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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莱内·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为模板，我认为这种非学术的风格或许非常适合表达我对精神分析的观点。起初，我的希望是激发人们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工作的兴趣，并将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具体概念传递给一个初学者。
虽然我仍然坚持我的初衷——用最简单、最主观的话语来描述我与精神分析的关系——但我不再确定，第一次在书中接触到无意识概念的读者是否能够清楚地理解那些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概念。
我的怀疑来自其中一些信件所引起的反馈，我的一些朋友和我分享了他们的感受，这些朋友感兴趣的领域与我所感兴趣的大不相同。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被书中的内容吸引并感到惊喜，但有时他们也会指出一些段落的晦涩，我认为这种晦涩呈现了我在描述实践时的平庸文笔。我在校阅文本时牢记这些意见，并不得不承认，在谈论（或书写）精神分析时，很难完全不使用精神分析师赖以思考的术语（概念）。因此，尽管我努力通过描述我对它的使用和我赋予它的意义来说明书中提出的每个概念，但一定程度的晦涩仍然存在。在这里，弗洛伊德的术语并不是元语言，而是重新激发讨论的跳板。换言之，如果我认为的平庸和简单的东西显得难以理解，那是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物不容易被接受的领域：幼儿的性欲，杀人的愿望，憎恨，疯狂与爱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疯狂与创造力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必须接受这些条件，将其视为人类情感和人类心灵的组成部分。
既然我们无法消除这些困难，我邀请读者借助与阅读外语小说相同的方法——也就是说，不要让每个未知的词成为障碍。请读者继续阅读，相信随着文本的展开，意思将变得明白易懂。
这些信件汇聚了两条思路：理论与实践在精神分析师的工作中的联系，以及我对这一职业所特有的意义和责任的理解——它的伦理。这些信件是我向那些训练我的人致敬的方式，也是对我被委托的、现在由我传递的（思想）遗产表示敬意的方式。
这本书试图传达位于精神分析师的工作核心的热情和快乐，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它们，从事这一实践就是不可能的。严格地说，这本书并没有提供精神分析的导论——弗洛伊德给我们留下了他杰出的《精神分析引论》——但它邀请读者进入精神分析师的工作室，带着它的杂乱和偶尔的成就。我的意图是证明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绝不是深奥难懂的秘传。它们构成了人类反思和努力的一种形式，与许多其他的形式一样，是手工制作的，并且建立在一定的专门知识上，对精神分析来说是建立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上（这构成了前面提到的困难），它们既涉及冒险和严谨，也涉及对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微妙的脆弱性充满热情的兴趣。
有鉴于此，目前的工作开启了一个视角，与相信科学可以发现一种消除人类痛苦的通用药物的疯狂想法相比，这一视角显得极为不同。这本书是写给下述这些人的：他们仍然相信，最独特的主体性的终结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活着的人所面临的挑战，事实上，它将构成生者“最终的解决方案”。当精神分析的活动已经被不负责任的政策以及某些圈子里倒错的和愤世嫉俗的精神分析运动所玷污时，这本书也是我向那些选择投身于这一濒危学科的年轻分析师说的话。
选择我来见证和引导他或她与无意识相遇的旅程的一些患者，以及一些作为分析师与我分享经验的同事，可能会在书中认出自己。我希望他们可以将自己出现在这些临床例证中看作我对他们的感激。
这些信件有两种类型：基于临床情境的信件，以及那些提出理论观点的信件。参考文献，以及对信件正文中粗略概述的那些问题的发展或讨论，在每封信的脚注部分有所说明。
读完手稿后，我女儿认为序言最好包含分散在书中各处的传记信息。她正确地指出，这些事实塑造了我实践精神分析的“方式”。我同意她的看法，并这样做了。
我出生在巴西，1968年9月从那个军事独裁的国家来到法国。在巴西，我是戏剧导演。我相信我很擅长导演戏剧作品，但最重要的是，我擅长指导演员。在法国，我为了在医院工作而学习心理学，但我确信，正是我的戏剧背景让我成了精神分析师。有些人认为这种说法是做作的，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尽管我遇到的分析师教会了我如何照料自己，如何反思我的临床实践，但正是我与演员的工作为我与患者的相遇提供了最初的参考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