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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朋友：
什么是教学呢？
教学就是通过一定的实践，把对世界的感受传递给另一个人。
传递的欲望所牵涉的乃是尊重、信心以及认同对话者的能力。慷慨毫无疑问也是需要的。而且因为精神分析涉及私密领域，在探求真相的路上我们必须拒绝一切妥协。
事实上，一个治疗师通过他对工作的热情所传递的最重要之物正是他的毫不妥协。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极端状况经常与最细腻的微妙交织在一起，治疗师的不妥协决定了他可以驾驭的范围。
这种不妥协也决定着一些优秀的品质，这些品质决定了我们耐心等待和试探性前行的能力，决定了我们的坚持、宽容和耐心。
当不妥协并非根植于教条主义，也并非根植于僵化的超我（这样的超我会掩盖住巨大的脆弱感和恐惧感），而是恰恰相反，当它是我们存在于世的方式的根基时，它的传递便牵涉到我们最内里的存在，它取决于我们的局限性，并反映出我们在面对现实时的谦卑。因此，让我们的不妥协发声是一种勇敢的行为，需要一种非常特别的勇气。
我想起了我的朋友阿莱西奥·安德雷德（Alécio de Andrade），一位巴西摄影师，他正在拜访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卡洛斯·德鲁蒙德（Carlos Drummond），讨论他关于儿童摄影展览的文本。
这是早上七点钟——这位诗人要早起写作。德鲁蒙德为两人做了早餐：橙汁、咖啡、烤面包、煎鸡蛋。德鲁蒙德很快就做出了四个完美的煎蛋，这位诗人的灵巧给安德雷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惊叹道：“难以置信！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总是在入锅前或出锅时把它们弄破。”诗人想了想说：“打破它们需要勇气。”
吉塞拉·潘果夫在见到我之前就决定“给我做督导”。读我的手稿让她充满了喜悦；正如我寄给她时所希望的那样，她已经阅读了它：这证明她的书能够将她的想法传达给其他人。
在对我的年纪如此年轻表现出惊讶之后——我那时才28岁，而且看起来还更小些——她立即补充道：“长时间看起来很年轻的人在童年时受过创伤。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能这么好地理解我的工作了。”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了，她便开始谈论我的手稿。这次轮到我惊讶了：因为我曾被告知她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她确实如此），但也是粗暴的、不留情面的和有所保留的——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一个充满热情、慷慨、喜悦和能量的女人。一个快乐的巨人。
关于这个德国女人的一切可能会让我的一些同事感到压抑，但对我这个巴西人来说，却是令人兴奋的，它们让我们处于同样的地位，并给了我极大的满足。她没有资产阶级的矫揉造作，没有那种圆滑、迂回、打量、算计或小心眼。她是个农人，谈起精神分析就像谈论土豆种植一样精确、坦率、严肃和充满激情。她身上带有人类依靠大自然生活时留下的痕迹，那时死亡随时都有可能到来。
我们很快就一致认为，我在读她的书时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她不停地惊叹：“不可思议！”“难以置信！”以表达她对自己这次被理解得如此充分的喜悦和惊奇。她谈论我的天赋，我谈论她的天才，非常简单，没有虚伪的谦虚，就像农民或诗人欣赏彼此花园的收获一样。
在最初的欣喜之后——她沉浸了许久——必须规划我的未来了。她问我来法国之前做过什么，我的父母是谁，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研究了什么，我的分析师是谁。她强烈建议我离开我当时正在见的分析师——“他成了一个分析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没有多少天赋的心理学家。你说的话非常有趣。”（事实上，几个月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分析师。）她还问我现在在哪里、做什么，每天、每周工作多少小时，我有多少患者，我见他们每个人的频率是怎样的，以及会谈的长度如何。
然后她告诉了我她的计划。我每周日下午五点去见她，我将成为每月与她会见一次的小组的一员，我也会参加她每周四晚上在医学院举办的研讨会。就是这样。
我没有要求任何东西。她做了所有的决定并组织了一切。我很了解她的工作，她会照顾我、指导我。虽然我对她的写作的欣赏让她很感动，但正是她的责任感促使她为我提供了这些训练。这一切都没有说出口，但对我们俩来说都很清楚。这种默契和其他方面一样，非常适合我。
吉塞拉·潘果夫是个强大、聪明、占有欲强的女人，她要求完全的互惠性。我母亲也是这种类型的女人；因此，我喜欢坚强、聪明的女人，不会被她们吓倒。我知道如何对付她们过度的嫉妒。此外，我听过的对潘果夫的描述是如此的热情洋溢，我无法不感激她赠予我的这份礼物。我知道这段经历会改变我的人生。
三个小时后，当我离开她时，我感到自豪、无忧无虑、快乐，且充满感激。
周四我就去了医学院。房间里坐满了人。一位年轻的实习医生正在介绍他与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工作。潘果夫很细心，脾气很好。当他结束后，她问了一些在他的报告中没有提及的患者的个人史方面的问题。他无法回答。她又问了患者目前的情况。他也无法提供任何信息。潘果夫真的很感兴趣，她想要了解。为什么他什么都无法告诉她？因为患者没有说。为什么他没有问患者呢？他从不问问题。为什么不呢？因为他在等着患者来告诉他。潘果夫失去了耐心：“真的吗，你在等他们来告诉你？这是什么想法！如果你对人不感兴趣，你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你可以去任何别的地方，比如在政府机构或邮局工作。”
听众对她的话感到震惊。房间里的治疗师们认同了那些学生，并受到了创伤。但是我发现她所做的是健康的和释放的。我曾在弗朗索瓦兹·多尔多那里有过类似的经验，她的诚实帮助我节省了许多时间。
面对批评，潘果夫会反驳说：“我不是他们的分析师。如果他们对此有问题，他们可以在分析中去谈论它。在这里，这是训练性研讨会。就是这样！”
训练基于实践，实践性的训练。吉塞拉·潘果夫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精神病学的学生怎么可能不知道或者忘记，精神病与神经症是不同的，弗洛伊德提出的治疗神经症的中立和节制的原则——从那时到现在一直被盲目地应用——对精神病是无效的，或者只会加剧所有人对他们痛苦的漠视而导致的屠杀？面对这种无知，她的愤怒和不宽容是健康的。不健康的是其他人所表现出来的沉默和保留，他们似乎不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这个不断在言说中流露出愚蠢的年轻学生已经在患者的临床护理方面承担了相当大的责任，很快他就会成为部门的主管，并制定管理精神卫生的政策。
吉塞拉·潘果夫很熟悉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之间的关系。十二年来，她一直是恩斯特·克雷奇默的助手。克雷奇默是弗洛伊德一生中在精神病学方面的重要人物。她每天都要和他一起工作十二个小时。她为他的精神病分类建立了数学模型。克雷奇默喜欢她，并允许她在工作之余诊疗患者，去实践这种被称为精神分析的东西。真是个疯狂的想法，试图对精神病患者做精神分析！这是她获得经验的地方，她就是这样变得毫不妥协的。但与那些被她震惊和受到创伤的人不同，潘果夫没有恶意。她的愤怒、她的暴力、她的残忍源于她对她的工作和患者的尊重。仅此而已。对基本原则的无知和不严谨让她气愤，但发了一通脾气之后，她就不记恨了，她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并表现出宽容，但她从不降低她的标准。不过，空洞的伪装和欺骗肯定会激起她的愤怒。
潘果夫是一位杰出的老师，但她不是一个学者。她的教学反映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工作的热情。像所有真正的精神分析家一样，她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分析家。当她谈论她的工作时，她描述了她创造它的方式，她如何作出一个解释，如何处理一个极端的情况。她所教授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她毫不妥协地参与进了移情/反移情的相互作用中。接下来是关于这一点在临床情境中的表现的描述，以及她得出的理论结论。吉塞拉·潘果夫是为数不多的在写作和教学中证明一个事实的分析家，这个事实就是：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是反移情的一部分——米歇尔·内霍在几年后发展的一个概念。
一个周日，当我到她的诊室时，她的脸色非常苍白。她和我说了刚发生的可怕事情。她以前治疗的一个患者的哥哥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要求见她。她说：“今天是约见的日子。他到了，他按响了楼下的门铃。我按下按钮，打开临街的门。他再次按响了门铃，说门没打开。我感到奇怪，因为早些时候有人来过，并没有出现问题。（她评论道：我立刻觉得他有攻击性。）于是我下了楼，我打开门，试了试密码，发现它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就进了电梯。（她评论道：当然，我没有看他，我们还没有进入会谈。）我让他直接到诊室。（她评论道：当一个人第一次来，我不会让他在等候室里等待。你不应该让第一次来的患者等待，因为你还根本不了解这个人。）他进来，坐下；我关上了门，坐下来。我拿了一张纸，然后看着他。当我看着他时，我确信他是来杀我的。我自问明天谁将发现我的尸体。于是我说：‘你会如何处理我的尸体呢？’（她评论道：与精神病患者工作时，你总是要把焦点放在他的欲望之外才行。）然后他掏出了一把枪，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必须要杀了你。’（她评论道：现在他说话了，我知道危险已经过去。）我说：‘听着，你不是从德国过来杀我的；这不是我们协议的一部分。你的名字是？’他回答了。‘你的年龄呢？’他也回答了。我停了下来，注意到他还是很兴奋。我说：‘睡在你妈妈床上的人是你弟弟而不是你，这毕竟不是我的错啊。’”
多么惊人的故事，就像与精神病患者工作的治疗师们讲述的许多故事一样。这个故事如此迷人，很容易让人觉得它很神奇。然而，它是建立在严格的推理之上的，如同一个定理。当然，还有潘果夫的临床天赋和她的经验。但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对探索的坚持，她从关于患者的无意识的假设中寻找线索的方式，她对妥协的拒绝，还有她那不可动摇的伦理。
至于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在任何话语被说出之前，她拥有对这个家庭的秘密的了解（她曾是其弟弟的分析师），一个有关分析过程的理论（需要将焦点置于患者的欲望之外）以及一种对与他人会面的具体现实的尊重。最后，她的解释创造了设置，这个解释从一开始就定义和限制了这个情势。她提供的意义很明确——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我，那我就来告诉你：因为你嫉妒你母亲的乱伦情人是你弟弟，而不是你。在这之后，他开口说话了，她确信被杀的危险已经消除（正如我所说，她仍然坚定地专注于她的想法），在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中，那把枪一直放在他们之间的桌子上。
这个事件完美地诠释了她的性格。她刚刚经历的强烈恐惧已经被思考战胜冲动所带来的快乐所覆盖，也被一个机会所覆盖，即她可以通过这个临床案例向年轻治疗师讲述对这一情况的处理，这个情况显示出了对此类患者进行干预的关键性的理论和技术要点。这就是潘果夫的教学。
她知道如果要从事这个职业，就必须照顾好自己。她想把这个观念和其他东西一起教授。有一天，她看到我很累，就对我说：“你的工作太多了。做我们这一行不能让自己太累，我们的患者需要我们。当我感到累了，我会停下来。我会说一些话，比如：‘奶牛累了，她需要休息以恢复力量，用以产奶。’精神病患者对这一点理解得很好。下周日（督导日）别再过来了。回家，取消你和患者的会谈，去某个地方休息一个星期。就这样。”我当然同意了，但我告诉自己，她一定是疯了，她认为我可以在提前一天通知的情况下就这样取消我和患者的会谈。第二天是周一，她打电话给我，说我将必须支付周日的督导费用，因为她看到了我和一个患者在我的诊室里，我还没有离开这座城市。她补充道，她稍后会再打电话过来看看我是否还在这里。我做了什么？到下午结束时，我在出城的路上。我受到了一个教训：我是我工作中最重要的工具。
潘果夫最想要教的、最想要弄清楚的是，如果在一个非常紊乱的患者和另一个扮演分析师角色的主体之间要发生精神分析的相遇，那么就需要一个最佳的距离。有一次，我在描述前一天我与一位妄想症患者开展的会谈；当我讲到我问这个患者，她把我放在她的黏土雕塑的什么位置时，潘果夫看起来很担心，让我打电话给这个患者并让我提出要立即见她——那是一个周日：“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当你问她你处在她的雕塑中的什么地方时，你把自己放进了她的妄想之中。她一定觉得被抛弃了，会很绝望。”为了取悦她，我马上打了电话——虽然我觉得她有点夸张。而患者的母亲发现她的女儿正要从阳台上跳下去。这件事情让人永生难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教会了潘果夫，在极端痛苦的情况下，人们为了在恐怖中存活会“变得”疯狂。在《人及其精神病》的第一章中，她引用了让·凯罗尔（Jean Cayrol）对自己如何能够忍受折磨的解释：“我在想我的花园里的苹果树。”
她补充道：他是他的花园里的苹果树，他的身体变成了他的花园里的苹果树。在我与那些来自拉丁美洲的遭受折磨的患者的工作中，我也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一点：为了忍受痛苦，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找到一种逃离身体的方法。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在1985年的电影《浩劫》（
Shoah
）中给出了一些创造性地利用精神病的例子，这种方法让死亡集中营里的一些囚犯得以幸存。
下面的故事展示了毁灭性的现实有着能让人发疯的力量。这是一个潘果夫已经见了两年的患者。她经常在研究小组中谈论他，因为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时不时地要自杀，以至于必须住院治疗。在其他方面，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充满活力和幽默感，非常爱他的妻子和孩子。
有一次，在这个男人住院时，他的妻子打电话给潘果夫。她说她对这些反复发生的危机感到绝望，并要求潘果夫写一张证明，说明她的丈夫没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务。鉴于潘果夫对这个男人的了解，她感到这个请求很奇怪。为了给自己时间思考，她让这个女人来见她。什么时候呢？立刻——那是一个周六。
这个女人到了，并开始说话。她看起来心烦意乱，她哭了，但潘果夫觉得有些不对劲。当潘果夫在研究小组中描述这次会谈时，她说她听这个女人说了几个小时，如果必要的话，她愿意听两倍于此的时间。终于，这个女人崩溃了，她开始辱骂。“都是你的错。你毁了我的生活。”女人透露，多年来她一直是丈夫挚友的情妇。他们两个人决定让丈夫自杀，以获得他可观的财产。但是怎么做呢？交给她吧，她知道该怎么做。通过一些小事情——“但我当然告诉过你了，亲爱的。真奇怪，你竟然不记得了。”或者把一个重要的东西藏起来，并且坚持说她刚刚还见过它。他于是一天比一天恍惚了：自己刚才说什么来着？诸如此类。纯粹的邪恶。[你知道1499年西班牙戏剧《塞莱斯蒂娜》（
La Celestina
）中的同名角色塞莱斯蒂娜吗？她是一个凶残的妓院老鸨。
]
患者当然会谈到他的“遗忘”，他的“记忆差错”。当他对它们的忧虑变得难以承受时，当他的“症状”变得愈加频繁时，潘果夫识别到了抑郁和自杀欲望的警告信号，但她无法确定原因——这自然理由充分。
潘果夫做了什么呢？她打电话叫了辆出租车，和这个女人一起去了普罗旺斯。在诊所，在她的患者的房间里，她告诉他的妻子：“好了，你现在可以去告诉他了。”在妻子供认完这些之后，潘果夫必然会加上她那句著名的“就是这样”。有多少治疗师会在类似的情况下像她这样做呢？
祝你假日愉快。