉塞拉·潘果夫所做的那样。她肯定是从《圣经》中了解到要将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细节转化为这个主体的基础性迷思，这让她能够不断更新包含非道德在内的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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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债务：债务是赠与的结果，赠与让接收人负有一种亏欠感，自觉需要以某种方式偿还或归还。由于赠与是人类交换关系中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债务体现在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尤其体现在（象征性的或血缘上的）父子关系中。我国传统故事中，哪吒割肉还母、剔骨还父便是为了偿还父母生他养他的债务。偿还债务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偿还给赠与者，但在很多时候，这种偿还是不可能还清的，现实中的人无法像哪吒那样割肉剔骨；另一种是向下传递，如父母赠与了我们生命和家族观念，我们会生下子女，向他们传递父母给我们的观念，这种代际的向下传递，也是向上偿还债务的方式。
在这封信中，作者所说的债务便是多尔多在与他工作时的伦理立场，这也是多尔多在受督的时候她的督导传递给她的，因此他说“我们的债务”。这个债务便是传递的债务，要把这种伦理立场传递给新手分析师。“我为您做的事，您有一天会为其他人做。”——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